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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與新時期外交政策的調整
孫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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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基本來源於本世紀60年代毛澤東在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世界形勢中形成的幾個主要觀點。

  一是對蘇聯霸權主義的抵制及認識。從50年代后期以后,蘇聯領導集團即開始憑借本國在戰后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的國力推行同美國合作主宰世界的方針,並逐漸向霸權主義的方向演變。為此,他們不斷干涉別國別黨的內政,要求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都要受蘇聯“指揮棒”的驅使,服從蘇聯的全球戰略。對於堅持獨立自主,反對蘇聯控制的國家和政黨,則不斷施加壓力,甚至進行軍事威脅,終於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毛澤東一直警惕和關注著蘇聯領導集團的演變,堅定地維護著中國的獨立和主權。對於蘇共領導人提出的有損中國主權的要求,如建立長波電台、聯合艦隊等等,毛澤東都毫不含糊地予以拒絕﹔對蘇聯為迫使中國屈服而施加的種種壓力,如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援華專家,逼迫中國還債,增兵中蘇邊境等等,毛澤東都領導中國人民以大無畏的氣概堅決頂住﹔當蘇共領導集團把中蘇兩黨的分歧公開化,對中國共產黨發動全面攻擊時,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同蘇共領導集團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公開大論戰,開展了對於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全面批判。誠然,由於受當時“左”的指導思想的影響,這些批判中固然有不妥之處,對於修正主義的概念也缺乏科學的解釋。但毛澤東堅持使中國保持獨立自主地位,寧可蒙受損失也不向任何壓力屈服,則不僅完全正確,而且意義深遠。隨著這種斗爭的深入和蘇聯演變的發展,毛澤東逐漸得出了蘇聯已蛻變為霸權主義、社會帝國主義的結論,認為這個曾是“老大哥”的國家,已墮落成富有侵略性的危險敵人。

  二是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陣營的認識。作為戰后資本主義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由於50年代侵朝戰爭的失敗,和60年代長期陷於侵越戰爭的消耗,自身實力和對其盟國的控制力都大為削弱,但仍能憑借其實力上的優勢維持著對盟國的控制。而這些盟國則隨著自身力量的恢復和發展,越來越不甘心受美國的擺布。離心傾向逐漸增長,甚至公開分庭抗禮,從而使帝國主義陣營內部的矛盾也日益尖銳。對這一情況,毛澤東早有預料。早在1956年中東發生蘇伊士運河事件時,他就根據美英兩國暴露的矛盾指出:現在沖突著的,有“兩類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即美國跟英國、美國跟法國之間的矛盾,一類是帝國主義跟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矛盾。三種力量,第一種是最大的帝國主義美國,第二種是二等帝國主義英、法,第三種就是被壓迫民族。”①他還認為,在這些矛盾著的力量中,“帝國主義之間鬧,互相爭奪殖民地,這個矛盾大些。”②1964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美帝國主義甚至對它在西歐、北美和大洋洲的盟國,也實行弱肉強食的政策,力圖把它們踩在自己的腳下。”③為此,他號召“所有受到美國侵略、控制、干涉和欺負的國家要聯合起來,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反對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保衛世界和平。”④以后,毛澤東又對他曾經提過的“中間地帶”的看法作了重新解釋,把西歐、日本稱為第二中間地帶,亞非拉稱作第一中間地帶。顯然,毛澤東在當時已經把西歐、日本同美國作了明確區分,把他們看作是可以爭取、聯合的力量。

  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美國由於自身力量的衰落和中國的發展壯大,已難以繼續維持其不同中國交往的僵硬政策。因此,尼克鬆出任美國總統后,明智地作出了改善中美關系的表示。毛澤東及時地抓住這一契機,推動中美關系開始了正常化的進程。同美國關系的解凍,也為中國同受美國控制的西方國家之間改善關系創造了條件。

  三是對亞非拉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60年代是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革命運動風起雲涌的時期。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紛紛獨立,宣告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的瓦解。對此,毛澤東非常振奮,並多次代表中國政府對各國人民的反帝反殖斗爭給予堅決支持和高度評價。他在60年代曾先后指出:“世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都得到並將繼續得到六億五千萬中國人民的堅決支持。”⑤“中國人民把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斗爭的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並對他們的一切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斗爭給以熱烈的同情和支持。”⑥“亞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風暴,定將給整個的舊世界以決定性的摧毀性的打擊。”⑦對被壓迫民族和人民革命斗爭的前途,毛澤東充滿了信心。他在1970年5月20日發表的聲明中指出:“無數事實証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隻要敢於起來斗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在60年代毛澤東關於國際問題的論述中,對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持和評價佔了相當大的份量﹔世界各地幾乎所有的反帝愛國斗爭,毛澤東都發表談話或文電表示支持。這不僅體現了毛澤東對人民反帝斗爭的重視,而且還說明他早已把共同進行這一斗爭的廣大亞非拉國家看作是一個整體。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已經把世界各種政治力量看成為三個部分,即:企圖主宰世界的美國和蘇聯﹔在反帝反殖斗爭中日益崛起的亞非拉發展中國家﹔以及處在兩者之間的一批發達國家。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便是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形成的。

  二

  70年代初,世界政治力量的格局在動蕩中開始趨於明朗化,毛澤東上述關於“三個部分”的認識得到了完全証實,在此基礎上,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第一次闡述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指出:“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⑧1974年4月10日,經毛澤東批准,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對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作了更為確切的闡述,指出:“從國際關系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於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⑨此后,毛澤東又從不同角度論述了三個世界的各自特征及其相互矛盾,使之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思想。其主要內容包括:

  1.當前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爭霸與反霸,主要危險是霸權與戰爭。爭奪世界霸權的隻有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蘇聯既要充當超級大國,就不能不走同美國爭霸的道路﹔美國要保住其昔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也不能不同蘇聯激烈爭奪。正如毛澤東指出的:“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⑩為了在爭霸中壓倒對方,雙方必然要拼命擴充軍備,必然要在全球爭奪勢力范圍。這樣就使戰爭的危險不可避免地降臨到世界人民頭上。因此,毛澤東認為,美蘇爭霸,必有一戰。由於一旦戰爭爆發,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人民毫無疑問都將是受害者。因此,為免受戰爭災難,大多數國家和包括美蘇兩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必然要堅決反對蘇美兩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政策,這一矛盾也就成為具有突出地位的主要矛盾。毛澤東當時還認為,在蘇美爭霸中,由於蘇聯採取戰略攻勢,所以具有更大的侵略性和危險性,是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

  2.以經濟和軍事實力以及對霸權和戰爭的態度為標准,將所有國家劃分為三個世界。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自不必說,毛澤東把他們劃為第一世界。中國和廣大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盡管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各異,相互間也存在著各種矛盾,但歷史遭遇和維護民族獨立、擺脫貧窮與落后、反對霸權主義和戰爭威脅等現實任務卻是共同的。因此,毛澤東把我國和廣大發展中國家都列為第三世界。處於兩者之間的一批歐洲國家及日本、加拿大等國,經濟上雖都比較發達,但軍事上實力不如甚至依賴於美蘇兩國,政治上也受著這個或那個超級大國的控制,因此都具有維護國家主權和獨立的要求。他們既無力發動戰爭以謀求霸權,又害怕因發生戰爭而蒙受損失。因此,毛澤東把西歐各國和美國相區別,把東歐國家同蘇聯相區別,將他們劃為第二世界。這裡,毛澤東改變了以往用社會制度和階級屬性為標准劃分世界政治力量的傳統做法。因為這種做法已不能夠准確地反映變化了的客觀實際,而三個世界的劃分則比較准確地反映了新的世界格局,也有利於制定正確的外交方針和政策。

  3.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務是反對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第三世界是反霸斗爭的主力軍。這不僅是因為第三世界國家人口眾多,分布廣闊,而且還由於他們在歷史上曾長期受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在現實中又飽受超級大國的欺負和侵略威脅,甚至成為超級大國在爭霸中任意宰割的對象,因此具有強烈的反抗精神和開展聯合斗爭的要求。事實上,這種斗爭也從未間斷,到70年代,則出現了明顯的聯合反霸的趨勢,如拉美國家發起的反對超級大國海洋霸權的斗爭﹔阿拉伯國家和其他石油輸出國維護石油權益的斗爭﹔七十七國集團為爭取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進行的斗爭等等,都給超級大國的強權政治以沉重打擊,成為國際反霸斗爭的主要力量。

  4.第二世界是反霸斗爭中可以聯合的力量。這些國家並不甘心於受超級大國的控制,出於自身利益的考慮,他們有時不得不參加超級大國之間的角逐,但總是力求擺脫超級大國對他們的控制。其中一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國家雖然同第三世界有著深刻矛盾,不願放棄舊的殖民統治。但是美蘇兩國的霸權主義和戰爭政策對他們的威脅則更直接、更現實。從而使聯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因此,毛澤東指出:“要爭取他們,如英國、法國、西德等。”(11)

  5.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毛澤東明確指出:“中國屬於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隻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12)這不僅是因為中國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有著類似的經歷,又共同面臨著反對霸權,發展經濟,擺脫貧窮的長期任務,而且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基本要求。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原則是不相容的。中國既然要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就永遠不會謀求世界霸權,做超級大國。不僅現在經濟落后時不稱霸,就是將來經濟發達了,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也仍然不稱霸,仍然屬於第三世界。正如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庄嚴宣告的那樣:“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屬於第三世界。”“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13)

  以上內容體現了一個明確的指導思想,就是以第三世界為主體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當然,由於歷史的局限,這一戰略思想中也存在著某些不盡符合實際的認識,比如對歐洲國家的劃分就過於籠統,沒有把東歐和西歐作區別。但是其總的方面和聯合反霸的指導思想,則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它不僅為人們正確認識國際形勢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也為我國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的條件下,排除“左”傾錯誤的干擾,適時地調整對外政策,搞好外交工作,提供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三

  在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指導下,我國在對外政策方面進行了一系列必要的調整。

  首先是縮小了打擊面,用建立聯合反霸統一戰線的方針取代了反帝反修的方針。在60年代,面對美國的敵視政策和蘇聯逐步升級的反華行徑,我國曾採取了既反美又反蘇的對外方針。這在當時確實有迫不得已的因素。因為我們必須為維護國家主權,捍衛領土安全而斗爭。問題是這種斗爭同時又受到了黨在處理國內問題時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影響,致使打擊面不斷擴大。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們在對外宣傳中竟提出“打倒帝、修、反”的口號。作為馬列主義政黨,“帝修反”當然要反對,但當時在極左思潮的干擾下,我們實際是根據這一口號,在外交工作中推行了一系列強加於人,四面出擊,不顧政策的做法,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毛澤東發現這一情況后,從1968年起屢次對上述做法提出嚴厲批評,並指出這是“因為中國內部有人搞大國沙文主義,搞極左”。在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中,他又十分明確地把追隨或依附於美蘇兩國的國家,同美蘇兩國本身作了區別,隻把超級大國作為對立面﹔在超級大國中,又把處於攻勢地位的蘇聯和處於守勢地位的美國加以區別,把蘇聯當作最危險的敵人。從而極大地縮小了打擊面,擴大了聯合面,糾正了一度向“帝修反”全面進攻的“左”傾做法,並根據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這一當代世界人民的主要任務,確定了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對外工作方針。

  二是加強了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們黨在極左思潮干擾下,曾片面地把支持世界革命同保持國與國之間的和諧關系對立起來。結果使我們疏遠了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也給我國的外交工作造成了不少困難。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的提出,糾正了脫離實際地追求世界革命的“左”的傾向,把聯合第三世界共同反霸作為外交工作的重點。為此,我國作為第三世界中的一員,努力加強了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堅決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捍衛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反對外來侵略和干涉的正義斗爭。同廣大發展中國家一道,為打破大國欺負小國,富國壓榨窮國的國際舊秩序,建立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國際新秩序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斗爭,從而使我國在第三世界國家中威信日益提高,影響不斷擴大,朋友愈來愈多。從1970 年到1982年,同我國建交的第三世界國家達56個,比1968年以前增加了將近1倍。其中在60年代同我國外交關系一度中斷或發生波折的7個非洲國家,都在此期間先后同我國恢復或改善了外交關系。可以說,70年代是我國同第三世界國家關系大發展的年代。

  三是積極改善了同第二世界國家的關系。這些國家不是一些老牌的帝國主義,就是曾被我們認定的“修正主義”。其對華政策又分別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左右,而我國原來又把反帝反修作為國際斗爭的首要任務,從而使我們很難同這些國家進行正常交往。1972年中美關系解凍后,使中國同日本及西歐國家改善關系的障礙開始得到克服。而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由於論証了爭取和聯合第二世界共同反霸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從而進一步排除了我國同第二世界國家正常交往的障礙,為我國的外交工作提供了新的發展余地。70年代中國外交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可以說就是同第二世界國家關系的改善。1969年以前,西歐、北歐和南歐隻有6個國家同中國正式建交。英國和荷蘭隻同中國互設有半建交性質的代辦處。而到了70年代末,除了安道爾等4個國家外,中國已同這個地區所有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另外,和歐洲共同體,及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也先后建立了外交關系。在廣泛建交的同時,我國同西方國家在經濟貿易方面的合作也有了實質性進展。從1973年到1977年,經毛澤東批准,在周恩來的推動下,我國陸續同日本、西德等國簽約、成交了一批價值達39.6億美元的引進技術項目(14),為后來的對外開放政策作了一次重要嘗試。在此期間,我國同東歐幾個國家的關系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貿易、科技交流、人員互訪,都有所恢復。因此,當后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對外開放的決策時,中國面向第二世界的大門,事實上已經打開了。這不能不歸功於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與實踐。

  當然,由於“文化大革命”尚在繼續,我國的外交工作此時還不可能根本擺脫“左”傾錯誤的影響。特別是江青一伙把同外國的正常交往別有用心地誣蔑為“崇洋媚外”、“賣國主義”,推行閉關鎖國政策,給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貫徹和外交工作的開展造成了極大困難。但盡管如此,我國的外交工作在70年代還是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左”傾錯誤破壞的后果,而且也在事實上促成了廣泛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這固然同周恩來、鄧小平等人抵制“左”傾錯誤的努力分不開,但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及由此產生的方針政策則起了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正象鄧小平后來指出的:毛澤東在他晚年為我們制定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對於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於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15)

  四

  上述一系列外交成就的取得,還為我們更加全面、准確地理解和掌握毛澤東思想,理解黨在新時期的對外政策,應付各種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啟示。

  首先是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觀察和分析形勢的思想方法。如果我們在70年代仍然固守那種以社會制度和階級屬性為標准劃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思想方法,那就不可能對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后的世界形勢作出清醒的、正確的判斷,更不可能作出三個世界的戰略劃分。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提出,再一次體現了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說明毛澤東盡管晚年由於思想脫離實際,犯了嚴重錯誤,但還並未完全拋棄他曾身體力行多年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如果說他對於國內形勢的分析和判斷是愈來愈脫離實際的話,那麼他對於國際形勢的分析和判斷則愈來愈接近或符合實際。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提出,充分証明了這一點。雖然,如前所述,這一戰略思想當中也包含有某些不切實際的認識,但隻要堅持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觀察和分析形勢,這一缺陷是不難彌補的。這也說明了實事求是在毛澤東思想發展過程中所起的主導作用。

  其次是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集中打擊最主要的敵人的策略方針。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又一次體現了毛澤東在長期對敵斗爭中形成的這一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在當時世界存在的多種矛盾中,毛澤東准確地抓住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同世界各國人民的矛盾﹔同時又深刻地洞察到美蘇兩霸之間存在著的尖銳矛盾,以及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採取攻勢的蘇聯。從而使國際反霸統一戰線對依靠誰、聯合誰、打擊誰,有了明確的策略方針。由於這一方針的貫徹,有效地粉碎了超級大國主宰世界的企圖,壯大了維護和平的力量,制約了戰爭危險的增長。這一成功的實踐再次証明,任何敵對勢力,不論多麼強大,都不會是鐵板一塊,總有矛盾可以利用﹔任何中間勢力不論多麼動搖,都可以也應當努力爭取﹔作為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先進政黨,不論任何時候,都應該堅持依靠進步力量,爭取盡可能多的同盟者,盡量縮小自己的對立面。這一點,在今天的國際斗爭中仍然有著現實意義。

  再次是對於戰爭危險的警惕與判斷。不可否認,毛澤東確曾過分強調過戰爭爆發的危險,認為美蘇爭霸必有一戰,而且戰爭危險迫在眉睫,並要求國內一切工作都要服從戰備的需要。而戰備工作則要立足於早打、大打、打核戰爭,從而擠掉了一些必要的經濟建設。這在軍事對抗加劇,侵略威脅臨近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必要的。正是由於對戰爭危險的重視,我國及許多國家才保持了對戰爭的高度警惕,加強了反侵略戰爭的准備,從而制約了戰爭危險的增長。同時,還應當看到,毛澤東在預測形勢發展時也曾認為:不是戰爭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戰爭。70年代初他還認為:“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各國人民必須有所准備。但是,當前世界的主要傾向是革命。”(16)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不僅繼續指出了美蘇爭霸所產生的戰爭危險,而且也明確指出了第三、第二世界聯合起來,反對霸權主義,制止戰爭爆發的緊迫需要與現實途徑。這說明,隨著形勢的發展,毛澤東也認為世界戰爭並非不可避免,問題在於制止戰爭的途徑。事實証明,毛澤東設想的通過革命制止戰爭的途徑是不切實際的,而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所開辟的通過聯合反霸制止戰爭的途徑則是現實可行並卓有成效的。70年代以來世界和平局面的得以維持,以第三世界為主體的聯合反霸斗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聯合反霸所產生的威懾力,並不僅限於軍事力量的增強,而主要是體現在經濟與政治力量的發展。這一點,對於人們根據形勢的發展,再對戰爭危險作出新的更加符合實際的判斷,無疑是十分有益的。

  上述幾點啟示,實際上比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本身的指導作用更有價值。因為正是這些寶貴的啟示,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外交政策的進一步調整奠定了成功的基礎。

  五

  世界進入80年代以后,形勢的發展出現了某些新的特點,一方面蘇美仍在激烈爭奪,戰爭危險依然存在。但另一方面,雙方之間大規模的軍備競賽又產生了一種制約力量,以致於雙方誰都無制勝把握,誰都不敢輕啟戰端。與此同時,作為反霸主體的第三世界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中國作為世界和平與穩定的重要因素,作用日益突出,成為誰都無法忽視的、既獨立自主、又足以同兩個超級大國抗衡的重要力量,從而形成了所謂“大三角”的戰略格局。對這一格局的發展趨勢作出判斷並採取對策,就成為中國共產黨在80年代面臨的新任務。而中國共產黨此時也恰好具備了勝任這一任務的條件。這不僅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正確戰略思想及其成功實踐可以作基礎,而且還由於江青反革命集團已經被粉碎,十年動亂已經結束,從而排除了外交工作中最大的破壞因素。更為重要的是,1978年底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鄧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指導方針,糾正了長期以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傾指導思想,決定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為全黨全國的頭等大事和中心工作。這些具有全局意義的重大轉變,無不為我們黨制定正確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保証。

  在這一背景下,從80年代開始,我們黨在對外政策方面逐步進行了又一次調整和充實。指導這一次調整的,正是為形成和實踐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作出過重大貢獻的鄧小平。1982年9月,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提出:“加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爭取實現包括台灣在內的祖國統一,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是我國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這三大任務中,核心是經濟建設,它是解決國際國內問題的基礎。”(17)從而為我國新時期的對外政策確定了依據和方向。圍繞這一依據和方向,中國共產黨從對國際形勢的認識到外交工作的實踐,都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首先是在繼續警惕戰爭危險的同時,提出了關於世界戰爭可以避免的新論斷。1980年初,鄧小平在談到國際形勢時曾指出:80年代“是非常動蕩、充滿危機的年代”,但是,“如果反霸權主義斗爭搞得好,可以延緩戰爭的爆發,爭取更長一點時間的和平。這是可能的,我們也正是這樣努力的。”(18)隨著形勢的發展,到1985 年,鄧小平更加堅定了他的上述判斷,明確指出:“過去我們的觀點一直是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這幾年我們仔細地觀察了形勢”,認為“世界戰爭的危險還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長超過戰爭力量的增長。”“由此得出結論,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通過發展和平力量,樹立戰勝霸權主義,避免世界大戰的信心,這既是對三個世界劃分戰略思想的發展,又成為我們黨在歷史新時期制定國內外政策的一個重要出發點。

  第二,同對於戰爭與和平的認識相聯系,鄧小平又進一步提出了關於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新論斷。戰爭可以避免的前提是,要把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搞好。這就要求和平陣營的力量必須不斷增長,必須使這一力量的主體——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盡快地發展強大起來,改變貧窮落后面貌,縮小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第三世界越發展、越強大,世界和平就越有保証。基於這一認識,鄧小平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論斷,他指出: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但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有兩個,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因此,兩大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20)由於80年代美蘇兩國限制軍備談判取得了進展,緩和氣氛出現,和平希望增加﹔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同少數發達國家的貧富差距卻在拉大,發展經濟、擺脫貧困,已成為廣大第三世界國家面臨的日益嚴峻的課題。因此,鄧小平指出,在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中,核心是發展問題。不僅第三世界國家要發展,就是發達國家也面臨著如何繼續發展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既要靠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團結合作,也需要推動發達國家從人類發展的高度來給予合作和支持,改變舊的、不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也就是通過南南合作,推動南北合作。從上述認識出發,堅決站在第三世界一邊,為推動和平與發展兩大主題的解決而努力,就成為歷史新時期我國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同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相比較,鄧小平關於兩大主題的論斷更側重於從經濟角度去把握政治問題。從反霸、維護和平的目標來講,二者是一致的。但就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來看,兩大主題的論斷所指出的通過經濟發展來促進和平、保証和平的道路,則更為現實,更加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在歷史新時期的又一重大發展。

  第三,更加堅定和全面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80年代“大三角”的世界格局中,中國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論倒向哪一方,都將打破已有的力量平衡,影響世界局勢的穩定。同時也有可能使中國最終成為超級大國的附庸,喪失經過多年奮斗才取得的獨立地位。因此,鄧小平反復強調,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外交政策的調整,就是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不打美國牌,也不打蘇聯牌。中國也不允許別人打中國牌。”(21)“我們奉行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誰搞和平,我們就擁護﹔誰搞戰爭和霸權,我們就反對。”“我們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於世界和平。”(22)同以往相比,我國在新時期所奉行的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具有兩項重要發展:

  一是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起,我們在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確定和實施了對外開放的方針,並努力使二者相輔相成。鄧小平在總結中國的歷史時談到:“經驗証明,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當然,象中國這樣大的國家搞建設,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堅持自力更生的基礎上,還需要對外開放,吸收外國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我們發展。”(23)在鄧小平的推動下,我國的對外開放政策得到了堅定的貫徹和不斷的擴展,取得了顯著成效。不僅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而且還極大地增強了中國自力更生的能力和獨立自主的地位。這是毛澤東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獲得的進一步發展。

  二是在堅持反對霸權的同時,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積極發展同一切國家的友好關系,開展同世界各國的經濟技術交流與合作,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作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創始國,中國一向把這五項原則作為處理對外關系的准則。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的提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於現代化建設總任務的確定,以及改革開放方針的實施,為我國根據這一准則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障礙,同世界各國和平共處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條件。為此,鄧小平不僅反復強調“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系的准則。”(24)而且還多次向國際社會推薦這一准則,並得到了廣泛的贊同,從而使我國的外交工作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上表現了更大的靈活性,既堅持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又努力爭取同一切國家和平共處,友好合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系得到了繼續鞏固和加強﹔同美國、蘇聯先后實現了關系正常化﹔同西歐、東歐國家的關系得到了不斷改善。特別是對於東歐國家,鄧小平代表中國共產黨主動承認了過去我們對“東歐各國各黨所處的特殊環境理解得不夠”(25)的缺點,作了自我批評,為雙方關系的恢復和發展掃除了障礙,使我國與東歐各國各黨的關系發展到一個新階段,從而彌補了作三個世界劃分時對於東歐國家的認識不夠符合實際的缺陷。經過一系列努力,我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國際上得到了越來越多的理解和贊賞,同我國正式建交的國家逐年增加,至今已達150多個。我國的國際威望和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和加強。

  通過上述回顧,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國的對外政策從70 年代起,就開始擺脫“左”的影響,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終於開創了我國外交工作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贏得了極為有利的外部環境。為此奠定了堅實基礎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思想,而使之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則是鄧小平的歷史貢獻。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注釋

  ①②《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41頁,第342頁。

  ③④《支持巴拿馬人民反美愛國正義斗爭的談話》,見1964 年1月13日《人民日報》。

  ⑤1960年5月9日《接見伊拉克、伊朗、塞浦路斯的朋友的談話》,見1960年5月10日《人民日報》。

  ⑥1961年4月23日接見亞非外賓的談話,見1961年4月29日《人民日報》。

  ⑦⑧(11)摘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

  ⑨見1974年4月11日《人民日報》。

  ⑩1976年2月間的一次談話,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

  (12)毛主席1974年2月的一次談話。引自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

  (13)引自1974年4月11日《人民日報》。

  (14)參見房維中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大事紀》,第505 頁。

  (15)(17)(18)《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第146頁,第372 頁,第205頁。

  (16)1970年五·二○聲明。

  (19)(20)(21)(22)(23)(24)《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7頁,第105頁,第57頁,第156頁,第78頁,第283頁。

  (25)《鄧小平同志重要談話》(1987年2月—7月),第20頁。

  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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