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拓是當代杰出的新聞工作者、政治家、歷史學家、詩人和雜文作家，是經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老新聞工作者，一生寫有許多優秀的作品，也受過錯誤的打擊。在他輝煌而曲折的人生歷程中，他的精神和品格為許多新聞工作者所敬仰。
鄧拓兼任《前線》主編，對“三面紅旗”發表冷靜清醒的見解﹔
所開辟的《燕山夜話》專欄，被林彪、“四人幫”誣蔑為反黨工具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在整風運動中，由於鄧拓主政的《人民日報》“按兵不動”，受到中央領導的嚴厲批評，鄧拓也因此由《人民日報》調到北京市委工作。
此時，北京市委決定辦一個理論刊物，萬事俱備，隻缺一個主編。1957年8月，鄧拓走馬上任，擔任北京市委主管思想文化戰線的書記，兼《前線》半月刊主編。鄧拓是著名的報人，又因為在個時期來到北京市委工作，市委負責人彭真、劉仁有意不讓他分管報紙，隻讓他管一個刊物。這是對他的保護，其用心良苦，鄧拓是充分理解的。
1958年，中央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開始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全國籠罩在“左”傾狂熱之中。《前線》雜志就是在這個“左”的氛圍中籌備創刊的。北京市委作為黨的一級組織，理所當然地要高舉“三面紅旗”。但是，市委一些負責人對有些問題也有所抵制。彭真為《前線》作的《發刊詞》，就力圖糾正“左”的思想，明確提出必須實事求是地按照客觀規律辦事，不能單憑主觀的熱情，盲目地蠻干，更不能像風箏、氫氣球一樣，隨風飄蕩。
1958年11月25日，《前線》創刊，前10期的10篇社論都出自鄧拓的手筆。在那個時代，以宣傳黨和國家的總路線，宣傳黨的中心工作為主要內容的報刊社論，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左”的思想的影響。但是，作為杰出的政論家，鄧拓對當時流行起來的那種嚴重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危害群眾根本利益的“左”傾錯誤已經有一定的覺察。他的10篇社論中有3篇談論群眾路線。如《前線》第2期社論《群眾路線是我們黨的根本路線》指出：“我們有的干部，自以為已經懂得了許多實際情況，就不注意隨時隨地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不肯耐心地同各方面的群眾反復商量問題，就憑自己的腦子一熱，靈機一動，就做出判斷，亂下命令。”社論說，我們的口號是“按照客觀的可能和需要辦事，決不應該把空想當做可能性”。在另一篇社論裡，鄧拓針對當時流行的高指標，特別提出一切計劃“都必須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礎上”。他寫道：“任何指標的提出要有根據，就是說，要有實施這些指標的充分理由，而不能單憑主觀的願望。沒有根據的指標不僅沒有實現的保証，還可能招致許多意外的困難。”在狂熱的年代裡，能夠發表如此冷靜清醒的見解，表現了社論作者的膽識和勇氣。
但是，北戴河會議后泛濫開來的“左”傾錯誤，具有指導性的影響，在全國造成災難性的后果。大煉鋼鐵運動，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農業豐產卻未獲豐收。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刮起的“共產風”，“一平、二調”，嚴重侵害了農民的利益，損壞了農業生產力。
1958年底和1959年初，黨中央開始糾正人民公社化中的“左”的錯誤。但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召開的廬山會議卻中止了反“左”的議程，又轉為進一步開展“反右傾”運動，把階級斗爭引進黨內，使為數眾多的黨員、干部受到不應有的批判和處分。“左”傾指導思想進一步發展。
1960年、1961年，我國國民經濟發生嚴重困難，黨中央決定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毛澤東號召全黨認真總結經驗，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恢復黨的實事求是傳統，使1961年成為實事求是年。
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研究如何克服“左”的傾向，多做實事，少說空話，安排好困難時期群眾的生活，依靠群眾，渡過難關。鄧拓在會上就報紙的宣傳工作發表了意見。他說，現在工業下馬，農業欠收，物資供應緊張，群眾生活困難，情緒低落，許多事情不好報道。報紙應當提倡讀書，幫助群眾開闊眼界，增加知識，振奮精神，在困難時期保持一個好的精神狀態。
北京市委常委會議的精神在《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傳達以后，《北京晚報》編輯部的同志都覺得鄧拓的意見好，為《晚報》出了一個好題目，決定在報紙上開辟一個知識性雜文專欄，並請鄧拓本人來寫，由當時擔任《北京晚報》副主編的顧行和副刊編輯劉孟洪去約稿。開始約稿，鄧拓沒有答應。經再三約請，鄧拓表示同意，決定專欄的名字叫《燕山夜話》，他的筆名用“馬南邨”。他說：“燕山，是北京的一條主要山脈﹔夜話，是夜晚談心的意思。馬南邨取馬蘭村的諧音，這是我們辦《晉察冀日報》所在的一個小村子，我對它一直很懷念。”就這樣，從1961年3月19日開始，鄧拓的《燕山夜話》每星期二、四在《北京晚報》的“五色土”副刊和讀者見面。到1962年9月2日停止，共發表153篇雜文。鄧拓在《燕山夜話》編輯成冊時的《奉告讀者》中說“寫《夜話》是被人拉上馬的”，這確實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燕山夜話》中也有一部分文章談論了思想路線和思想方法方面的問題。在黨中央和毛澤東“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認真總結經驗”的號召下，鄧拓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根據豐富的歷史知識，探討了幾年來工作中的經驗教訓和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對主觀主義、弄虛作假、強迫命令、說大話、空話等“左”傾思想的表現，進行了尖銳的揭露和批評。不料，“文化大革命”一開始，這本雜文集子竟被用來作為制造政治陰謀的導火線，造成了駭人聽聞的現代“文字獄”。林彪、江青、康生、姚文元一伙開動所有的宣傳機器，誣陷《燕山夜話》是鄧拓“窺伺有利時機”，“按捺不住蠢蠢欲動的反革命心情”，“經過周密策劃而后出籠的”﹔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領導地向黨向社會主義發動猖狂進攻”。
《燕山夜話》以它深刻的思想、豐富的知識和特有的文採博得了群眾的喜愛。在《北京晚報》的影響下，《前線》雜志編輯部也向鄧拓提出了組稿要求。鄧拓感到他自己一個人力不勝任。《前線》編輯部考慮了他的意見，又邀請了吳晗、廖沫沙，由他們3人共同開辟一個專欄，名稱是《三家村札記》。從1961年10月到1964年7月，每人各寫20篇左右。一貫投機鑽營的姚文元，在《燕山夜話》受到社會普遍好評的時候，他也曾推崇備至。然而，三年之后，“文化大革命”一發動，還是這個姚文元，在他那篇充滿謊言和恫嚇的《評“三家村”》一文中，無中生有地一口咬定鄧拓、吳晗、廖沫沙結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燕山夜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
“四人幫”以鄧拓為“突破口”，一場政治災難降臨在鄧拓頭上。
他用生命維護自己的清白和無辜
當調整任務順利完成，國民經濟剛剛開始重新得到發展的時候，1966年5月起，“文化大革命”以鋪天蓋地之勢迅速席卷全國。
“文化大革命”首先從“造輿論”開始，吳晗、鄧拓、廖沫沙被拿來開刀祭旗。從批判《海瑞罷官》、《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入手，上追“后台”，下掃“牛鬼蛇神”，先砸爛北京市委，繼而搞亂全國，接著矛頭直指“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揪出所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文化大革命”一套完整的戰略部署。由姚文元署名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無中生有，誣陷吳晗。彭真和北京市委抵制姚文元的文章，在僵持了19天之后，迫於形勢，北京市委同意在北京出版的各報予以轉載，但同時強調對《海瑞罷官》的評價屬於學術問題，要按照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進行平等的、以理服人的討論，還特別指出“對姚文元文章的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根據這個意見，《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相繼全文加編者按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同時，也登載了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如鄧拓以向陽生筆名寫的《從〈海瑞罷官〉談到“道德繼承論”》，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主持寫作、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社會思潮？》，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李琪以李東石筆名發表的《評吳晗同志的歷史觀》等等，圍繞歷史研究的觀點和方法、如何評價歷史人物等問題展開了熱烈的學術討論。有些文章對姚文元生拉硬扯、無限上綱的錯誤做法提出了批評。但是，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伙有恃無恐，按照既定的戰略部署，進一步以鄧拓為突破口，鋒芒直指北京市委和“劉少奇資產階級司令部”。一場更大的政治風暴已在醞釀中了。
鄧拓早已感到這是很不正常的政治空氣。他是研究歷史的，了解多災多難的祖國曾經經歷過的各種教訓。至於江青、康生、張春橋一伙，從長期的觀察和接觸中，鄧拓也深知他們的為人。這伙人的所作所為，更使他心明如鏡。康生身居高位，道貌岸然，儼然一副馬列主義理論權威的面孔，然而，鄧拓知道這是個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擅長搞陰謀權術的人，整起人來心狠手辣，尤其對知識分子。江青，這個20世紀30年代上海灘的電影明星，鄧拓對她從來是抱著避而遠之的態度。前兩年她為了出風頭，忽然心血來潮要在北京搞京劇改革的“試驗田”，鄧拓作為北京市委的文教書記，不便硬頂，借口偏頭痛，躲開了她。鄧拓曾對人說過這是個蛇蠍一樣的女人，心胸狹窄，喜怒無常，性好報復。那個張春橋，在晉察翼日報社的時候曾經是鄧拓的部下，此人一貫刁鑽陰鷙，見風使舵，挑撥離間。現在，這一伙人正沆瀣一氣，掌握了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生殺予奪，隨心所欲。看來，這回很難躲脫他們的毒手。
1966年4月，北京市委傳達中央精神，要公開批判《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討論的時候，發言人不多，冷冷清清。大家似乎都有難言之隱，對這次要興師動眾地發動大批判很不理解。但是，以彭真、劉仁為首的北京市委仍然遵守黨的組織原則，按照中央的指示布置了要做的事情。4月16日，《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以3個版的特大篇幅和通欄的黑體大字標題刊登了關於《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材料，並且加了《前線》、《北京日報》的編者按語進行批判。材料刊出后，市委不少同志找鄧拓談心，勸他不要緊張，要正確對待，嚴格要求自己，還勸他保重身體，注意健康，將來還要做很多工作。他感激同志們的深切關懷，但是，回到家裡，孤燈靜坐，卻總也平息不了滿腔的委屈和激憤。一天，楊述來看他，談到眼前風雲，兩位老戰友心情都很沉重。
5月8日，江青首先發難。由她主持寫作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在《解放軍報》發表。文章氣勢洶洶，把攻擊目標對准北京市委，出言不遜地說，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是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一個頭目”，《前線》、《北京日報》是“借批判之名，行掩護之實，打起斗爭的招牌，干著包庇的勾當”。同日，關鋒化名何明在《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別真假》，用同樣的調子向北京市委施加壓力。5月10日，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時發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第二天全國各報轉載。次日出版的《紅旗》雜志1966年第7期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評〈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從此，報刊上批判《三家村》的炮彈越來越密，火藥味也越來越濃。各個省、市，各條戰線，各界人士舉行集會憤怒聲討鄧拓“黑幫”的消息連篇累牘，“砸爛三家村”的口號聲響徹全國。
這些日子，鄧拓一直在沉默中度過。他幾乎從早到晚都坐在書房裡，憂思如焚，悲憤交加。他的夫人丁一嵐在外面參加“四清”運動，難得回家。孩子們見到鄧拓，眼光中帶著懷疑和恐懼，自從批判《燕山夜話》以來，他們也都受到很大的壓力，那淹沒一切的來自黨和群眾的聲音使他們的心靈蒙上了可怕的陰影。往日歡樂融洽的家庭，現在變得冷冰冰的。在姚文元一伙炮制的文章裡，《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被誣蔑為“有政治目的”、“語帶雙關”的“反革命黑話”。如：提倡在業余時間讀書成為“千方百計推行‘和平演變’的陰謀”，關心青年成為“竭力引誘青年走地主資產階級的治學道路，陰謀造就大量地主資產階級的接班人”﹔堅持實事求是作風成為“惡毒攻擊偉大的黨，極端仇視無產階級專政”……每日每時，他看到的，聽到的，盡是這種毒刺般的語句，他仿佛覺得自己被扼住喉嚨，全身緊縛，任人往頭上傾潑污水。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五一六通知》，決定撤銷彭真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重新建立以陳伯達為組長、江青為第一副組長、康生為顧問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直接領導“文化大革命”。
就在這一天，各報又轉載了戚本禹發表在《紅旗》雜志的文章《評 〈前線〉、〈北京日報〉的資產階級立場》，文中竟然有這樣一段：“鄧拓是一個什麼人？現在已經查明，他是一個叛徒。在抗日戰爭時期又混進黨內。他偽裝積極，騙取黨和人民的信任，擔任了《人民日報》的重要職務。他經常利用自己的職權，歪曲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推行和宣傳他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資產階級右派方面一個搖羽毛扇的人物。”看到此處，鄧拓頓時覺得眼前昏黑，頭暈目眩。“卑鄙！”他重重地把報紙摔在地上。他再也不能忍受這種凌辱。他要向市委申訴！向中央申訴！
嚴酷的現實又使他平靜下來。是啊，歷來的文字獄，罪名都是“莫須有”的啊！“士可殺不可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作出了最后的抉擇，決心用生命來維護自己的人格，証明自己的清白和無辜。
深夜，他伏案疾書──
彭真、劉仁並市委同志們：
……盡管在這個斗爭中，我已經變成眾矢之的，全國范圍的批判運動正勝利發展，人們一致聲討《燕山夜話》和“三家村”的“黑幫”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帶著當前的問題進一步學習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勢的發展。……
許多工農兵作者都說：“聽了廣播，看了報上刊登的鄧拓一伙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話，氣憤極了。”我完全懂得他們的心情。我對於所有批評我的人絕無半點怨言。隻要對黨對革命事業有利，我個人無論經受任何痛苦和犧牲，我都甘心情願。過去是這樣，現在是這樣，永遠是這樣。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組織上指定若干人再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中，我寫的文章合計171篇，有問題的是多少篇?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相信這是客觀存在，一定會搞清楚的。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本應該在這一場大革命上經受得起嚴峻的考驗。遺憾的是我近來舊病都發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給黨和人民增加負擔。但是，我的一顆心永遠是向著敬愛的黨，向著敬愛的毛主席。
當我要離開你們的時候，讓我再一次高呼：
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
我們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萬歲！
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偉大事業在全世界的勝利萬歲！
鄧 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晚
寫完申訴書，他走到臥室，看一眼熟睡的妻子和孩子們，又回到書房，給他們留下最后的話：
……我因為趕寫了一封長信給市委，來不及給你們寫信。此刻心臟跳動很不規律。腸炎又在糾纏，不多寫了。
你們永遠不要想起我，永遠忘掉我吧。我害得你們夠苦了，今后你們永遠解除了我給予你們的精神創傷。
永別了，親愛的。
這是鄧拓在他生命最后的時刻向黨、向親人作的傾訴。他終於放下了一生緊握的筆。
第二天清晨，丁一嵐來到鄧拓的臥室，看到倒臥在地上的鄧拓，不禁失聲痛哭。她傷心地撫摸著他冰冷的身軀，泣不成聲地說：“雲特，你安安靜靜地睡吧，你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了！”
鄧拓，一個共產主義的堅強戰士，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一代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就這樣在他生命的盛年結束了一生。這是他的悲劇，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歷史按照自身的規律向前發展。1976年，“四人幫”終於覆滅。黨和人民在歡慶勝利、總結教訓的同時，更加懷念那些慘遭不幸的同志。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1979年，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正式決定為“三家村反黨集團”冤案徹底平反。北京市委在《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中指出：“林彪、‘四人幫’和那個顧問誣蔑鄧拓（原北京市委文教書記兼北京市委黨刊《前線》主編）、吳晗（原北京市副市長）、廖沫沙（原北京市委統戰部部長）三同志是所謂‘三家村反黨集團’，並強加以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種種罪名，完全是出於篡黨奪權的罪惡目的而有組織、有計劃地制造的大冤案，應予全部推倒。”
不久《燕山夜話》重新出版，發行達100多萬冊。鄧拓的重要學術著作、政論和詩詞、散文，經過整理，匯集成140萬字的《鄧拓文集》與讀者見面。
1979年9月5日，鄧拓追悼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等同志參加了追悼會。追悼會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組織部部長胡耀邦主持，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林乎加致悼詞。
悼詞說：“鄧拓同志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了中國無產階級的新聞宣傳事業。他從事黨的宣傳工作近三十年之久，終生緊握戰斗的筆，積極熱情地宣傳毛澤東思想，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對黨的新聞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悼詞說：“鄧拓同志平易近人，作風正派，光明磊落，團結同志。他對敵斗爭堅決，在工作中勇於承擔責任。他密切聯系群眾，經常深入實際，帶頭調查研究，他是執行黨的三大作風的模范。”
這是黨和人民對鄧拓的一生所做的最后的結論。
（作者單位：解放軍空軍政治部編研室 北京 1008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