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前，我在北平經歷了七七事變，那一年我16歲。在地下黨的指示下，我和一位陳姓老奶奶從北平城來到了平西青白口，找到了八路軍獨立第一師獨立第一游擊支隊。
七七事變后來到青白口初做婦救會工作
七七事變后，整個平西的重要城鎮和廣大地區都陷入敵寇手中。日軍所到之處，到處都是慘不忍睹的尸體和被燒毀坍塌的房屋，平西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平西設立了平西地委、平西專署、平西軍分區及平西工、農、青、婦等群眾團體。
1938年1月，在河北的阜平成立了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也叫邊區政府，這是共產黨員在敵后建立的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以后正式成立了邊區農民、工人和婦女抗日救國會。后來晉察冀邊區被毛主席譽為模范抗日根據地。就在邊區政府成立時，我從平西來到了阜平，在婦女抗日救國會任委員（主任范景新，是王平將軍的夫人），工作是將婦女們組織起來參加抗日。
然而，那時阜平的農村因交通不便，加上經濟貧困、文化落后，婦女們被束縛在沉重的封建枷鎖下，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家庭等方面根本沒有地位，過著愚昧無知的生活。她們普遍纏足，砍柴背糧等都要靠男人，稍重一點的家務活，隻能跪在地上做，還經常挨打受罵。要把這些婦女組織起來參加抗日救國活動，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想，要想讓這些貧困落后山區中的婦女參加抗日，首先要讓她們熟悉我。這樣我就一個人吃住在老鄉家，和她們一起做家務、干農活、背孩子。當她們熟悉我以后，再逐漸向她們宣傳婦女解放，號召她們打破封建枷鎖，參加社會活動﹔要求她們首先解放自己，剪發、放足等。同時，用日本軍隊侵佔我國土、殺害我同胞的事實，宣傳每個中國人都要起來參加抗日，把日本侵略軍趕出中國去的道理。我從一家一家地做起，並經過反復多次的做工作后，她們逐漸對我不疏遠了，認識到婦女解放要靠自己，並懂得了抗日的道理，都表示願意參加抗日。就這樣一個村、一個村地做工作，先把村婦救會組織起來，然后組織區婦救會。組織起來的婦女參加抗日的積極性可高了，她們哼唱著支援前線的小調：
小小的燈兒暗幽幽，
丈夫打仗把我丟。
不悲不傷我也不愁，
給他縫件衣裳溫柔柔。
一針一線快快縫，
縫呀縫好送到前線上。
婦女們主動支持丈夫參軍，自己在家努力搞生產，為八路軍做軍衣、軍鞋，送軍糧，護理傷病員等，有力地支援了抗日前線。
同年3月7日，在山西省上寨縣成立邊區婦女救國會，我任副主任（主任是胡克寧）。后來，我在山西省靈丘縣任婦女救國會主任。5月，房良聯合縣政府成立，這是在房山縣境內建立的第一個抗日民主政權，我任婦救會主任。
參加開辟平西抗日根據地，在房（山）良（鄉）聯合縣等地區任婦救會主任
1939年，我從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回到了晉察冀，中央局干部科科長張瑞華（聶榮臻司令員的夫人）和我談話，讓我到一分區工作。那時，工作調動非常頻繁，不到一個月，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主任田秀娟（孫毅將軍的夫人）分配我去河北省蔚縣。她們都知道我能吃苦，就派我到新開辟的地方工作，組織成立婦女抗日救國會，任婦救會主任。從此，我參加了平西抗日根據地的開辟工作。在那裡工作約兩個月后，一分區組織部長趙凡同志來蔚縣檢查工作時對我說，彭真同志要調你去冀東。於是我同趙凡同志一同回到一分區。但因故而未去成冀東，又回到平西區黨委。先在淶水工作一個月后，經區黨委書記馬輝之同志與中央局聯系之后，就把我們留在平西房（山）良（鄉）聯合縣工作，我任婦女救國會主任。在房山縣一區召開的人民代表會上，我任主席。
當時，房山良鄉地區的絕大部分已被日偽軍佔領，隻有山區敵人才不常來。我們黨以房山的堂上村為中心，建立了房（山）良（鄉）縣委，附近的十幾個村子組成了抗日一區。山區的生活非常艱苦，群眾幾乎沒有糧食吃，除了極少量的玉米，主要以樹葉和野菜為食。當地群眾受封建思想的影響很深，婦女大部分纏足，戴大耳環﹔男人還有不少留著辮子和長指甲。這裡雖離北平不遠，但語言不通，有的地方山前和山后的語言都有很大差異。
我是1939年5月來到房良縣的。當時的縣委書記是庄靜山同志，他向我詳細介紹了這裡的情況。在我來之前，婦女工作暫由兩位同志兼管，一位叫王翠平，她天真活潑，過去唱過評劇，工作熱情高﹔另一位叫杜鳳蓮。當時由於房良縣委剛剛建立，根據地的范圍還很小，所以最初工作的重點是在一區。一區雖然僅有十幾個村子，但開辟工作卻非常艱難。我那時也就十七八歲，經常一個人翻山越嶺，走幾十裡地才找到深山裡的村子，然后走門串戶，向群眾宣講抗日救國道理，動員婦女們參加抗日工作。開頭一段時間，我們的宣傳在群眾中並沒有產生明顯效果，群眾沒有真正發動起來。為此，我們及時研究，找出了原因。原來是因為我們都穿著軍裝，群眾有些怕我們﹔另外，我們說話他們也聽不懂。搞清原因以后，我們就換上了便衣，再次登門，效果就好多了。另外，有重點地做了一些人的工作，比如，有個叫晉國路的小學教師，同這一帶群眾的關系很好，影響較大。我們反復地對他進行啟發教育，使他懂得了抗日救國的道理，加入了抗日的隊伍，和我們一起向群眾宣傳團結抗日的主張。由於不斷地宣傳，逐步喚起了群眾。我們還召開婦女大會，進一步激發群眾的抗日熱情。我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的大量事實，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在各種會議上，我們還給婦女們唱抗日歌曲，例如：《五月的鮮花》、《流亡三部曲》等。唱到國土淪喪，人民慘遭涂炭的悲慘情節時，婦女們埋藏於心底的悲憤被喚起了，她們結合自己苦難的身世，都紛紛落下了熱淚，台上台下一片悲泣。她們同情日寇鐵蹄下的骨肉同胞，懂得了“不抗日就要當亡國奴”的道理，開始主動接近我們了，感情也逐漸加深。在初步發動的基礎上，一區各村先后成立了村婦救會組織，由貧下中農的婦女代表當主任。基層婦女組織的建立和鞏固，為成立縣婦救會積累了經驗，創造了條件。通過反封建的宣傳，大部分婦女都放了足，男人剪掉了辮子。由於婦女群眾思想覺悟的不斷提高和其他社會力量的大力支持，大約在1939年的九十月份，正式成立了房良縣婦救會，由我擔任主任，兼任縣大隊大隊長（后改稱武裝部）。這時的縣委書記是郭強，他的愛人老楊也參加了婦救會工作。群眾發動起來了，工作就好做些，對我也有了信任。有一次，我一人從保水去堂上，天快黑了，剛從山上下來，就看見一群黑狼朝我襲來。我連忙撿起石頭朝狼打去，一邊打一邊大聲喊“狼來了”“狼來了”。這時村子裡的干部們聽到了，他們估計到可能是我回來時遇到狼了，立即打土炮把狼嚇跑了，這樣我才平安地回到村子裡。
根據黨的指示，按照“鞏固發展”的原則，在一區的工作全面展開以后，老楊和王翠平留下堅持工作，我便到以十渡為中心的二區做開辟工作。上級派來了蘇石珍、孔淑珍兩位婦女干部接替我的工作，分別擔任一區婦救會的正、副主任。
到了二區，我們首先在十渡、馬鞍村一帶展開工作，以后又發展到六渡和西庄等地。由於有了一區的工作經驗，二區的工作進展比較順利。不久，縣委和縣婦救會也遷到了馬鞍村。
為鞏固和擴大二區，並為開辟三區積蓄力量，我們加緊培養婦女工作骨干，幾個月中就有十幾位婦女同志加入了黨的組織，還選送晉顯漢、晉顯林、銀富貴、史書琴等同志到平西區黨委黨校和抗大四分校學習。經過黨的培養和實際斗爭的鍛煉，婦女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有了明顯的提高，推動了一區和二區婦女工作的不斷發展。
為了擴大抗日統一戰線，婦女組織在黨的領導下，一方面向地主、富農宣傳一致抗日的政策，動員他們減租減息﹔另一方面動員廣大群眾積極參加二五減租和統一累進稅的工作。減租減息運動開展以后，群眾生活有所改善，抗日熱情更高了。在工、農、婦、青聯合組織下，人民群眾支援前線的活動熱烈地開展起來。在四次擴軍中，男青年踴躍報名，婦女們高興地送自己的丈夫和兄弟上前線。
為了保障婦女的合法權利和地位，婦救會同虐待婦女和破壞軍婚的行為作堅決的斗爭。在蒲窪村裡，有個叫張菊的女青年，因丈夫參軍，她寄居在姐姐家。她姐夫是個鐵匠，為人粗暴，姐姐作風也不正。后來張菊被姐夫強奸，還用鐵鏈把她鎖在家裡，不准她說話。事情被告發后，激起了婦女們和廣大群眾的極大義憤，婦救會協助政府依法逮捕了張菊的姐夫，經上級批准，使他得到了應有懲罰。抓住這些典型事例，提高婦女們的社會地位，進一步調動了婦女群眾的積極性。
發動婦女戰勝困難，積極支援前線
1939年冬天，上級下達了一項做棉軍裝的緊急任務，婦救會立即向各區布置，通過各區婦女組織講清了任務，把各村的婦女都動員起來了。數量多，任務重，她們白天抓緊時間干，夜裡在油燈下堅持做。婦救會的干部除了完成分給自己的任務以外，還到各村去檢查質量，發現不合格的軍裝就及時組織返工。經過婦女們的共同努力，我們保質保量地按時完成了這項任務，受到上級的表揚。
雖然根據地是在山區，但日本鬼子的飛機也經常來轟炸。婦女們每人都有做軍鞋的任務，白天為了躲避敵機的轟炸，許多婦女都帶著孩子拿著針線到深山溝或樹林裡去做鞋。那時群眾生活極其艱苦。1939年夏天，拒馬河發大水，兩岸的庄稼幾乎顆粒無收。所有的樹皮、樹葉也都被吃光了。水退以后，群眾都在河邊撈些小魚蝦充飢。一些餓急了的老鄉，就把小魚和蝌蚪生著吃下去。那時縣委也拿不出糧食來救濟群眾，縣委書記趙然就讓婦救會做了許多小油燈，底下釘上木板，天黑以后放到拒馬河上。日本鬼子的飛機發現以后，以為這一片燈光是村庄或有大的活動，就來轟炸。第二天早上，拒馬河兩岸到處是被炸死的魚，大的有二尺多長。我們把這些魚分給群眾，以后還像這樣“請”鬼子來炸了幾次，解決了群眾的一些困難。各級婦救會還組織廣大婦女努力生產，在男人不在家的情況下，力爭多打糧，多交公糧，支援抗日前線。
在一、二區婦救會鞏固發展的基礎上，三區的婦救工作也逐步展開。三區是以紡坊為中心，地處半游擊區，婦救會工作較一、二區更困難，更危險。但是，由於堅持了廣泛活動、慎重發展的方針，終於打開了局面，建立了三區婦救會。從而全縣的婦救工作便普遍開展起來了。
隨著斗爭發展的需要，婦救會逐步組建起一支由青年婦女組成的婦女基干自衛隊。起初，這支隊伍的任務只是做軍裝、軍鞋、軍被，參加識字班學文化和為八路軍洗補軍裝等，以后又增加了軍事訓練。組織起來的婦女武裝，擔負起掩護群眾，並協助八路軍偽裝、隱蔽和支前運輸任務。
1940年夏季，在反“掃蕩”的奪麥斗爭中，男自衛隊從敵佔區把糧食奪回來，全部集中到大黑山，婦女基干自衛隊的任務是把這批糧食經二區、三區最后轉送到一區的蘆子水村。為了繞過敵佔區的封鎖線，隻能走山路，全程有二三百裡，各區都組織起一百多名婦女自衛隊員，沿途轉送。她們背著糧食，沿著羊腸小道，不顧飢渴和勞累，不分白天黑夜，冒著隨時可能發生戰斗的危險，終於將這批糧食安全送到了目的地。以后又接受了運送鋼軌的任務。為了破壞敵人的交通線，並讓我們的兵工廠能夠多生產武器，男自衛隊破壞敵人的鐵路，把鋼軌送到大黑山，婦女基干自衛隊再把鋼軌一根一根地送到蘆子水兵工廠。后來她們也直接參加了破路斗爭。在攻打易縣時，婦救會組織婦女把從火線上背下來的傷員轉送到平西衛生部。為了支援前線，婦女基干自衛隊還分成若干小組，每組十幾人，有的負責把軍鞋、棉衣和糧食等物資送到指定的部隊。敵人封鎖很嚴，白天不便行動就晚上送。還有的運送大量羊肉、雞蛋等慰勞品到部隊，鼓勵子弟兵多殺敵人。
在平西六渡工作時，還發生了一個小故事。一次，我和房良聯合縣的縣長劉介愚和書記趙然一起到區黨委開會，我們沿著拒馬河走，走累了，劉縣長就說你們先休息一下，我到前面去看看。等了一會兒，趙然說怎麼還不回來，我去看看。誰知他去了也不回來。我隻好去找他們，在拒馬河邊找到了他們，一看才知道是因為肚子餓了，他們用缸子在河裡撈了好多蛤蟆骨朵兒（蝌蚪）喝下去了，一人喝了兩缸子，還笑著告訴我說這下可不餓了。我一看也學著他們的樣子喝了兩缸子，果然肚子裡感覺都撐得慌了。到了區黨委，開會的人都等著我們一起吃飯，我們三個都笑著說吃飽了，大家都非常好奇地問，你們都吃什麼了。我們就把實情告訴了他們，大家聽了哈哈大笑，區黨委管理科科長彭城連說我們是英雄。
房良縣的婦女抗日救國會，在黨的領導下，戰勝了許多艱難險阻，積極地參加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和武裝斗爭，作出了令人敬佩的貢獻。1939年夏，為慶祝各界人士參政，在房山縣政府召開的一次邊區政府參政的大會上，我作為婦救會惟一的代表被選為區代表主席，胸前戴著大紅花，騎在大騾子，區委書記王學禮給我牽騾子，從堂上一直走到東山，大家都為我高興。
宣傳、教育並組織兒童參加抗日
以后，婦救會又把兒童團員和上了年紀的婦女組織起來，站崗放哨。這些由群眾組成的反奸網，常常使漢奸特務們寸步難行，自投羅網。有一次，敵人的一個情報處長，化裝成婦女干部進山偵察。我們得到情報后，立即發出雞毛信通知各村，所有山口、路口很快都封鎖了，這個特務剛一進入根據地，就被群眾抓獲了。
1939年夏，平西區黨委書記兼挺進軍政委馬輝之任命我擔任冀察熱遼抗敵后援總會的常委，做教育工作，並在馬輝之的領導下工作。
同年，我們在組織兒童參加抗日活動的同時，以抗戰為中心的文化教育工作也開展起來，普遍建立了抗日小學。自己編課本，縣長劉介愚等縣裡的干部親自講課。這使抗日小學在附近已聞名遐邇，著名的民主人士李公朴曾親自來視察，縣委書記趙然讓縣長劉介愚和我陪李公朴到西庄中學參觀。當時，為表示歡迎，我們還表演了節目，我唱了首《鬆花江上》，李公朴也唱了一首歌。我聽了說這歌很好，能不能教我唱啊。他很爽快地說：好吧，我來教你。就這樣，他親自教我們唱起了他自己寫的歌：
今天在槍林彈雨中，
艱苦奮斗，活潑英勇，
前進，祖國的孩子們。
發揚著革命的傳統，
團體動員團結統一，
向著新中國新青年解放的勝利，
前進，祖國的孩子們。
以后，我在宣（化）涿（鹿）懷（淶）、房（山）淶（水）涿（州）三個聯合縣以及蔚縣等新開辟的根據地做婦女抗日工作，任婦女救國會主任，其中蔚縣做了兩任婦女救國會主任。
（作者單位：解放軍總后勤部 北京 1000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