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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潮互動 |
| ——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化”思潮的起源及流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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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紀30年代“中國化”思潮的出現，主要是由於思想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盲目引進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以及30年代開始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所引發思潮轉向。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化方面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並且初步提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問題，為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准備了較為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濃厚的思想氛圍。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學術界從學理上作了進一步完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涵，同時，中國共產黨積極引導廣大進步社會科學工作者把馬克思主義運用於學術研究領域，開啟了學術運動的新時代。
關 鍵 詞 世界化﹔學術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互動
作者簡介 李方祥（1973- ）男，福建福州人，現為中共福建省委黨校學報編輯部副主編、歷史學博士，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博士后，主要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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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及內涵不僅是中國共產黨在反對黨內教條主義和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的實踐中概括和提出的，同時與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思想界對學術中國化的探索有著內在的學理聯系。而理論界對此則缺乏精細的歷史追溯，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提出的思潮背景及其內涵演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學術中國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等深層次問題，仍然需要從思想史演變的視角作進一步的梳理和考察。
從“世界化”到“中國化”的思潮轉向
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中國思想界興起的以認同民族文化為中心的“中國化”思潮，既有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現代文化發展的內在脈路，又導緣於帝國主義侵華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的民族危機。
首先，思想界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盲目引進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引發20世紀30年代的思潮轉向。
五四新文化運動打破了思想界數千年對儒學的迷信，從民國初期到20年代末期，西方哲學、文學藝術、歷史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被大規模地引入、介紹、移植到中國學術界。然而由於五四時期對文化問題採取的是“形式主義地看問題的方法” ，無論是對傳統文化還外來文化都缺乏細致的分析。比如當時陳獨秀在新舊文化的看法認為：“吾人倘以新輸入之歐化為是，則不得不以舊有之孔教為非。倘以舊有之孔教為是，則不得不以新輸入之歐化為非。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吾人隻得任取其一。” 把輸入西方文化與繼承本民族的傳統文化對立起來，這種思維方式不利於外來文化的本土化。一些思想敏銳的學者開始意識到從五四到30年代這一時期思想界彌漫著照抄照搬西方文化的機械仿效的偏向。呂振羽批評五四后思想界這種對資產階級學派的盲目模仿為“文化販運主義” 。潘梓年對此現象也深有同感：“過去的學術運動沒有遠離販運階段”，“已從外國販運了一些新的東西，進步的東西到中國來，還沒有把它們種植在自己的園地裡，抽出新的枝條，開出本地風光的花朵，結出可以取用的果實”。 不僅引進西方資產階級學術思潮存在這個問題，即使是馬克思主義學術在其最初的引進和傳播階段也同樣存在這個類似的問題。正如賀麟所批評，在五四運動前后10年間支配中國思想界的是實驗主義，繼之盛行於“九·一八”前后10年左右的辯証法唯物論“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太沒有認清中國問題的時代背景，和客觀環境，而隻知抄襲外來的教條”。 這種教條習氣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的引進和傳播中顯得特別突出。在20世紀30年代發生的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問題的學術論戰中，盡管郭沫若等一些進步學者開始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形態發展階段的理論運用於分析中國古代社會，然而“這場論戰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沒有很好消化，融會貫通，往往是以公式對公式，以教條對教條” 。當然，沿襲西方文化是引進外來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階段，然而在引進的過程中如何處理外來文化與本民族傳統的關系，以及如何使之適應於中國的具體國情，對這些深層次問題作出科學回答遠比簡單引進更為復雜、更為艱巨。
當五四時期對傳統激情評判的激烈情緒逐漸冷靜下來之后，當年批判傳統的文化先鋒開始以日趨平靜的心態心平氣和地對待本民族的傳統。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借鑒西方思想，結合中國傳統文化與現實社會實際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則逐漸開始成為中國思想發展的新趨向。從中國社會學的發展來看，在20世紀3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以翻譯介紹歐美社會學理論為主，“以前偏於譯述，其自著者較少。或篇幅甚短，或取材陳舊，其適合於學校研究與參考之用者，甚屬寥寥”，“頗不合我國學生之用”。 在1930年前后，孫本文等社會學家開始提出並致力於“根據歐美社會學家精密有效的學理，整理中國固有的社會思想和社會制度，並根據全國社會實際狀況，綜合而成有系統有組織的中國化的社會學”。 孫本文所著《社會學原理》一書在材料的征引上，“凡可得本國材料者，即用本國材料”， 力求使之更加符合中國社會的具體實際。他還邀請吳景超、黃凌霜、楊開道等著名專家共同編寫《社會學叢書》，從1929年到1930年由世界書局陸續出版。此外，陳翰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持對無錫、廣東等地農村的大規模實地調查，不僅加深了對中國農村的認識，而且推動了社會學中國化的進程。不僅是社會學，其它各個學術領域也都紛紛開始探索對西方學術與思想改造，使之具有中國特有的形式，適應中國的特殊社會環境。
1935年1月，由王新命、何炳鬆、陶希聖等十教授在《文化建設》月刊上發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提出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的主張。宣言對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在引進外來文化中的教條主義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認為“在文化的領域，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 宣言主張，對於歐美文化的吸收“須所當吸收，而不應以全盤承受的態度，邊渣滓都吸收過來。吸收的標准，當決定於現代中國的需要”。 “中國本位文化”論提出后，在中國思想界引發關於中國文化的發展方向問題的激烈討論，這場爭論對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化從追求“世界化”到“中國化”的路向轉變，具有不可忽視的思想意義。通過爭論全面檢討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發展趨向的偏差，思想界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評價漸趨全面，片面追求“世界化”的文化主張遭到大多數人的摒棄，對吸收外來文化與繼承民族傳統文化關系的認識比五四前后的文化論戰前進了一步。特別是這場文化討論發生在中華民族面臨即將爆發全面民族戰爭危機的前夜，它所提出的“中國本位”的民族意識、“不守舊，不盲從”的方法，以及依據“此時此地需要”來建設中國文化的主張，實際上把現代中國文化建設的討論直接引入了一個如何走“中國化”道路的深刻理論問題。
其次，20世紀30年代以來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加深了思想界對本國文化的認同。
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七七事變以后，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全面侵略，不僅在政治控制中國的主權、軍事上吞並中國的領土，而且為了達到長久奴役中國人民的侵略野心，還輔之以在思想上進行奴化教育，宣傳所謂“新民”思想和“日中親善”、“共存共榮”，以麻痺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和抗日意志。在直接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偽“滿洲國”，亡國滅種給民族文化帶來滅頂的災難，“受著亡國奴教育的‘滿洲國’學生，他們的讀書求學，思想言論得不到任何的自由，強迫學日語，讀經，尊孔，以及‘滿洲國’的王道教育” 。中國面臨著自近代以來空前嚴峻的民族危機。
政治危機、軍事危機引發知識界對本民族文化生存危機的擔憂。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成為不同階級、不同階層的共識，他們在舉起民族復興的旗幟的同時也發出了文化復興的吶喊。眾多學者紛紛把學術視野轉向傳統文化，試圖從中挖掘出能激發民族精神的文化財富。學術研究成為全民抗戰建國的組成途徑，正如熊十力所說：“每一時代的大哲學家，其精神與思想，恆足以感發其同時與異世之群眾，使之變動光明”。 在抗戰時期，包括哲學在內的各門社會科學不再是遠離現實的書齋中的高雅學問，而扮演著鼓動民族志氣、激發民族斗爭的精神力量。熊十力說：“今外侮日迫，吾族類益危﹔吾人必須激發民族思想，念滋在茲。凡吾固有之學術思想、禮俗、信條，苟行之而無敝者，必不可棄。” 為了救亡圖強、振奮民族精神而致力於弘揚中國傳統哲學，這正是熊十力在創立新唯識論的顯著特色。不僅熊十力是這麼做的，其他哲學家也是這麼做的，不約而同地把學術視野轉向清理中國古代優秀哲學遺產。從1936年開始，馮友蘭相繼撰寫了《新理學》等“貞元六書”，“把中國的封建哲學恢復起來，激發人們的愛國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 。賀麟對民族文化的危機有著深切的感受，公開亮出“儒家思想的新開展”的旗幟。他認為儒家思想是中國文化的主體精神，“如果中華民族不能以儒家思想或民族精神為主體去儒化或華化西洋文化，則中國將失掉文化上的自主權，而陷於文化上的殖民地” 。
考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化發展的路徑，我們可以清晰地發現，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由於思想界對中西文化認識的深化，以及在民族危機的催生下民族文化得到空前的高揚，這些主客觀因素為中國現代文化思潮沿著從“世界化”到“中國化”的路向發展的提供了現實條件。
從學術的通俗化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理路
20世紀30年代的思潮轉向使學術界在引進外來學說、思想和理論的同時，開始關注如何從內容和形式等方面使之更加符合中國本土國情。1938年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是以進步思想界關於學術的通俗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為思想起點而展開討論，並擴大到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要不要中國化以及如何中國化的問題。
在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之前，“中國化”的概念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已經被廣泛使用。 1937年11月，延安的《解放》周刊上發表了署名“從賢”的文章《現階段的文化運動》，提出“使我們的文化運動充分中國化”的問題。作者提出的問題發人深思：一是批評了五四以來的文化運動“外國氣味實在太重了” ﹔二是如何使外來文化為中國所接受，顯然生吞活剝簡單接受是行不通的，作者提出通過大眾化的文化運動這一途徑。“從賢”所批評的“外國氣味實在太重”的弊病，實際上在20世紀30年代初中國思想界已經有所覺察，他所提出的“大眾文化”的任務，也已經有人在開始著手做。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已經開始自覺地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問題進行初步的探索。這種學術的中國化最初是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化的形式表現出來。從民國初年到20年代末，馬克思主義哲學被進步知識界引進、介紹和宣傳，但是對於哲學的通俗化長期以來“還沒有人嘗試過，甚至是沒有人屑於這樣嘗試的” 。
針對這種狀況，一些思想敏銳的哲學工作者開始考慮如何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通俗化問題。從1934年起，青年哲學家艾思奇在《讀書生活》雜志上連續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后來結集出版《大眾哲學》。這部著作在學術中國化方面的開拓性貢獻在於其通俗性上，把高深的哲學理論用通俗的語言、人民大眾所熟悉的事例加以解釋介紹，打破了歷來對於哲學的神秘觀點，使哲學與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接近。繼艾思奇之后，一批哲學工作者也紛紛開始從事哲學通俗化的研究，從而在30年代中期的哲學界形成一個哲學通俗化和大眾化運動。1936年6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沈志遠撰寫的《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一書，他在自序中提出：“哲學在今日，已經不是少數大學教授、學術家和特殊知識分子的‘專利品’了。一切靠做活吃飯的大眾，也有自己的新哲學，也有跟自己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哲學理論，這種哲學理論不是死的、神秘奧妙的教條，它是活的大眾生活的精確真實的指導。” 沈志遠這部僅4萬字的著作最大的特點在於把深奧的理論與大眾生活和社會實踐密切地聯系起來，提高普遍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証唯物論研究的興趣和理解，從而做到通俗化、大眾化。此外，陳唯實在1935年至1937年間陸續出版了《通俗辯証法講話》、《通俗唯物論講話》、《新哲學體系講話》、《新哲學世界觀》，胡繩在1937年出版的《新哲學的人生觀》，以及在1937年《新學識》雜志上以書信形式寫的《漫談哲學》等，都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的杰出成果。在30年代眾多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工作者中，最為突出的是李達。1937年5月，上海筆耕堂書店出版了李達所著《社會學大綱》，該書形成了符合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體性的教科書體系，被毛澤東譽為“中國人自己寫的第一部馬列主義的哲學教科書” 。
通俗化無疑是中國化的初步，但是，學術的中國化絕不僅僅在於用通俗易懂的語言，講幾個有趣的故事來闡明深奧的哲理，通俗化並不等於中國化。正如和培元在延安新哲學會3周年紀念所作的演講中指出：“我們的新哲學家對哲學本身還十分缺乏更淵博更深刻的研究”，“多數還僅能做到辯証唯物主義原理的解釋或傳達”，“我們還沒有一部真正中國化的新哲學教程”。 1938年4月，艾思奇在《自由中國》創刊號上發表《哲學的現狀和任務》一文，回顧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所走過的道路，把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化提升到“中國化”的認識高度。他說：“過去的哲學隻做了一個通俗化的運動，把高深的哲學用通俗的詞句加以解釋”，這些成績在打破哲學的神秘觀點上、在使哲學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接近等方面是有極大意義的，然而這僅僅是“中國化現實化的初步”，“通俗化並不等於中國化現實化”，因為所謂的通俗化僅僅是使外國哲學概念用中國的語言文字表達出來而已，並沒有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它也沒有適應這激變的抗戰形勢的力量”。因此，他向哲學界呼吁：“現在需要來一個哲學研究的中國化、現實化的運動。” 那麼，在通俗化的基礎之上，怎樣才能真正做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呢？艾思奇在《關於形式論理學與辯証法》中提出，除了要學習、精通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外，“原則上不外兩點：第一要能控制中國傳統的哲學思想，熟悉其表現方式﹔第二要消化今天的抗戰實踐的經驗與教訓”。 同年7月，胡繩在《辯証唯物論入門》小冊子的前言中對“中國化”進行了闡述。胡繩認為，辯証唯物論的“中國化”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是“用現實的中國的具體事實來闡明理論”﹔二是“在理論的敘述中隨時述及中國哲學史的遺產以及近三十年來中國的思想斗爭”。 艾思奇、胡繩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路基本相似，都提出要注重中國傳統哲學遺產，注重對現實問題的研究。這些原則既是哲學中國化的必經途徑，實際上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基本途徑。
30年代進步哲學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通俗化、大眾化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引起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關注和重視。1936年11月至1937年4月，毛澤東詳細閱讀過李達翻譯的《辯証法唯物論教程》並作了12000多字的批注，“這些旁批，后來就逐漸發展成為他的光輝著作《實踐論》”。 1937年9月，毛澤東認真閱讀了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並做了17頁摘錄，“得益很多” 。為了進一步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和普及，在毛澤東的倡導下，艾思奇、何思敬等在1938年9月發起成立延安新哲學會。9月30日《解放》第53期發表《新哲學會緣起》，介紹其宗旨在於：一是糾正過去理論工作中的缺陷，即注重理論的通俗化、大眾化，而“在哲學上、在理論上，我們更缺少較專門化的東西”，因而新哲學會“想把目前做得不很夠的理論工作推進一步”，在理論研究上“不但僅僅要綜合眼前抗戰的實際經驗和教訓，而且要接受一切中外最好的理論成果，要發揚中國民族傳統中最優秀的東西”。 二是新哲學會“並不僅僅就哲學而研究哲學”，而是突破了哲學學科的界線，把當時在延安的哲學家、社會科學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自然科學工作者等等組織起來，推動大家運用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一切抗戰建國的經驗教訓，研究一切的其他的科學”。 新哲學會的發起在從學術的通俗化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發展史上具有獨特的學術意義，從研究隊伍上看它突破了哲學工作者的群體，從研究內容上看它突破了哲學學科的界線，使對學術中國化研究的范圍更加廣泛。
不僅在哲學領域，在文學領域也興起文學大眾化運動。20世紀30年代，“左聯”努力倡導文學大眾化運動並取得了一些實績，但離為老百姓喜聞樂見還有很長一段距離。尤其是在抗戰爆發后，“‘歐化’的文化形式受到了懷疑” ，眾多作家為了使文藝創作更加貼近群眾，從內容到形式都作了新的嘗試，涌現出一大批內容通俗的文學作品。由此看來，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進步思想界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通俗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並取得了豐富的理論成果，而且在此基礎上初步提出並探索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化”問題。這些理論探索和學術研究為六屆六中全會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准備了較為扎實的理論基礎和濃厚的思想氛圍。
“中國化”內涵的學理完善
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概念，並作了較為詳細地闡述，同時，劉少奇、張聞天等黨的其他領導人聯系各自的工作，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命題作了發揮。“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提出，作為20世紀30年代末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理論創新，需要學術界對它進一步豐富和學理化。然而，從總體上看，學術界對中國共產黨的這一嶄新理論命題的研究仍然是初步的，缺乏研究的廣度和深度。針對這種狀況，艾思奇指出：“毛澤東同志的這一個號召，已經過了數年了，但我們在理論的學習研究上還很少注意。我們怎樣來響應這一個號召，來掌握具體的，中國化的，帶著中國民族特性，按照中國的特點來應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呢？” 艾思奇提出這個問題引進理論界的重視，進步社會科學工作者圍繞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根據、方法原則、實現途徑等重大問題，或通過正面闡述，或同錯誤思潮的批判，作了進一步的深入辨析和學理完善。
首先，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根據問題。
艾思奇認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能夠中國化，“因為馬克思主義有一般的正確性，……倘若它沒有這一般的正確性，倘若它僅僅是特殊的東西，那就完全談不到‘化’的問題了。” 艾思奇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具有的“一般的正確性”，是指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和科學的方法，它科學地揭示出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為我們研究一切實際問題提供了科學的方法，同時也提供了無產階級斗爭的理論和策略。所以，艾思奇認為“馬克思主義在內容上實質上是國際主義的” ，全世界馬克思主義者都有著共同的理論、共同的看問題的立場和方法，以及共同的奮斗目標，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前提條件。同時，馬克思主義必須中國化，因為各國的國情不同，“馬克思主義是不能不依著各民族的不同的發展條件而採取著不同的表現形式的”，就中國具體而言，要充分考慮到中國國情的特殊性，“依據中國的特點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民族的特殊形式之下表現出來”。 艾思奇從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哲學方法論角度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內在根據，無疑更加嚴密、更具有學理色彩。
其次，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繼承與發展的關系問題。
葉青在《論學術中國化》文章中認為，“化是帶有改作和創造的性質的，理解、精通、繼承、宣傳、應用、發揮……都不是化，當然也不是中國化了。”“它必須變更其形式，有如一個新的東西，中國的東西，與原來的東西不同，這才叫做中國化”。 在葉青看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從本質上把馬克思主義變成非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艾思奇在《抗戰以來的幾種重要哲學思想評述》的文章中駁斥了葉青的錯誤觀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在於把馬克思主義的真正精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應用到中國的具體問題上來，就是在中國的現實地盤上來把馬克思主義加以具體化，加以發展。” 也就是說，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既要在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時又要在中國的具體環境之下來運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發展史上的繼承與發展的辯証統一。在是否存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問題上，葉青持否定觀點。他認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無產階級領袖沒有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他們解決的只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寫作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的通俗化和大眾化”。 艾思奇則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高度，駁斥的葉青的觀點。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僅是理論問題，更重要的是實踐問題。他列舉了一大批中國馬克思主義著作特別是毛澤東的著作，用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証明中國“已經產生了一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有了自己的馬克思主義”。
再次，關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民族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
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特別提到“馬克思主義必須通過民族形式才能實現”這個問題。張聞天也提出，“要使組織工作中國化”，“一定要嚴格估計到中國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民族習慣、道德的特點，正確認識這些特點，再來決定我們的斗爭形式、組織形式、工作方法”。 馬克思主義實現中國化必須以繼承民族傳統文化為前提，“離開民族傳統，就無從講‘中國化’”。 因此，毛澤東要求一切有相當研究能力的共產黨員不僅要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研究我們民族的歷史和研究當前運動的情況和趨勢，而且還要“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 文學界對毛澤東提出的“民族形式”問題尤其感興趣，因為在此之前，他們在文藝大眾化討論中曾在是否“利用舊形式”上存在分歧，毛澤東關於“中國化”和“民族形式”的有關理論論述從根本上解決從“五四”到抗戰初期長期沒有解決的大眾文藝的根本問題。巴人贊同毛澤東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並把這一問題具體引入文藝研究領域，他說：“在文藝領域裡，我以為同樣需要提出中國的氣派與中國作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希望全國的文藝同志予以密切的注意”。“什麼是‘氣派’，什麼是‘作風’？機械地說，‘氣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風’也就是民族的情調”，“特性是屬於作品的內容的”，“情調是屬於作品的形式的”，“但無民族的情調，不能表現民族的特性﹔沒有民族的特性，也無以表現民族的情調。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在文藝作品上，是應該看作是一個東西——一種特征。而不是兩件東西”。
然而，對待傳統文化有一個根本的態度和方法問題，那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批判繼承傳統文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不是毫無批判地全盤繼承。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文化復古主義的本質區別。新文化對舊文化的繼承不是在舊體系內繼承，而是首先必須把舊文化作為一個體系加以拋棄，“這是因為那個舊的體系，根本已經腐朽了，不能再用了”，“所以，在談接受文化遺產的時候，首先就要把整個舊文化當做一個廢墟，斷不能再把它當做還是完整的隻在某些地方有點破損的華廈看待”，把那些“片段的而且隻能把這種片段從舊體系中剝取出來，使他服從於新體系，服從於今天人民的需要才行”。 傳統文化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體系，必須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進行具體地分析。在這一方面，嵇文甫對如何批判繼承傳統文化進一步做了更加具體化、更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論闡述。他把傳統文化分為四大類，區別不同的類型採取不同的態度：傳統文化中“帶著一般性或共同性，根本就不是某一個特殊時代所獨有，和現代生活根本就沒有什麼沖突”，則可以直接繼承﹔有些舊文化“具體形態早已失掉”，但留下“它的某些精神或遠景”，“在現代生活中又能發生某種有益的作用或暗示”，則也可以接受它們﹔對於舊文化中“包含一種真理，或近代思想的某些因素”，則需要“從神秘的外衣中，剝取其合理的核心”﹔對於“在當時卻是有進步意義的”的傳統文化，則需要“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闡揚其進步性”。 由此可見，嵇文甫對傳統文化的分析實際上已經涉及到如何區分文化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問題，涉及到如何認識文化的整體性與可分性問題，同時還涉及到如何運用歷史唯物主義分析傳統文化。這些見解表明，當時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傳統文化的了解和分析比以前具體深入，其認識水平遠遠超過中體西用論者、全盤西化論者和中國本位文化論者，即使是從現在的眼光來看，仍然富有啟發價值。
“中國化的學術”與“學術運動的新時代”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得益吸納學術界對中國化問題的探索成果，同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在學術界引起很大反響，中國共產黨積極引導廣大進步社會科學工作者自覺地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運用於學術研究領域，把30年代以來的學術通俗化、本土化的運動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從而開啟了“學術中國化”思潮和“學術運動的新時代”。
1939年4月1日，《讀書月報》第1卷第3期率先開辟了“學術中國化問題”專欄，發表了潘菽的《學術中國化問題的發端》、柳湜的《論中國化》等討論學術中國化問題的論文。同時，在該期雜志上還發表了《談“中國化”》等讀書筆談。1939年4月15日，《理論與現實》（季刊）雜志在重慶創刊。這是一個研究性、介紹性和參考性的進步學術刊物，尤其著重現實問題的理論分析。該刊以“學術中國化”和“理論現實化”為辦刊宗旨。千家駒、艾思奇、李達、沈志遠、侯外廬、馬哲民、曹靖華、潘梓年、錢俊瑞擔任雜志創刊時的編委，沈志遠擔任主編。為了響應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任務，《理論與現實》在創刊時即發起並組織“學術中國化”的討論。在該刊創刊號上刊登了潘梓年的《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任務》和侯外廬的《中國學術的傳統與現階段學術運動》兩篇重要文章。1940年2月，該刊第1卷第4期又發表了嵇文甫的《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此外，《新建設》第1卷第2期發表了許崇清的《“學術中國化”與唯物辯証法》、《新文化半月刊》第2卷第5期發表了胡繩的《近五年間中國歷史研究的成績》等論文對“學術中國化”發表了看法。在《讀書月報》、《理論與實踐》等進步刊物的推動下，“學術中國化”問題的討論在文化界逐漸深入開展起來，成為思想界的主題，吸引了眾多社會科學工作者紛紛加入到這個問題的討論中來，潘梓年、黃特等進步文化人士分別在重慶和上海組織了“學術中國化”的專題討論會。
第一，關於什麼是學術中國化問題。較早發起“學術中國化”運動的《理論與現實》雜志，在創刊獻辭中明確指出：“‘學術中國化’之正確的了解是將世界學術理論底最新成果，應用於中國各種現實問題之解決：要使理論的研究與發展，適應於現在和將來的中國民族和社會的需要。” 這就需要充分吸收外來學術文化的先進成果，將其與本民族優秀的學術文化傳統相融合，與中國的社會現實狀況相結合，發展出既具有民族獨特性又具有世界先進性的嶄新的學術文化，與“國粹論”、“中體西用論”和“中國本位文化論”是根本不同的。第二，關於在現階段提出學術中國化的意義和任務問題。潘菽認為，學術為什麼要中國化，其理由主要有5個方面：一是“使學術容易了解”，“根據中國所有而為一般人所熟悉的實例，來敘述或說明各種學術”﹔二是“使學術不變成超然的東西”，“把各種學術知識和中國自己的實際社會生活的各種方面關聯起來”﹔三是“使學術適合於中國的需要”﹔四是“使學術成為中國整個文化的有機部分”﹔五是“使中國的學術成為世界學術的積極的一部分”。歸根到底，開展學術中國化運動就是為抗戰建國服務、為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服務，“我們要建設新的前進的中國就必須有我們自己的學術以解決建設上的種種特殊的問題”。 關於學術中國化運動的的具體任務，不是販運外國的東西，而是要把中國化“貫通全學術領域” ，建設“中國化的學術”，具體來說就是“把目前世界上最進步的科學方法，用來研究中華民族自己歷史上，自己所具有的各種現實環境上所有的一切具體問題，使我們得到最正確的方法來解決這一切問題” 。第三，關於怎樣推進學術中國化運動問題。潘梓年認為開展學術中國化運動關鍵在於科學的方法問題：一是“要有科學化運動”，“精通現在已經有了的最進步的科學方法——唯物辯証法”，而不是五四后所販運進來並在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方法﹔二是“要接受我們自己優良的民族傳統”， 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有學術價值的歷史文獻，研究中國古代宇宙觀、人生觀、哲學、科學思想 、史學、政治原理等等文化遺產的歷史傳承及其現代意義，闡發中國舊道德中諸如講信義、講氣節、講廉潔、講勤奮、講堅忍不拔、講從善如流、講知過必改以及見義勇為等優良傳統。
進步思想界在各個學術領域開展對“學術中國化”問題的討論，是中國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號召在學術研究領域中的具體體現。這場討論所表現出來的一個顯著特點是突出強調吸收運用唯物辯証法這一世界最新學術成果的重要性，主張把唯物辯証法與中國傳統學術、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進一步使廣大社會科學工作者認識到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從事學術研究的必要性。在延安，中國共產黨廣泛開展各種學術活動，進一步加強引導社會科學工作者運用馬克思主義從事學術研究。1938年9月，毛澤東提議的新哲學會在延安成立，由艾思奇、何思敬主持。次年6月21日，在延安舉行第一屆年會，毛澤東、朱德、張聞天、艾思奇、何思敬、范文瀾、周揚等50多人參加了會議。1940年1月，大型學術刊物《中國文化》在延安創刊。1941年9月，中共中央組建成立中央研究院，由洛甫兼任院長，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任副院長。全院共設9個研究室，室主任多由各該學科的黨內知名專家擔任，比如中國歷史研究室主任為范文瀾，中國文化思想研究室主任為艾思奇，中國政治研究室主任為張如心，中國文藝研究室主任為歐陽山，等等。各研究室制定了專題研究規劃，比如歷史研究室的主要任務是編寫黨中央和毛澤東提出的《中國通史》，文化思想研究室研究中國文化思想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重點是研究“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思想、各種哲學派別和國民黨主要人物的哲學思想，掌握革命的思想方法和文化政策。 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成立，集中了當時延安進步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力量，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在歷史學、文學藝術等研究領域取得了豐富的學術成果。
在歷史學領域，范文瀾領導中國歷史研究會編著《中國通史簡編》上冊、中冊先后於1941年和1942年出版。此前，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斷代史和專門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較大成就，然而還沒有完成一部完整的中國通史，而《中國通史簡編》作為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撰寫的中國通史，該書的優點在於“通過大量的歷史事實來說明各個社會階段的真實狀況，而不抽象的拿社會歷史發展的公式硬套在中國歷史上” ，其出版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史學在歷史編纂學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此后，呂振羽相繼出版了《中國政治思想史》、《簡明中國通史》上卷、《中國社會史諸問題》、《中國民族簡史》、《簡明中國通史》下卷等史學著作。翦伯贊於1943年和1946年先后出版了《中國史綱》第一卷和第二卷。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代表作有郭沫若的《青銅時代》、《十批判書》，杜國庠的《先秦諸子思想概要》、趙紀彬的《論語研究》以及侯外廬的《中國古代思想學說史》和《中國近世思想學說史》等著作。這些著作運用唯物史觀和階級分析方法研究中國傳統哲學思想，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比如，郭沫若提出應當根據“人民為本位”的思想作為判斷先秦時期思想家精華與糟粕的標准﹔侯外廬、杜國庠等側重於孔子、墨子、荀子思想中的唯物論和科學成分。又如，《中國思想通史》不僅關注先秦時期思想研究，而且還深入地研究了從17世紀到19世紀初葉中國的啟蒙思想，挖掘出不少長期被埋沒了的明清之際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顏元、唐甄等有影響的思想家。再如，杜國庠、侯外廬等學者尤其關注中國哲學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異端思想與正統思想之間的對立，挖掘出王充、范縝、李贄等許多批判正統思想的所謂“異端”、“非法”的思想家，以及挖掘出嵇康、葛洪、呂才、劉知己、劉禹錫、柳宗元、王安石、黃震、馬端臨、何心隱、方以智等被過去一般思想史、哲學史著作所長期忽視、貶低的唯物主義者。這些學術成果不僅使人們對傳統思想有比較正確全面的認識，填補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空白，而且總結了傳統思想中的民主性、科學性精華和唯物論思想，找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具體結合點。
在文學藝術領域，毛澤東所提出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問題給進步文藝界以很大的觸動和啟發，正如當時有的文藝家指出：“民族形式”討論之發生，是得益於“毛澤東先生在《論新階段》中有關‘中國化’的啟示”。 從1939年初開始，延安和晉察冀、晉冀魯豫邊區等抗日民主根據地文藝界周揚、艾思奇、蕭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羅思等首先在《新中華報》、《中國文化》、《文藝戰線》等報刊上發表文章，舉行民族形式問題的座談會，廣泛地涉及到文學、詩歌、戲劇、音樂、美術等方面的民族形式問題。《文藝戰線》第1卷第5期還出“藝術創作者論民族形式”的特輯，發表了蕭三的《論詩歌的民族形式》、何其芳的《論文學上的民族形式》、柯仲平的《論文藝上的中國民族形式》、冼星海的《論中國音樂的民族形式》、沙汀的《民族形式問題》、羅思的《論美術上的民族形式和抗日內容》等。他們聯系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結合抗戰以來文學創作的理論與實際，強調“把民族的、民間的舊有藝術形式中的優良成分吸收到新文藝中來，給新文藝以清新剛健的營養，使新文藝更加民族化，大眾化，更為堅實與豐富” 。此外，在國統區，1940年4月，由羅蓀主持，在重慶中蘇文化協會召開了由胡繩、潘梓年、向林冰、葛一虹、未光然、葉以群等20人參加的民族形式問題的座談會。同年6月，由潘梓年主持，《新華日報》在重慶也組織召開的民族形式座談會。進步文化界人士郭沫若發表《“民族形式”商兌》、茅盾的《通俗化、大眾化與中國化》、《舊形式、民間形式與民族形式》、《抗戰期間中國文藝運動的發展》等。經過討論，進步文藝界深化了對文藝大眾化、民族化的必要性、實現途徑等問題的認識，“中國文藝運動正走上一個新階段” ，中國文藝在民族化、大眾化方面涌現出一批人民喜聞樂見的新作品。如詩歌方面，由李季創作的《王貴與李香香》以優美的故事和陝北人民群眾熟悉的“信天游”形式，在根據地引起了轟動效應。小說創作的民族化、大眾化方面的代表作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歐陽山的《高大干》、楊朔的《月黑夜》以及柯藍以章回體形式創作的《洋鐵桶的故事》等。在戲劇方面的代表作有魯藝集體創造的秧歌劇《兄妹開荒》、賀敬之、丁毅執筆的新歌劇《白毛女》。其中，《白毛女》是由戲劇、音樂、詩歌組成的綜合性藝術，它繼承了民族戲曲的藝術傳統，以民族戲曲和民歌曲調為素材，吸收了西洋音樂的精華，把民族語言、音樂和演出形式結合起來，創造出獨具民族風格的新歌劇，代表了新歌劇在思想上和藝術上走向成熟。在歷史戲劇方面，1942年10月成立的延安平劇研究院，出版了《延安平劇研究院成立特刊》，毛澤東為特刊題詞“推陳出新”，朱德題詞“宣揚中華民族四千余年的歷史光榮傳統”，林伯渠題詞“通過平劇使民族形式與革命精神配合起來”。 楊紹萱、齊燕銘等集體創作的平劇《逼上梁山》，任桂林、魏晨旭、李綸創作的《三打祝家庄》等，是戲曲改革的優秀代表作，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第一次遵循“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的原則，開辟了在新的基礎上把舊劇改造發展成為適合人民需要的革命藝術的新道路。在音樂創作方面，冼星海致力於融化中國民族音樂，他認為：“現在作曲家有三種不同的姿態：一是死硬地模仿西洋音樂﹔二是頑強地固執著中國音樂作法﹔三是盡力想使中國音樂與西洋音樂適當的結合。我非常贊成后一種。我提出三個口號，音樂應當大眾化、民族化、藝術化。” 由冼星海作曲創作的《生產大合唱》、《黃河大合唱》代表了中國音樂的民族化發展方向。
此外，在經濟學方面，王亞南積極主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說的“中國化”，倡議經濟學要面對中國的實際，“站在中國人立場來研究經濟學”，“要由政治經濟學的研究，逐漸努力創造一種專為中國人攻讀的政治經濟學” 。為此，他與郭大力合力翻譯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在4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國經濟原論》，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在《資本論》所使用的方法，來考察舊中國的經濟，為中國共產黨提出的舊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正確觀點提供了科學的學理依據，該書被學術界譽為“中國式的《資本論》” 。
不僅馬克思主義理論界推動了“學術中國化”運動，而且一些非馬克思主義學派在社會科學領域的發展也表現出中國化的傾向。1939年2月，哲學家張申府在《戰時文化》雜志上發表《論中國化》一文，完全贊同毛澤東提出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譽之為“中國最近思想見解上的一大進步”。 他認為：“中國近年有些人有一種隻讀外來東西不讀本國東西或不重視本國東西的風氣”，這種狀況是應當加以糾正，“中國社會是中國社會。意思就是中國社會並不是西洋社會。解說社會的理論，用在中國上便也應該中國化。” 基於這樣的深刻認識，張申府致力於把馬克思的唯物辯証法、羅素的解析法與中國傳統的哲學三者相融合，構建“合孔子、羅素、列寧而一之的新體系” 。熊十力把中國的儒、釋、道與西洋哲學直覺論融合成新唯識論，馮友蘭把宋明理學與西洋的實在論融合成新理學，他們在探索中西哲學的融合中創立具有中國民族特色的新哲學，無疑與學術中國化的發展趨向並非相悖的。
20世紀40年代，隨著馬克思主義學派的勃興，打破了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佔統治地位的舊的學術格局，使馬克思主義開始成為中國學術界的主流和主導性力量，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學術的科學化進程，乃至對新中國的學術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一大批活躍於三四十年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如郭沫若、范文瀾、周揚、艾思奇、胡繩等成為新中國學術研究領域的主要領導者和優秀骨干。另一方面，40年代“中國化”運動所取得的學術成果為新中國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起步和發展奠定了基礎。建國后他們不僅在40年代學術中國化的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修正、充實原有的學術觀點，進一步完善原有的學術思想體系，他們的學術成果長期以來一直是后學者必備的參考文獻。當然，我們還應當指出，三四十年代的學術中國化運動由於時代條件的局限，在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等方面，由於受到聯共（布）及共產國際的某些不良影響，過分強調學術的意識形態化，從而導致20世紀40年代學術中國化也存在著明顯的學理上缺陷。比如，為了為現實斗爭提供借鑒而突出強調階級斗爭史的研究。范文瀾在主持編寫《中國通史簡編》時，為了貫徹階級斗爭、階級分析和反封建的思想，在秦始皇、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等封建帝王及其封建王朝的評價上，存在著“無分析的一律抹煞”的“非歷史主義的缺點” 。又比如，當時在古代史研究和歷史劇創作等領域所採用的“借古說今”的辦法，借歷史人物來影射現實的統治階級人物，這在當時階級對立的歷史條件下雖有利於對敵斗爭，然而，將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現實化，從學術的科學性角度來看則是欠嚴謹的。事實上，華崗在1946年發表的《中國歷史的翻案》已經提出應當注意這個傾向：即使是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為了鼓舞和推動廣大民眾參加解放斗爭”而“捏造一些有利於革命事業的歷史事跡”，這種想法和做法“也是根本錯誤，而且不能容許的”。 為了現實政治的需要而用“以古喻今”的機械類比把古人現代化的做法，在華崗看來，這種“借他人的酒杯來澆自己的塊壘的辦法，同樣有歪曲歷史真實的危險” 。新中國成立后，范文瀾意識到存在的“非歷史主義的觀點”，發表《關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對此作了較為全面深刻的分析。翦伯贊在建國初期對於《桃花扇底看南朝》、《論西晉的豪門政治》等借古喻今之作也作了深刻反思，認為“以古寓今的辦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 。然而，范文瀾、翦伯贊、華崗所指出的這些學術積弊在整個學術界短時期內並不容易完全克服和糾正，以致於后來受“左”傾錯誤的影響，這些積弊進一步發展而導致破壞了中國學術的健康發展。
綜上分析考察可見，中國共產黨提出並開展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造與進步思想界的“學術中國化”運動之間呈現緊密的互動關系，中國共產黨人的理論創造吸納了進步思想界探索學術本土化的有益成果，同時也推動了中國現代學術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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