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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第一個歷史決議起草前的十年“等待”
○ 戚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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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在幼年時期曾受“左”傾或右傾思想的統治和影響,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土地革命時期給黨帶來了極大的危害。中國共產黨對此也進行了不懈的斗爭。1935年遵義會議結束了“左”傾錯誤的統治地位,但並沒有作思想上的清算。直到1945年中共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真正肅清了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思想的影響,此時離遵義會議召開已整整10年。這10年,是一個“等待”時期。

  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抗戰以來毛澤東一直堅持的正確主張,批准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王明表面上承認“黨要團結在毛澤東領導之下”,但實際上仍然堅持過去的錯誤。1940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所寫的、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出了第三版,並且在序言中寫道:“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在黨內,廣大黨員干部也仍然沒有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和實質。怎樣端正全黨思想,正確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問題,迫切地擺在中共中央面前。

  為幫助全黨尤其是高級干部認清“左”傾教條主義的危害,自1940年下半年開始,毛澤東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六大以來的主要文獻,形成了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在這個過程中,毛澤東讀到許多他過去在中央蘇區沒有看到過的材料,對問題有了更系統的了解和認識,更深刻地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嚴重危害。1940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比較集中地談到黨的歷史上的右傾和“左”傾錯誤。他強調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錯誤和蘇維埃后期的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系起來。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對於犯了錯誤和沒有犯錯誤的人都是一種教育。但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

  為了統一干部思想,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又稱“九月會議”)。會前,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先后發出王稼祥起草的《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和毛澤東起草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央還把《六大以來》發給大家,要求大家認真閱讀,結合實際進行比較分析。這一系列措施,特別是對《六大以來》的閱讀和研究,使廣大干部加深了對“左”傾教條主義危害的認識,為全黨的整風、以及對歷史問題作出決議打下了重要基礎。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在這次會議上,許多人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黨的領導層對必須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大體取得了共識。會議期間,毛澤東就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起草了一份書面結論草案《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結論草案》。

  1941年“九月會議”后,毛澤東集中力量領導高級干部的整風學習。他規定中央學習組的任務是:“一方面研究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論,一方面研究六大以來的決議。”在1942年3月的中央學習組上,毛澤東就如何研究黨的歷史問題指出,“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隻恨幾個人,如果隻恨幾個人,那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

  1943年,經過一年多普遍的整風運動之后,全黨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空前提高。系統總結黨的歷史經驗,從思想路線的高度對黨的歷次錯誤根源進行系統清算,並在此基礎上統一全黨思想的歷史條件已經成熟。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以及11月3日至27日,中共中央連續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十年內戰時期和抗戰初期王明的錯誤路線進行嚴肅批評。許多中央領導人在會上回顧黨的歷史,並認真地作了自我批評。在10月6日的會議上,毛澤東作總結時說:這次要避免黨的歷史上的錯誤的斗爭方法。“過去黨內斗爭沒有解決思想問題”,“現在的斗爭還是繼續整風的精神,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在11月13日的會議上,毛澤東在系統回顧六屆四中全會以來黨內斗爭的歷史后總結道:“我們的目的是要揭發路線錯誤,又要保護同志,不要離開這個方向。”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一次報告中又強調指出:

  “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毛澤東的這一系列講話,對於鞏固全黨團結起了重要作用。在全黨團結、統一的氣氛下,起草歷史問題決議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1944年5月10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成立黨內歷史問題決議准備委員會,任弼時為召集人。5月,任弼時寫成了“決議”草案稿,以1941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同時又反映了其后各次會議取得的新認識。此后,毛澤東以及黨的其他高級干部多次討論,對決議稿進行了多次修改。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原則上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8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一致通過該決議。《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了正式結論。

  《決議》獲得了普遍的認同和擁護,就連在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也是如此。博古在六屆七中全會上發言,真誠擁護這個決議,並向那些曾經受過錯誤路線迫害的同志道歉。王明在給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也對歷史決議及其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和估計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12年之后,鄧小平在1957年12月的一次談話中曾指出:我們黨不在1935年作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為了把全黨同志(包括犯錯誤的同志)團結起來,我們要等待犯錯誤的同志覺悟到自己的錯誤。如果我們在1935年做結論,這些同志是不會接受的。毛主席的路線是正確路線(正確處理黨內歷史問題,也是毛主席正確路線內容之一)尚且需要等待,那麼並不那麼正確的路線,就更不待說了。

  〔作者戚義明,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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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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