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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特批出版《柳文指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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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光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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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章士釗，用了大半生的余暇研究柳宗元，在晚年寫出了約一百萬字的《柳文指要》。這種書，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別說是出版，就是保存下來，也是很難的。然而《柳文指要》卻出版了。怎麼會出現這種異乎尋常的事呢？這得歸功於毛澤東的關照。
毛澤東從酷愛古文而延伸出《柳文指要》情緣
《柳文指要》分上下兩部：上部是“體要之部”，即按照《柳河東集》（柳宗元的全部著作收在此集中）原文編次，從評論、考証、校勘等幾個方面，逐篇加以探討﹔下部是“通要之部”，是按專題分類論述有關柳宗元和柳文對政治、文學、儒佛的關系與影響，是一部系統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專門著作，並涉及柳宗元的政治實踐和他在文、史、哲諸方面的思想，從各方面論証了柳宗元在歷史上的進步性。特別是以韓柳為對比，竭力表揚了柳宗元“以民為主”的思想，駁斥了韓愈“以民為仇”的謬論。全書還對柳文的思想性和藝術性作了詳盡分析。章士釗引用了大量的材料，對有關的論著，加以介紹和評論，並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此書對唐朝永貞政變也作了評論，充分肯定了王叔文等人的政治主張。由於《柳文指要》為研究柳宗元提供了重要線索，故毛澤東稱它為“解柳全書”。
當毛澤東得知章士釗在撰寫《柳文指要》后，便對章說自己也愛讀柳文，請章將書稿送他先睹為快。毛澤東一生不但酷愛古文，而且對其作者的世界觀、階級性有著鮮明的見解。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因為韓愈書的善本極貴，毛澤東於是在一家舊書店裡買了一部廉價的寶慶版《韓昌黎詩文全集》。那時，毛澤東每天早晨都誦讀韓文。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曾寫道：毛澤東讀韓文時，“除開那些歌功頌德的墓志銘，……他都一篇一篇地鑽研閱讀。從詞匯、句讀、章節到全部意義，憑借一部字典和注釋的幫助，進行了解、領會，使其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通過這樣持久的努力，韓集的大部分詩文都被他讀得爛熟，背得很流利”。
然而與韓愈文章比較起來，毛澤東似乎更喜歡柳宗元的文章。他認為，柳宗元是歷代詩文作家中不多見的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和進步理論建樹的人，而且也是中唐掀動政壇風波的王叔文政治集團中的核心人物。他在為《天問》而作的著名《天對》中，大膽探索自然現象，認為宇宙最初為“惟元氣存”，一切現象都是自然存在，“無功無作”，“非余之為”，表現了唯物主義的宇宙觀。他還以無神論的歷史觀來觀察一切禮樂刑政，對那些經宗教迷信掩飾的觀點和作法，都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並在許多論文中把自己無神論的歷史觀作了系統的發揮。毛澤東不但贊賞柳宗元反對韓愈的文章，而且還稱贊文史學家揚柳抑韓的論著。也許正是由於毛澤東對柳宗元及其相關的文學現象、政治現象與章士釗有著相通的評價傾向，因而引起了毛澤東對《柳文指要》的興趣。
毛澤東與章士釗的“桃杏之情”
1965年6月，章士釗先后把《柳文指要》上、下部的初稿送給毛澤東閱讀。毛澤東讀后對這部著作很感興趣，並認為它寫得不錯。於是，6月26日，毛澤東派人給章士釗送去桃杏各五斤，並附信一封。毛澤東在信中寫道：“大作收到，義正詞嚴，敬服之至。古人雲：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納為盼！投報相反，尚乞諒解……”
7月18日，在毛澤東通讀了《柳文指要》上、下部后，又寫信給章士釗談有關《柳文指要》事宜。毛澤東在信中說：“已經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於世界觀已經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准備，不怕人家批評。”信中所說“友人”，是指康生。康生當時是分管意識形態工作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同一天，毛澤東還致信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的郭沫若，指出：“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復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如何？”信中所說的“高二適先生一文”指的是時任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的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此文對郭沫若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一文提出了不同意見，並發表在1965年7月23日的《光明日報》上。
毛澤東在逐字逐句通讀《柳文指要》的基礎上，還對其中的錯別字進行刪改，並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意見。如：《柳文指要·跋》的第五段中，原書稿這樣寫道：“此一新興文運，上同象魏之懸，下無宗派之爭，雍容揄揚，行見永遠相持於不敝。斯誠游夏神游於文學之表所莫贊一辭，而是迥然別開一新紀元，以與古文相較而特顯其壯大，即不多論。”毛澤東似乎不滿足於這種就文學談文學的評價，特意刪掉了其中的“永遠相持於不敝”幾字，把它改寫成為“大言小言，各適其域，推之工也，農也，商也，學也，兵也，國中將無人焉，不能參與文治光華之列。經濟有變化，反映經濟之政教，亦相隨而有變化，文事亦將有變化。一成不變之事，將不可能。”毛澤東不僅把文學的評價與政治經濟和現實問題聯系起來，而且也不難從字裡行間看出他的唯物史觀和辯証法，而這一點正是章士釗在《柳文指要》中所缺乏的。
1965年8月5日，毛澤東將讀完作了點評的《柳文指要》書稿批轉給中共中央書記處、中央文教小組副組長康生閱讀，並附信一封。信中指出：“章士釗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兩部，22本，約百萬言，無事時可續續看去，頗有新義引人入勝處。大抵揚柳抑韓，翻‘二王’、‘八司馬’之冤案，這是不錯的。又辟桐城而頌陽湖，譏貼括而尊古義，亦有可取之處。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觀，於文、史、哲諸方面仍止於以作者觀點解柳，他日可能引起歷史學家用唯物史觀對此書作批判。如有此舉，亦是好事。此點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預作精神准備，也不要求八十五齡之老先生改變他的世界觀。”
毛澤東信中所說的“二王”是指王叔文、王伾。王叔文在唐順宗時任翰林學士，聯合王伾等人進行政治改革。改革失敗后，王叔文被殺，王伾被貶。“八司馬”，指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陳諫、凌准、程異、韋執誼。他們支持唐順宗進行政治改革，失敗后8人均被貶為遠僻地方的司馬，故有“八司馬”之稱。桐城，指桐城派，清朝散文流派，由康熙時的方苞開創，經劉大櫆、姚鼐等進一步加以發展。他們主張學習《左傳》《史記》等先秦兩漢散文和唐宋古文學家韓愈、歐陽修等人作品，講究“義法”，要求語言“雅潔”。“陽湖”，指陽湖派，清朝散文流派。由惲敬、張惠言等開創。惲敬為江蘇陽湖（今武進）人，他們源於桐城派，但對桐城派古文的清規戒律有所不滿，作文取法儒家經典，而又參以諸子百家之書。
章士釗的自我檢討
12月5日，康生讀過《柳文指要》后，便給毛澤東寫信說：“……八十五歲的老先生尚有精力作此百萬巨著，實非易事。我讀完之后，覺得主席八月五日信中對此書的評價，是十分中肯完全正確的。此書翻永貞政變之案，申‘二王’‘八司馬’之冤，揚柳子厚‘以民為主’的思想，斥韓退之‘以民為仇’的謬論，確有新鮮引人入勝之處。”“此書也有缺點，如著者不能用辯証唯物主義的觀點去解釋柳文，對柳宗元這個歷史人物缺乏階級分析，對社會進化，以為‘承新仍返諸舊’，‘新舊如環，因成進化必然之理’等等。”康生最后寫道：“對於一個沒有研究馬列主義的人，這是可以理解的。”“因此書有些人已知道主席看過，所以我提出了幾點意見，用紙條標出。請主席看看，是否須要作詞句的刪改。”
1966年1月12日，毛澤東看了康生的信和修改意見后，又致信章士釗說：“大著《柳文指要》康生同志已讀完交來，茲送上。有若干字句方面的意見，是否有當，請酌定。”毛澤東還把康生的信原封不動地轉交給了章士釗，只是把信封上“請交主席，康生寄”中的“主席”二字勾去，親筆在旁邊寫上“章行嚴先生閱”。此舉說明，毛澤東並不完全贊成章士釗對柳宗元的評價方法。后來，章士釗也深感自己的著作中會有不足之處，並在全書的總序言裡寫道，當世碩學，如有所匡正，“何時獲知，當即力事補正”。
毛澤東對《柳文指要》的態度是一貫的，從一開始就支持公開出版《柳文指要》，期望它能引起學術界的重視，開展文史哲諸方面的爭鳴，因此並沒有因為“文化大革命”的開始而加以改變。不過就在《柳文指要》送到中華書局排版准備出版時，“文化大革命”開始了。1966年5月10日，章士釗感到自己的著述與當時的氣氛不協調，就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他在信中說：“我今日看到《中國青年報》說：我們一定不放過鄧拓這一伙，一定不放過一切牛鬼蛇神，《工人日報》亦如是雲。於斯世也，天下執筆之士，不能以我與鄧拓原不相識，強自寬解，而須將自己之一字一句嚴行琢磨，是否未側於一切牛鬼蛇神之列。”信中還說，連日讀到各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詳細記載，“我的思想不期受到絕大的震動。而自己的筆墨工作，仔細檢討，覺得最近提交中華書局准備出版的《柳文指要》，應當撤回重新檢查。”
當毛澤東看到章士釗在信中自我檢討所說的“我的所謂指要，純乎按照柳子厚觀點，對本宣科，顯然為一個封建社會的文藝僵尸涂脂抹粉”，便在其中的后半句劃了一條豎線，並寫上“此語說得過分”的批注。針對章士釗在信中說，《柳文指要》“這一類著作，放在今日蓬勃發展的新社會中，必然促使進步奮發的農工新作者，痛加批判立令體無完膚”，毛澤東在“痛加批判”旁劃了一條豎線，並寫道：“要痛加批判的是那些挂著共產主義羊頭、賣反共狗肉的壞人，而不是並不反共的作者。批判可能是有的，但料想不是重點，不是‘痛加’。”章士釗在信中還寫道，自己因著《柳文指要》一書而“成為大眾向上的絆腳石。換而言之，即不啻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對象，反而不知不覺間墮入反黨反人民的黑線之內，得受鷹懲”。毛澤東看到這裡，在其中的“墮入反黨反人民的黑線之內，得受鷹懲”旁又劃了一條豎線，並批注道：“何至如此”。章士釗在信的結尾請主席給他三年時間，補習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然后將其《柳文指要》一書重行訂正，再付梓印行。
章士釗斷然拒絕康生修改全書的意見
毛澤東讀罷此信后，於1966年5月17日批示：“劉、周、鄧閱，與章先生一商。一是照原計劃出版﹔二是照章先生所提，假以一、二、三年時間，加以修改，然后印行。二者擇一可也。”毛澤東信中所說的劉、周、鄧，就是指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柳文指要》的出版暫時擱淺。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狂暴逐漸轉為“斗、批、改”的時候，章士釗又重新提出了《柳文指要》的出版問題。
毛澤東雖然已批准出版《柳文指要》，但康生卻不願該書出版，所以一拖再拖。大約到了1970年，中華書局已將《柳文指要》排版，此時康生又提出要作者改變觀點，將全書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重新修改一遍，才能出版。當章士釗得知康生意見后，就寫了一封措詞激烈的長信給毛澤東並康生，斷然拒絕按康生意見修改全書。章士釗在信中說：“根據康生的意見，看來原作不加改動斷不可，即為社會必須掃除的穢濁物，哪裡還談得上出版。”章士釗在信中嘲諷地說：“夫唯物主義無他，隻不過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之高貴讀物。”並強調說，“我未信人類有不可變更的觀點，亦未聞天下有走不通的道路。為此請求主席恕我違抗指揮之罪，並賜我三年期限補習必不可不讀的馬列著作以及全部毛選，如果天假之年能達九十六闕比時，諒已通將《柳文指要》殘本重新訂正准即要求版行公之大眾，不望無瑕，庶乎少過。我之此一請求出於十分真誠。臨紙無任惶恐。待命之至，未肅順致崇祺。康生副委員長均此未另。”隨后，毛澤東批轉康生研究處理。康生明白，即使自己不同意，恐怕也無濟於事，於是就做了個順水人情，不再阻撓《柳文指要》的出版。
1971年3月15日，周恩來總理召開出版工作座談會，再次提到二十四史和《柳文指要》的出版問題。這時中華書局的編輯大部分還在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原文學組組長徐調孚已被迫退休，並以戰備疏散為由勒令他全家遷往四川江油他兒子處。章士釗提出建議，要原文學組負責人徐調孚當《柳文指要》的責任編輯。於是，徐調孚又被臨時調回負責此書的編校工作。這次重新排版的《柳文指要》，改用了三號仿宋字，印成十六開特型本，於1971年9月出版。全書分“體要之部”四十一卷，“通要之部”十五卷。該書比1966年的送審稿又略有修改，增加了“通要之部”第十五卷。至此，這部牽動中共高層領導關注的《柳文指要》的出版已塵埃落定。
90歲高齡的章士釗在續寫該書《通要之部續序》時，曾坦言道：“柳文重發光艷，始起於1949年大革命初期，倘無毛主席著作發揚，決不會有崇柳風尚。”1972年，當美國總統尼克鬆訪問中國時，周恩來總理專門向他介紹了章先生的《柳文指要》，並贈送同來的美國國務卿弗裡曼一套做紀念。周恩來說，這部書完全是在毛主席的關懷下才公開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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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紀念館 |
周恩來紀念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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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少奇紀念館 |
朱德紀念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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