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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回歸談判中的鄧小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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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夢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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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2月19日，中國政府和英國在北京正式簽訂《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1997年7月1日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此之前，鄧小平與英國前保守黨首相撒切爾夫人曾經歷了驚心動魄的交鋒。以下是那個重大事件的幾位見証者的回憶述說，其史實的可信性是不言而喻的。
撒切爾夫人撰寫回憶錄說：鄧小平非常執著務實
1982年9月2日，撒切爾夫人踏上了中國的土地，曾經被毛澤東譽為“鋼鐵公司”的鄧小平，和這位英國政壇的“鐵娘子”碰面了。
對這次非同尋常的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撒切爾夫人在她后來出版的回憶錄《唐寧街的歲月》中，以一種無奈的心情，追憶了談判的全過程，表達了她對鄧小平等中國決策人物的欽佩。
撒切爾夫人在回憶錄中說：“中方把主權問題看得很重，必須歸還中國，因此我很失望。”
下面的文字是從《唐寧街的歲月》中摘譯的：
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從東京飛赴北京時，一再考慮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國根本不承認英國與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島簽訂的《南京條約》，這是中國領導人提出的先決條件。我們事先也商量過了，決定把談判立場建立在英國至少對一部分香港領土擁有主權的基礎上，如果中國承認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在此立下腳，然后把主權讓出，以換取對香港繼續管治的權利。我曾經多次與政界和商界人士討論過，覺得這是一個大家都比較能接受的解決辦法。但往談判桌前一坐，我才發現，那不過是我們的一廂情願。
9月23日上午抵達北京，第二天正式會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我發表了一篇事先准備好的聲明，闡述英國的立場。我指出，中國關注的核心點既然是香港的主權與繼續保持繁榮，那麼如果我們突然宣布對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變，大量資金肯定會外流，香港的崩潰不可避免。所以，我們兩國應把保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放在首位，就未來的管治安排達成協議，如果這些安排能贏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國國會滿意這些安排，我們再考慮主權問題。
我滿以為這篇務實的言論會有很強的說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試圖說服中國政府同意我們發表一篇內容不涉及承擔責任的聯合聲明，宣布我們的共同目標是維護香港的繁榮，然后再舉行實質性會談。
但我很快發現，我所有原來的估計都泡湯了。
我早就聽說鄧小平是實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還發現他是一個非常執著的人，他的態度很堅決。他說，香港主權根本不在討論之列，稍后中國會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決定。這一點出乎我的意料。
和鄧小平的談判進行得相當艱難，我連最初的基本目標都沒有能夠達到，但也不能算徹底失敗。我畢竟說服鄧小平發表了一個簡短的聲明，宣布兩國正在共同本著維持香港繁榮穩定的目標展開談判。
1983年1月28日早上，我們獲悉中國建議在６月份單方面宣布他們對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認為如果談判沒有進展，不如盡早在香港推進民主進程，讓香港人民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選定他們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當時我的同事們對此都不感興趣，我也一籌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這件事又於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義寫了一封信給中國政府，信的內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讓步。
盡管作了這次讓步，卻仍然沒能動搖中國的立場，夏季的3輪會談沒有絲毫進展，9月22日和23日的會談再次陷入僵局，這個信號導致了香港人心不穩，大量資金外流，港幣匯價大跌。至此，我不得不決定向中國交還主權和治權，除此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周南回憶說：鄧小平的魄力和膽識，終於瓦解了對手的戀戰之心
周南於1982年曾任中國代表團團長，參加主持中英兩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代表中國政府草簽《中英聯合聲明》，之后仍然一直參與香港回歸的事務，而且從1990年1月至1997年7月，擔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
回顧香港問題解決的歷程，周南強調指出，香港回歸祖國，首先要歸功於鄧小平，是他根據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周南說，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的高度統一。按照這一構想來解決香港問題本來已經充分照顧了英國的利益，但英國對被它搶佔和統治了一百多年的這塊寶地卻難舍難分。
周南回憶說，1982年9月底，撒切爾夫人帶著英國剛剛戰勝阿根廷保住了馬爾維納斯島這塊殖民地的余威來華訪問。她的算盤不是將香港交還中國，而是要以一個新的不平等條約代替三個舊的不平等條約，即名義上將香港主權交給中國，換取中國同意英國繼續長期統治香港，也就是“以主權換治權”。在此之前，她甚至還考慮過以軍事手段對抗中國收復香港，考慮過使香港“獨立”，變成“第二個新加坡”，或搞“國際共管”。“因此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勢必上演。”
撒切爾夫人端出了以前訂的三個條約，說它們在法律上是有效的，你們中國方面不能單獨毀約。面對氣勢洶洶的談判對手，鄧小平說道：“主權問題是不能夠談判的，就是中國1997年收回香港的問題是不能談判的。”
撒切爾夫人並不示弱，她又用威脅的語氣講，香港目前的繁榮是英國統治所帶來的，如果沒有英國的統治，就不會有香港的繁榮，那麼你們就會面臨災難性的后果。她認為中國搞四個現代化需要香港，沒有香港的繁榮，你的“四化”就搞不成。
面對撒切爾夫人接連打出的王牌，橋牌技藝精湛的鄧小平，在對峙中很快識破了對方的底牌，他針鋒相對地回答道，首相夫人，你講中國四個現代化，要建筑在香港繁榮的基礎上，這個命題本身就是錯誤，如果中國是採取這樣的方針，那我們就是錯誤，更何況，香港的繁榮並不取決於是不是由英國來統治，而是取決於香港回歸之后，中央對香港實行的是否是正確的方針。這是一點，駁回了。第二針對她“災難性后果”的說法，鄧小平說：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就要勇敢地面對你所謂的災難性后果，來採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
周南回憶說，鄧小平在談判中多次強調“主權問題不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應該明確肯定：1997年中國將收回香港。”鄧小平還進一步說：“我們還考慮了我們不願意考慮的一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過渡時期內香港發生嚴重的波動，怎麼辦？那時，中國政府將不得不對收回的時間和方式另作考慮。如果說收回香港會像夫人說的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我們會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聽完鄧小平的嚴正陳述后，撒切爾夫人敗下陣來。事后，她對英國代表團團長柯利達說，鄧小平真是“毫不留情”。
雖然在與撒切爾夫人的會談中，鄧小平毫不留情地給了對方“當頭一棒”，但英方並沒有死心，而是採取步步為營的策略，繼續就“主權換治權”等一系列涉及主權的問題與中方糾纏。
周南回憶，在耗時兩年、多達22個回合的談判過程中，英方多次企圖修改協議文件中的內容，如把香港的“高度自治”改為“完全自治”或“最大限度的自治”，要求英國人員可以在未來特區政府中“擔任文職中最高職位”等等。這些招數都被小平識破，並一一加以批駁。鄧小平指示：“在主權問題上一分一毫也不能讓，更不要說是一寸。”
爾后英方又對中方在港駐軍問題上百般阻撓。關鍵時刻，鄧小平拍案而起：“為什麼英國可以在香港駐軍，香港回歸后中國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駐軍是主權的象征！如果這點權力都沒有，還講什麼恢復行使主權？”英國態度不得不軟化下來。周南感嘆，真可謂是“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啊！
幾番交鋒過后，曾經在英國議會以強硬手段通過馬島之戰議案的首相夫人，終於意識到強硬和恫嚇對於眼前這位小個子巨人完全無濟於事，於是，她轉換了話題，開始在談判的目的上做起文章。她提出，“這次談判的題目，無非是一個歸屬問題”。
然而，鄧小平馬上針鋒相對予以反駁：“我說是三個議程。一個是主權問題，總要雙方達成協議﹔第二個，1997年以后的安排，就是我們中國收回主權之后，怎麼樣來管理香港，就是制度問題了﹔第三個議程是15年過渡期間的安排問題，就是接收主權的條件。” 最后他還又很明確地說，中國政府如果到了1997年，還不收回香港的話，那麼我們的政府就是晚清政府，我們這些人就是李鴻章。如果出現那種情況，我們這些人就是下台了，中國人民也不會答應的。
最厲害的是，到最后鄧小平還講了幾句話：“我說，要不排除這個時候香港發生意外，香港發生動亂，如果我們根本談不攏，中國將考慮接收香港的時間和方式。 ”
周南回憶說： 什麼叫做重新考慮收回的時間呢，那就是不一定等到1997年了，話沒有說出來，但是意思包含在裡面了。撒切爾夫人聽懂了，聽懂了覺得受到很大的刺激，威風給打掉了。
當年的外電在評述這次會談時說：撒切爾夫人是鋒芒畢露，鄧小平是綿中寓針，撒切爾夫人盡管受丘吉爾影響極深，有“鐵娘子”之稱，但在鄧小平的面前，她畢竟還顯得年輕了些……
周南感慨萬千地說：“回顧那一段歲月，覺得在解決香港問題的每一個階段，都是由小平在關鍵時刻，抓住關鍵問題，做出了關鍵性的指示，從而保証了斗爭的勝利。”
鮑威爾勛爵回憶時感嘆：是鄧小平的“狠”，開辟了香港回歸之路
鮑威爾勛爵是英國上院議員，上世紀80年代曾擔任撒切爾夫人外交與國防政策顧問。撒切爾夫人1982年訪華就香港問題與鄧小平會談，以及1984年再度訪華簽署香港前途聯合聲明，他都現場參與了全過程。
鮑威爾勛爵說：鄧小平與撒切爾夫人“都是鋼鐵制成的，談判風格都非常強硬”。
鮑威爾回憶道，他第一次陪同撒切爾夫人見到鄧小平時，對鄧小平的印象就非常深刻，“感覺他身材很瘦小，但談吐很敏捷，使我感到他精明過人，頭腦清晰，很有主見，直言不諱。”鮑威爾說，“不久我便知道，眼前是一位相當有個性、對目標堅定不移的中國領導人。”他說：“鄧小平先生在陳述自己想法時，非常坦率和直接，幾乎完全不管外交上謹慎圓滑那一套。就此而言，他和撒切爾夫人可謂棋逢對手，因為撒切爾夫人也同樣直率。”
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撒切爾夫人。鮑威爾說，雙方坐下之后，根本沒有半句客套話，兩位領導人很快便進入主題。鄧小平告訴撒切爾夫人，中國一定會在1997年收回香港，也不能接受英國繼續管治香港的主張。話說得堅決而直截了當，那情景，簡直就是告訴英方，中國政府主意已定，英國沒有半點討價還價的可能。
撒切爾夫人也是一位很直接的人，鮑威爾說，“鋼”與“鐵”相遇，難免發生鏗鏘碰撞。鮑威爾回憶道，在1982年這次會談中，鄧小平與撒切爾的想法一再發生沖突。“當時，鄧小平提醒撒切爾夫人，中國有權派軍隊武力收復香港。撒切爾夫人回答道：如果這樣，將會導致香港的崩潰。鄧小平則說：如果這樣，我們會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
鮑威爾回憶說：“但是，正因為他們都是作風硬朗的談判者，他們也都能夠欣賞對方的權威，認識到對方的限度，所以才會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協議。”
鮑威爾還回憶道：1982年中英兩位領導人“會面沒有多久，話題就進入討論‘一國兩制’，而不是相互爭辯，更沒有出現僵持的局面”。
鮑威爾說，在這次會面之前，英國方面擔心的是中國政府只是強調一定要收回香港，甚至會強硬地表示，隻要需要，不排除武力收回香港的可能性。“然而，這不是鄧小平的態度。他當時對撒切爾夫人說：‘我們理解港人希望生活方式不變，而且，這種不變，還要有保証。關於這些，我們完全可以跟你們談判。’”鮑威爾進一步說：“這就是雙方話題轉到了探討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原因。”
鮑威爾說，而達成協議的關鍵，則在於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構想。撒切爾夫人在會談時，曾當面向鄧小平稱贊這一構想是“天才的創造”。
在鮑威爾看來，“一國兩制”是和平解決香港問題的鑰匙。“兩種不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可以在一個國家共存，這給予了香港人民在1997年之后繼續維持其生活方式的保証﹔意味著最有才能的人也會繼續留在香港，為香港未來的繁榮作貢獻。沒有‘一國兩制’的構想，中國無疑仍會收回香港的主權，但可能繼承的只是一個空殼。”
1984年，鮑威爾在中英簽署香港前途聯合聲明的儀式上，再次見到了鄧小平。他回憶說，當日簽字儀式之后，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又一次會面。“我記得，正是在這次會面時，他們兩人相約1997年香港再見，相約要到香港出席交接慶典。”
“這次會面氣氛可是與前一次完全不同了，兩人興致很高，領袖們的成功感可以從他們互相的祝賀中看得出來。”鮑威爾如此評價鄧小平和撒切爾夫人1982年和1984年兩次會面的差別。
鮑威爾說，很可惜，兩人的承諾和意願沒能實現，鄧小平沒能活到1997年7月1日交接慶典的日子。但是，世人永遠應該銘記和紀念這位“一國兩制”創始人為香港順利回歸付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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