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劍英大事年表（1930年——1939年）--專題報道--中國共產黨新聞-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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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劍英大事年表（1930年——1939年）

2006年09月25日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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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　33歲
　　秋　由莫斯科經海參崴回國，到達上海。在周恩來的安排下，與劉伯承等人翻譯了蘇聯紅軍的步兵戰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等資料。
　　　　　　　　　　
1931年　34歲
　　1月7日　列席在上海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六屆四中全會。
　　1月下旬至4月初　由上海經香港、汕頭、閩西到達江西瑞金。被委派負責軍委參謀部的工作。
　　4月17日　奉中革軍委命令，擔任戰史編輯委員會總編輯。
　　本月　參加蘇區中央局為討論第二次反“圍剿”戰略方針而召開的緊急會議。支持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入的正確意見。
　　5月至9月　協助朱德、毛澤東指揮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二次及第三次反“圍剿”戰役，連戰皆捷，取得了偉大的勝利。
　　9月18日　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制造了“九一八”事變。
　　11月　25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在瑞金成立，任中革軍委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即總參謀長）。
　　11月底　向中革軍委提出“建設精干的統帥機關”的建議。研究確定中國工農紅軍司令部機關的編制體制，建立健全了參謀工作制度。
　　12月　與朱德、王稼祥等研究國民黨二十六路軍在寧都起義的具體方案。
　　　　　　　　　　
1932年　35歲
　　8月上旬　根據蘇區中央局興國會議的決定，主持制定了樂安、宜黃戰役的詳細作戰計劃。
　　10月上旬　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委，兼任瑞金衛戍司令員。
　　11月7日　任中央蘇區東南戰區總指揮兼政委。
　　12月11日　在紅軍學校炮兵操場主持召開“廣州暴動”、“寧都暴動”紀念大會，並講話。
　　　　　　　　　
1933年　36歲
　　2月4日至12日　組織紅軍學校第四期全體學員進行野戰軍事演習。
　　2月16日　主持紅軍學校第四期學員畢業典禮。
　　本月　為配合北線主力紅軍的第四次反“圍剿”作戰，組織東南戰區各獨立師、團及閩西、上杭一帶的地方武裝，積極開展襲敵擾敵活動，遲滯由閩入贛的國民黨軍的行動。並以閩西四縣的地方武裝為基礎，擴編成立紅十九軍，兼任軍長。
　　3月16日　向朱德、周恩來發出《東南武裝組成之五個縱隊及其作戰任務》的電報。
　　本月　指揮東南戰區第一、二、三縱隊進攻清流縣城，重創守敵3個團。
　　本月　向中革軍委發出《對目前戰局及戰略意見》。提出目前應緊緊抓住西南反蔣的有利時機，集中全力在北線與敵軍決戰，以結束四次戰役，開展新的戰局等意見。
　　5月30日　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兼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12月4日　兼任建寧警備區司令員。
　　本月　兼任閩贛軍區司令員。
　　　　　　　　　　
1934年　37歲
　　1月22日至2月1日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被選舉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
　　2月3日　任中國工農紅軍副總參謀長。
　　4月初　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福建軍區司令員。
　　4月8日　與福建軍區政委萬永誠共同簽發訓令，要求軍區所屬各部隊加強行軍、宿營時的偵察、警戒工作，不斷地進攻並消滅敵人。
　　春　調任中革軍委第四局局長。在此期間，抵制“左”傾領導者打擊、迫害干部的錯誤做法，保護了一些干部。
　　10月10日　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任第一野戰縱隊（又稱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0月至12月中旬　以軍委第一縱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身份參與主持總司令部的日常工作，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部隊行軍作戰。
　　11月　在西延山區遭敵機空襲，右腿受傷。
　　12月18日　中革軍委決定，軍委第一、第二野戰縱隊合並為軍委縱隊。任副司令員兼第一局局長，負責部隊的行軍作戰。
　　　　　　　　　
1935年　38歲
　　1月15日至17日　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期間，日夜堅守在總司令部作戰值班室，處理軍務。
　　2月28日　奉命前往紅三軍團接替在戰斗中犧牲的鄧萍任參謀長，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作戰。
　　3月上旬　參加中革軍委為研究成立軍事指揮小組問題而召開的軍事會議。會后，協助彭德懷、楊尚昆指揮三軍團三渡赤水，在二郎灘四渡赤水，南渡烏江。
　　5月至6月　與彭德懷、楊尚昆率領三軍團渡過金沙江、大渡河后，繼續向北急進。
　　7月21日　奉中革軍委命，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
　　8月初　主持召開紅軍總指揮部直屬單位會議，傳達《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具體部署過草地的思想動員和物資准備工作。
　　8月上旬　到紅三十軍給干部講解打敵人騎兵的戰術要領，指出佔據有利地形和運用密集火力是與敵騎兵戰斗的基本手段。
　　8月18日　率領右路軍先頭部隊3個團，從毛兒蓋地區出發，經草地向班佑前進。
　　8月29日至31日　與徐向前、陳昌浩指揮紅三十軍、紅四軍進行了包座戰斗，殲敵1個師約5000人，打開了紅軍北上通向甘南的大門。
　　9月9日　在巴西獲取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等命令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密電，立即送交毛澤東。毛澤東、周恩來等立即採取緊急措施，使黨中央於9月10日凌晨迅速率領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在緊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
　　9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同日　中共中央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和中央軍委縱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兼第三縱隊司令員，並兼任新設立的編制委員會委員。
　　9月　17日　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攻克臘子口。
　　9月18日　隨軍進駐甘南的哈達鋪。陝甘支隊在此整編。
　　9月27日　在榜羅鎮看到國民黨報紙上有關陝甘蘇區的消息，遂向中央提出北上陝北的建議。
　　10月19日　協助彭德懷指揮部隊擊潰尾追敵騎兵一部，進駐吳起鎮。
　　10月22日　出席在吳起鎮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決定黨和紅軍今后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西北的蘇區，領導全國大革命。
　　11月3日　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參謀長。
　　11月8日　任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即中革軍委）參謀部參謀長。
　　11月下旬　協助毛澤東、彭德懷指揮部隊進行直羅鎮戰役，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12月下旬　根據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渡河東征之戰略方針和西北軍委作戰計劃，赴前線勘察渡河地點，擬制部隊作戰行動方案。
　　本月　任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1936年　39歲
　　1月底，與毛澤東、彭德懷在延長縣召開會議，進一步研究東征作戰問題。
　　2月2日　致電毛澤東、彭德懷，提出部隊渡河具體計劃。隨后，率一方面軍直屬隊開往川口鎮集結待命。
　　2月下旬至4月下旬　指揮抗日先鋒軍中路軍在石樓、中陽、永和地區牽制和吸引晉綏軍主力，配合左右兩路軍作戰。
　　5月上旬　參與制定《西征戰役計劃》。
　　6月中旬　奉命去蟠龍、玻璃坡、石家砭等地，了解中央軍、東北軍的兵力部署、進軍動態等情況，並利用關系，對東北軍第一○七師、第一一七師官兵進行統戰工作。
　　7月上旬至8月　赴安塞領導東線工作委員會，進行對東北軍的統戰工作。
　　8月17日　任洛川工作委員會書記。
　　8月底　奉命作為中共中央常駐代表密赴西安，負責開展對東北軍、西北軍和整個西北地區的抗日統一戰線工作。
　　10月至12月初　在西安與張學良多次會談，雙方就迅速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等許多重要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促使紅軍與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關系得到了進一步改善，逐步形成“三位一體”的局面。
　　在此期間，還幫助張學良整頓改造東北軍部隊，與西安各界愛國人士秘密聯系，並隨時向中央通報敵、我、友各方面的動態和情況，酌處各項事宜。
　　12月上旬　由西安返延安，向毛澤東等匯報西安方面情況。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
　　12月20日（左右）從延安到達西安，協助周恩來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正確方針，迫使蔣介石停止內戰，促成國共兩黨再次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同時，根據張學良的請求，以參謀長的身份參加西北聯軍參謀團，與東北軍、十七路軍將領一起制定了抵抗親日派“討逆軍”的作戰計劃和軍事部署。
　　23日　致電中共中央，反映各方人士對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懷有疑慮等問題。接中央復電后，立即奔走於各方人士之間，廣泛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2月　25日至31日　與周恩來、博古等分析“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的形勢，研究對策。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交換對時局的看法，鞏固西北的團結抗戰的局面。
　　　
1937年　40歲
　　1月4日　與周恩來、楊虎城以及東北軍、十七路軍的高級將領共同擬定三方面聯合對國民黨軍進攻的作戰方案。
　　1月中下旬　協助周恩來奔走於東北軍、西北軍和國民黨留守西安人員之間，處理各種遺留問題，維持團結合作、共同抗戰局面。
　　1月30日　與周恩來、博古到雲陽鎮紅軍司令部同洛甫、彭德懷、任弼時、楊尚昆、左權召開緊急會議。會議決定，紅軍應同東北軍共同作戰，仍須與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當晚，與周恩來、博古趕回西安，把這一決定告訴楊虎城和東北軍將領。
　　1月31日晚　參加在西安粉巷王以哲家中召開的紅軍、東北軍、第十七路軍三方最高軍事會議。會議最后作出宜和不宜戰、促進和談成功的決定。
　　2月2日　孫銘九等東北軍少壯派軍人槍殺主和派將領王以哲。聞訊后，立即派劉瀾波到渭南，向駐防前線的東北軍將領傳達此事件的經過，勸以大局為重，維護東北軍團結。
　　2月3日　遵周恩來指示，與博古、李克農等撤到三原紅軍駐地。
　　3月8日　與周恩來同國民黨談判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會談。雙方就中國共產黨承認服從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取消蘇維埃政府、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以及容許共產黨在適當時期內公開、紅軍的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與國軍同等待遇等問題達成“三八”協議，報送蔣介石最后決定。
　　4月13日、14日　奉毛澤東、周恩來電示，找顧祝同交涉西路軍余部事，要顧下令馬步青、馬步芳不得為難即將抵達甘肅敦煌的李先念部，並要求派張文彬等去青海接回被俘的西路軍人員。
　　7月5日　在西安與周恩來、博古、彭德懷、任弼時商議紅軍改編問題。
　　7月7日　日本侵略軍在北平西南郊的盧溝橋發動事變，抗日戰爭爆發。
　　7月9日　將西安各抗日救亡團體連日來的意見概括整理后電告中央。
　　7月20日　致電毛澤東、洛甫，建議中央對蔣介石本月17日在廬山發表的談話“應有所表示”。
　　7月31日　以中共和紅軍代表的身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會晤，要他轉告蔣介石，紅軍改編至8月上旬可以完畢。
　　8月5日　就蔣介石邀請毛澤東、朱德赴南京出席國防會議事急電中央書記處，建議：“毛不必去，朱必須去”。
　　8月7日　與周恩來同蔣鼎文交涉，要求釋放被押至西安的紅軍西路軍被俘人員。將黃鵠顯等33名西路軍營以上干部營救出獄。次日，又有210余人獲釋。
　　8月9日　和朱德、周恩來飛抵南京。
　　8月11日　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政部召開的談話會。隨后，被邀請出席軍政部長何應欽主持的討論會。在會上就“政略戰略”等問題作了長篇發言。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全國抗戰的戰略方針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8月13日　與朱德、周恩來就同國民黨談判的條件問題致電中共中央，建議：努力抗戰，以鞏固蔣介石的抗戰決心﹔紅軍立即改編、爭取開動﹔力爭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催促南京發表紅軍改編后正副指揮的任命。
　　8月中旬　協助周恩來同國民黨當局就紅軍改編后的名稱、人數、編制、正副總指揮人選以及中共在南京出版《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等問題達成協議。此外，還同國民黨中央及地方實力派商談在南京、蘭州、武漢、衡陽等地設立中共代表團和紅軍代表處，以及江南8省的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問題。
　　8月18日　與周恩來到“首都反省院”看望被關押的中共黨員，並保釋部分同志出獄。
　　8月25日　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參謀長。
　　9月5日　應何應欽的邀請出席軍政部部務會議，並在會上作長篇發言。
　　9月下旬　與博古同國民黨代表談判南方8省區紅軍游擊隊主力改編問題。
　　9月27日　為《時事類編特刊》題詞：“舉國一致的團結與堅持，是戰勝日寇的基本條件”。
　　10月下旬　與博古會見項英，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告項英，應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戰略據點，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能放棄獨立自主原則。
　　11月　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與葉挺商談新四軍組建及堅持獨立自主的抗戰等問題。
　　11月下旬　率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人員撤離南京，抵達武漢。
　　12月13日　南京淪陷。
　　12月中旬　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決定，與周恩來、王明、博古組成中共代表團，駐武漢同國民黨進行談判，協商國共兩黨合作事宜。
　　12月21日　任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中共方面代表。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代表團和中共長江中央局舉行的聯席會議，為合並后的中共代表團和中共長江中央局領導成員之一，並擔任長江局參謀處參謀長。會后，與周恩來、董必武、項英、葉挺商談組建新四軍軍部等問題。25日，新四軍軍部在漢口正式成立。
　　12月26日　和周恩來、王明、博古出席國共兩黨關系委員會會議。
　　　　　　　　　　
1938年　41歲
　　1月初　受中央委托，陪同周恩來、董必武向新四軍第四支隊領導人高敬亭等傳達中共中央關於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發展抗日武裝力量的指示。
　　1月8日　在《群眾》周刊上發表《論北方戰局》一文。
　　1月12日　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目前戰局與保衛武漢》一文。
　　1月13日　在《抗戰》三日刊上發表《把敵人的后方變為前線》一文。
　　2月13日　為國際反侵略宣傳周“兒童日”題詞：“大時代的中國兒童，時刻准備著加強國際反侵略陣線”。
　　3月9日　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論山西戰局》一文。
　　3月12日　在《新華日報》上發表《憶孫先生在桂林》一文。
　　3月上旬　與周恩來會見白崇禧，就第五戰區的對日作戰問題提出意見。
　　3月中旬　和周恩來參加蔣介石召開的高級將領會議，討論華北戰局。同時，就向八路軍提供武器和技術人才事多次與蔣介石、何應欽等談判。
　　3月20日　與博古、董必武在《新華日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說明與陳獨秀三次會見之經過，澄清托派制造的謠言。
　　本月　到黃安七裡坪游擊戰爭訓練班視察並演講，對官兵和青年學生們進行敵后游擊戰爭的宣傳教育。
　　5月初　因病赴香港就醫。途經廣州，在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廣雅中學發表演講，並舉行記者招待會。
　　5月下旬　同周恩來向中共河南省委書記朱理治，省委軍事部長彭雪楓等傳達中共中央《關於徐州失守后華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立即貫徹執行。
　　6月28日　得知國民黨當局要在鄭州北面花園口決開黃河大堤以阻止日軍西進的計劃后，與周恩來致電朱德、彭德懷，建議注意黃河兩岸游擊運動的聯系與發展。
　　夏　與周恩來、博古分別會見國際友好人士斯諾、艾黎、斯特朗、史沫特萊、愛潑斯坦等。
　　9月2日　和周恩來指示中共河南省委將工作重點移向豫東，開創蘇魯豫皖抗日根據地。
　　9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由周恩來、博古、葉劍英、黃文杰組成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南方國民黨統治區和淪陷區中黨的工作。
　　10月1日　在《國民公論》上發表《從抗戰經驗說到當前戰局》一文。
　　10月25日　在武漢淪陷前數小時與周恩來等撤離武漢。
　　10月27日　率武漢八路軍辦事處人員輾轉到達長沙。當晚，在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舉辦的時事座談會上作了題為《廣州武漢淪陷后的抗戰局勢》的演講。
　　11月2日　與周恩來電告項英：要改善與葉挺的工作關系，應請葉挺回新四軍工作。
　　同日　與周恩來、潘漢年、廖承志聯名致信《救國時報》，控訴日軍暴行，宣傳八路軍在敵后的戰績，動員廣大華僑支援抗戰。
　　11月上旬　同周恩來多次出席中共湖南省委、長沙市委召集的會議，宣講抗戰形勢和任務。在此期間，還與張治中會晤，商談協助國軍進行敵后游擊戰問題，並答應張的邀請，擔任湖南省府高級顧問，指導游擊戰。
　　11月12日　出席第三廳人員在撤離長沙前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辰的集會。當夜，“火燒長沙”。和周恩來一起沖出火海，撤離長沙。隨后，組織八路軍辦事處人員返回長沙進行善后救災工作。
　　11月25日至28日　和周恩來出席蔣介石在衡山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就舉辦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事同國民黨方面達成協議，並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意。
　　12月3日　和周恩來由衡陽到達桂林，對八路軍桂林辦事處的工作作了詳細布置。
　　12月中旬　同周恩來由桂林到達重慶。
　　　　　　　　　
1939年　42歲
　　1月　根據中共中央、毛澤東的指示，接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邀請，出任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長。
　　1月13日　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按組織分工，負責對外聯絡工作。
　　1月下旬　應邀給廣西學生軍第二團作《現階段的游擊戰和正規戰》的演講。
　　2月10日　率參加游干班的中共方面人員前往南岳。
　　2月15日　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簡稱“南岳訓練班”）正式開學。負責教授抗日游擊戰戰略戰術。在該訓練班工作期間，積極宣傳持久戰思想，結交許多國民黨軍中願共同抗日的高級軍官，影響廣泛。
　　4月中旬　陪同前來湖南南岳的周恩來視察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並廣泛會見了南岳各界人士，引導和支持他們採取各自的方式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5月7日　應邀出席南岳佛、道教救難協會成立大會，作《普渡眾生，要向艱難的現實敲門》的演講。
　　6月9日　到達重慶，協助周恩來工作，兼任南方局軍事部長。
　　同日　與周恩來就國共兩黨發生磨擦的情況下日軍動向問題，致電毛澤東。
　　6月10日　陪同周恩來面見蔣介石，商談近期抗戰與國共合作中的問題。
　　7月1日　致電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嚴正抗議國民黨當局制造平江事件，要求迅予徹查。
　　7月22日　與周恩來致電國民政府軍令部長徐永昌並軍委會及各部長官，嚴正駁斥國民黨當局歪曲報告平江事件經過及對新四軍平江留守通訊處的誣蔑。強烈要求派員馳赴肇事地點，查明真相，雪冤治罪。
　　7月　在《戰地知識》上發表《游擊戰線上的軍事問題》一文。
　　8月13日　在重慶紅岩村主持召開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追悼新四軍平江嘉義留守處被害同志大會，並作長篇致詞。隨后，寫出《論平江事件》一文。
　　10月19日　出席重慶文化界發起的“魯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大會”。
　　本月　與何應欽、賀耀祖會談，據理駁斥了國民黨方面在八路軍人事任免、經費用途等問題上的無理要求。
　　12月至次年3月　國民黨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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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蔣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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