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資料中心>>圖書連載>>鄧小平的最后二十年>>第六章 桑榆暮景

鄧家這個大家庭

余瑋  吳志菲

2008年02月20日17:08    來源:zzzzzz

  □鄧家這個大家庭裡,老爺子是家庭的核心,背后的“秘書”則是家庭的中心。和孩子們在一起,鄧小平總是無比開心。他平常說話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話說了,逗呀、抱呀……

  在北京景山后街的一條胡同裡,有一個兩進的普通院子,灰磚灰瓦,方方正正,院內的花、草、樹木,郁郁蔥蔥。這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鄧小平生前的生活世界,全家是1977年搬到這裡的。至今,與鄧小平相伴走過了58個春夏秋冬的卓琳還生活在這裡。

  卓琳比鄧小平小12歲,兩人都屬龍。院子裡有兩棵靠得很近的油鬆,一棵高大挺拔,一棵婀娜多姿,並肩矗立,好像兩個人相依相伴。於是,孩子們稱這兩棵樹為“雙龍樹”。卓琳閑庭信步時,總愛倚靠看雙龍樹干靜靜地回憶些什麼……

  同鄧小平的政治生涯一樣,他的婚姻家庭也歷經了一些曲折坎坷。鄧小平曾兩次失妻。如果說第一次是由於天災所致,第二次則是“人禍”所為。但鄧小平與卓琳的結合可稱得上是生死不渝、相濡以沫的終身伴侶。

  卓琳的經歷,雖不像鄧小平那樣波瀾壯闊、震撼人心,但卻同樣充滿曲折而耐人尋味。她出生在一個富甲鄉裡的工商名紳家庭裡,是家中第七個孩子,也是最小的一個孩子。卓琳的父親是雲南有名的“火腿大王”,曾因某種原因而被“軟禁”過,於是才四五歲的她同母親先后赴越南、香港、廣州,千裡尋父。她小時候從周圍的好多事情中感受到人世間對女性的不平等待遇,並為之憤憤不平,小小心靈常常萌發莫名的反抗意識。

  念中學時,有一個女音樂教員常常在課堂上向學生們宣講革命道理、宣講共產主義,卓琳對此感受深刻。有一天,這個教員突然被捕了。在押赴刑場時,這位戴著手銬腳鐐的女教員慷慨悲歌,高喊共產主義的口號。那英勇就義的場面與大義凜然的共產黨人形象,深深銘刻在卓琳心裡。於是,追求自由、追求個性解放、追求革命的概念,漸漸在卓琳的心底明晰。

  1931年,卓琳被挑選為雲南省體育代表團少年選手成員參加在北平舉辦的全國運動會。當從雲南出發剛剛到達香港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了。國難當頭,運動會自然開不成了,雲南隊隻好撤返。沒想到才走到香港就要返回,卓琳心不甘、情不願,於是寫信給家裡,表示不回雲南,要求去北平讀書。家人同意后,她經上海輾轉北平,在一個補習班學習數月。次年,考入北平女子一中。

  1935年,在一二?九運動中,19歲的卓琳同數千名學生走上街頭,手挽著手,肩並著肩,加入抗議洪流,用不可遏制的憤怒高呼“不當亡國奴”的口號,聲討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和南京國民黨政府的賣國行徑。對她來說,這是一次靈魂的洗禮,她的思想覺悟發生了質的飛躍。

  第二年,卓琳抱著學習理工以實業報國、科學報國的理想,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在校時,她積極參加了校抗日民族解放先鋒隊。不多久,七?七盧溝橋事變爆發。喬裝成百姓模樣的卓琳,終於躲過日本鬼子凶神惡煞的視線,逃出北平。那種日本大兵手持刺刀、荷槍實彈搜查學生和進步人士的危險場面,令卓琳刻骨銘心。

  逃出北平后,卓琳決計要去延安投奔八路軍、投奔革命。北平——天津——青島——濟南——西安——延安,轉船倒車,終於才到達革命聖地,並考上了延安陝北公學,經近四個月的學習圓滿完成學業。次年年初,她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矢志不渝的革命者,並因工作需要而改用現名。

  1939年秋,鄧小平與卓琳相識在延安。卓琳說:“他(鄧小平)是從前方回來的,和鄧發住在一個窯洞裡頭。我是在公安部工作,他們經常到公安部來,因為公安部女同志多。有時候也叫我們到他們住的地方去玩,他大概在那個時候就對我有意了,我不知道。他就找跟我一塊兒到延安的女朋友,讓這個女朋友來跟我談,說他想跟我結婚,問我同不同意。那個女朋友和我談了兩次,我不願意。我說我年紀還輕,不想那麼早結婚,於是我拒絕了。”鄧小平當時是八路軍129師政委,卓琳是一個年輕女生。對這位從前方來的長征干部,卓琳自然缺乏了解。

  據卓琳講,當時她很怕跟一個工農干部成家,因為去延安的那些干部多是工農干部,“我不是看不起他們,而是怕他們沒有知識,跟他們說不到一塊兒”,因此她不敢同這些人談情說愛。后來,鄧小平兩次主動找上門來,卓琳聽了他的有關情況和介紹后,覺得他還不錯,是個知識分子。“我想,反正早晚都得結婚,那個時候自己已經23歲了,我說算了吧,湊合吧。”

  不多久,在延安楊家嶺毛澤東住的窯洞前,戰友們以淳朴的方式為卓琳夫婦舉行了簡朴的婚禮。幾天后,卓琳便隨丈夫離開延安奔赴前線。婚后,快言快語的卓琳慢慢適應了同沉默寡言的鄧小平的相處,也漸漸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著丈夫。

  從太行山到大別山,從抗日戰場到解放戰爭,鄧小平率領部隊每解放一個地方,卓琳隨后就帶著孩子們也趕到那裡。“以前都是他們在前方打仗,我們家屬都在后頭住的地方﹔打完仗休整的時候,他們再接我們去。后來,進軍西南時,他下命令不准任何人帶家屬。我不干,不能把我們‘丟’了不管,是共產黨員的我一定要跟著你去,你砍我的頭也要跟著你去。他沒辦法了,隻好向我‘投降’,帶著家屬。”那段日子不堪回首,在戰爭年代卓琳拖兒帶女所經歷的苦難實在難以表述。“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車走著,就那麼把著。女孩子要尿尿怎麼辦呢?就拿一種水罐給小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車外頭。”

  戰爭年代,卓琳就和鄧小平一道奔赴前方,轉戰南北。卓琳是1952年帶著全家從重慶隨鄧小平來到北京的。當時,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鄧小平對自己的妻子提出了這樣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謹慎。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來就是一個不愛出風頭的人。進北京后,她多次謝絕了一些單位、團體請她參與工作的邀請,專心致志地為鄧小平當秘書、整理日常文件。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又有一些組織請卓琳出面工作,她還是謝絕了,她曾對自己的好朋友、著名外交家黃鎮的夫人朱霖說:我的任務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讓小平操心,讓他專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在家裡,卓琳是“中心”,而鄧小平是“核心”。家裡開支都是由卓琳計劃、執行,鄧小平從不過問,當然卓琳總是盡量將開支向丈夫傾斜。在3年困難時期,鄧小平愛喝龍井茶,比較貴,也愛抽點煙。一向精打細算、省吃儉用的卓琳對丈夫舍得開支。每天上午下午,她各給丈夫泡上一杯濃濃的龍井。鄧小平喝完后,她自己則接著喝剩下的茶根。

  在3年困難時期,卓琳為保証丈夫吃得好一點,要他單獨吃,不再一大家人在一塊吃飯,可鄧小平不干。后來,她就派次女鄧楠陪著老爺子吃。可不久,老爺子又不干了,堅持要跟大家一起吃。卓琳沒轍了,隻得單獨給他炒一個菜。結果,就這一個菜,到了飯桌上也叫老爺子“給你點、給你點”而分了。最后,卓琳沒辦法了,就讓大家都吃一樣的,誰也不再享受“特殊待遇”了。

  在生活上,卓琳給予鄧小平無微不至的照顧。鄧小平一年四季穿什麼衣服,蓋什麼被子,每天晚上吃幾粒安眠藥,都是由她來安排。夫婦倆心心相印,患難與共,幾十年來從沒紅過臉。

  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卓琳十分了解鄧小平爽直、真誠的內心世界。因而,無論政治風雲怎樣變幻,始終不能改變她對鄧小平的一片深情,絲毫動搖不了他們夫妻間多年建立起來的信任。特別是在“文革”年代,鄧小平遭到誣陷、迫害的時候,她始終以善良、真誠的心去愛撫和溫暖丈夫那顆深受傷害的心。鄧小平的一生之所以能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杰出貢獻,與他有一個溫馨、幸福的家,有一位溫柔、善良,不斷給自己支持與幫助的妻子是分不開的。

  可以說,鄧小平的成就是離不開卓琳對他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支持與理解的,是離不開卓琳用行動給予鄧小平最大的幫助與關愛的。

  卓琳關心鄧小平,鄧小平也十分愛護卓琳。有一次,卓琳患了重感冒,她擔心傳染給鄧小平,就囑咐警衛人員:不要讓老爺子到我的房間,免得傳染給他。鄧小平那天要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出門前他特意囑咐工作人員:給卓琳找個醫生看看。會議結束,鄧小平一進門就問:卓琳怎麼樣了?他不顧警衛人員的勸阻,徑直來到卓琳的房間,仔細詢問病情,囑咐卓琳一定要多喝水,按時吃藥。夫妻情深可見一斑。

  鄧小平關心和愛護高雅的國粹藝術,支持十足的“戲迷”卓琳看戲,卓琳每每去看戲鄧小平都是知道的,因為卓琳總是向老爺子“請假”,以免挂念。鄧小平隻要不太忙也會問問哪個劇場、看什麼戲。卓琳看完戲后隻要老爺子沒睡著,她就“匯報”李少春和杜近芳等表演如何精彩、如何獲得全場喝彩等等。程派傳人李世濟有時也應邀到鄧家匯報京劇的情況,送給卓琳一些自己的錄音、錄像帶。當然,隻要有可能,卓琳必勸老爺子去看戲,鄧小平對許多劇的內容也很熟悉。卓琳非常關心老戲新演,如戰友京劇團排演《白衣渡江》和《柳蔭記》時,從經費到演出她都給予具體的幫助。

  卓琳還喜歡聽評書,她曾請人幫忙找了很多諸如《三國演義》、《隋唐演義》等評書的錄音帶,沒事的時候就聽上幾段。在中國的古典文學名著中,她尤其喜愛的是《紅樓夢》,其中不少精彩段落還能背下來。自己不但訂閱了《紅樓夢研究》,還多次為“紅學”研究捐款。

  在家裡,卓琳雖是主婦,但烹調手藝並不被孩子們看好。在孩子心目中,父親的烹飪技術要高出母親一籌,他做的菜特別具有川菜風味。因而,有時候,鄧小平特意為卓琳尋找“實習鍛煉”的好機會。

  愛兒女,乃人之常情。鄧小平疼愛子女,從來都是一視同仁,平等相待,從不厚此薄彼。當然,對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紅衛兵迫害致殘的長子鄧朴方,他給予更多的是同情和撫愛。第一次見到癱坐在輪椅上的鄧朴方,當時被下放到江西的鄧小平和卓琳面對現實,用慈祥的父愛和溫暖的母愛去撫平兒子心靈和肉體上的創傷。內心分外難受的鄧小平,幫鄧朴方脫下衣服,用毛巾輕輕為兒子擦澡。為了充實兒子的精神生活,他將《資治通鑒》等中外名著送到鄧朴方的床頭。在鄧朴方向命運抗爭以及所取得的成就中,無不包含著父母的一片苦心。

  說到哥哥鄧朴方對自己寫作《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的幫助,鄧榕聲音哽咽了:“寫‘文革’中的父親,就不能不提到我哥哥鄧朴方。他是我們家受迫害最重的人。他給我回憶起‘文革’中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講得很平靜,仿佛不是在講述自己的經歷,而是別人的故事。聽著聽著,我的淚水流出來了,我不願意在哥哥面前哭,可這不爭氣的眼淚止也止不住。我對哥哥說,我真不願意讓你講述那段經歷,知道你最不願意提起‘文革’,可為了寫書還得讓你講。哥哥是理解我的,他把那些平時不願意回憶起的細節,給我講得清清楚楚。我當時哭得很厲害,連自己筆下的字都看不清了。我真的太感謝哥哥了。我也在這裡拜托各位記者一句,你們今后採訪鄧朴方時,最好不要提‘文革’那段兒,說起‘文革’,他就會特別傷心,這種傷心是刻骨銘心的。”

  鄧榕寫到哥哥出事后有關父親的一些情況,使我們感受到一個慈父的人格力量:“父母得知哥哥出事后,媽媽一連哭了三天,而爸爸卻沒有流淚,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吸煙。他內心的痛苦,一點也不比媽媽少。由於自己的所謂‘問題’,使親生兒子受到了如此殘酷的迫害,他因內疚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當父母把哥哥接到江西后,見到當年歡蹦亂跳的兒子,如今成了這個樣子,他沒有從語言上安慰兒子,而是把深深的父愛化作了照顧兒子的平凡小事。在江西的那段日子裡,父親已是60多歲的老人,可他是家裡唯一的壯勞力呀!每天給兒子翻身,每晚給兒子擦澡,他那細致入微的動作裡,充滿了人間平平常常的父子親情。”

  鄧榕的話,讓人想起了朱自清筆下那個父親緩慢的背影,一個有血有肉的鄧小平的慈父形象躍然紙上。作為慈父的鄧小平,十分喜愛自己的孩子。然而,出於工作的需要,他很少和孩子相聚,共享天倫之樂。在教育孩子的問題上,鄧小平夫婦觀點比較一致,都比較民主,注意尊重孩子們自己的選擇,培養他們自強、自立的意識。在與子女相處時,他抓住各種機會,利用聊天或擺龍門陣的形式,潛移默化地對他們進行革命傳統和艱苦奮斗的教育。以往每次重大政治運動來臨,鄧小平都要將子女們召集在一起,要求每個人自珍自重,誰出了問題他也不保。

  卓琳夫婦倆都非常喜歡孩子,同他們在一塊倍感天倫之樂的溫馨。自己的5個孩子、鄧小平的妹妹及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都生活在鄧家,由卓琳照顧。和孩子們在一起,鄧小平總是無比開心。他平常說話不多,但跟小孩子可有話說了,逗呀、抱呀。在鄧小平晚年時,卓琳“規定”孫輩每天定時要看爺爺,要來親爺爺,要在爺爺面前坐一坐。每天老爺子還沒起床,卓琳就把孫輩抱到他被窩裡去陪老爺子。卓琳說:“他呀,最喜歡跟小孩玩了。小孩在他辦公桌底下玩啊鬧啊,他有事則專心地做自己的事,沒事時就跟他們玩,或分發給他們一些巧克力。”在與孩子們的接觸中,鄧小平從不說教,可他的品格卻深深影響著孩子們,既親切又威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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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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