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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優勢

余瑋  吳志菲

2008年02月20日17:07    來源:zzzzzz

  □一邊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市貌,一邊囑托身旁的朱镕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作為一個戰略家以其獨特的視角看出上海在對外開放方面的優勢

  人總是會從工作崗位上退下來的。鄧小平的高明之處在於退得成功,退得順利,每退一步,其開創的事業都會向前邁進一步。有人說,從1980年辭去副總理職務開始,到1992年南方談話和接見中共十四大全體代表,鄧小平共用了12年多時間完全退下來。這顯然做的是很有步驟,並且十分穩妥的。鄧小平的退是為了進,為了更好地推進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為了中國的長治久安,為了社會主義事業的千秋大業。這就是政壇偉人的政治藝術!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對外開放的區域開始由沿海向內地轉移。實現這一具有戰略意義轉移的第一大決策,是開發開放上海浦東。

  在中國近代史上,上海曾是遠東最大的貿易金融中心和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被稱為“東方巴黎”。新中國成立后,上海仍是全國特大型工業商經貿濟中心城市之一,對國家財政的貢獻曾長期傲居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之首,獨領風騷幾十年。但進入80年代,南部沿海經濟特區迅速崛起,廣東、江蘇等省的經濟發展顯示了強勁的勢頭,上海“老大哥”的霸主地位開始動搖了。

  作為一個偉大的戰略家,鄧小平以其獨特的視角看到了上海在對外開放方面擁有的優勢:地理位置、交通條件、人才資源、自然資源以及歷史積澱的與國際交往的聯系和經驗等等。這些,都預示上海有著迅速發展的內在潛質,有著重塑國際化、現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條件。

  如果說長江是一條綿延千裡的巨龍,那麼位於長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龍頭。隻有龍頭高高昂起,吟嘯四海,才能有騰雲環宇的龍的飛升!

  在中國對外開放這塊棋盤上,鄧小平將上海浦東開發開放視為舉足輕重的一枚棋子。

  1990年初,鄧小平視察上海,特別關注了浦東的開發開放。他說:上海的浦東開發,不是上海一個地方的事。浦東開發,可以帶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發展,所以是全國的事。

  回到北京后,鄧小平對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們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但還有一件事,我還要說一下,那就是上海的浦東開發,你們要多關心。”鄧小平特地要求當時的李鵬總理負責抓一下浦東的開發和上海的發展問題。

  3月3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進行談話。他指出:“現在特別要注意經濟發展速度滑坡的問題,我擔心滑坡。世界上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長期過緊日子。如果經濟發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難提高。人民現在為什麼擁護我們?就是這10年有發展,發展很明顯。假設我們5年不發展,或者是低速度發展,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講艱苦奮斗,都很必要,但隻靠這些還不夠。最根本的因素,還是經濟增長速度,而且要體現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來。”

  “要實現適當的發展速度,不能隻在眼前的事務裡面打圈子,要用宏觀戰略的眼光分析問題,拿出具體措施。機會要抓住,決策要及時,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條件更好,可以更擴大開源。”說到這兒,他加重了語氣:“比如抓上海,就算一個大措施。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

  6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出《關於開發和開放浦東問題的批復》。9月,國務院批准建立上海浦東外高橋保稅區。浦東這塊被多年遺忘的角落開始沸騰了!

  時隔一年,1991年的鄧小平又踏上上海這片熱土。此時,浦東開發正處於啟動階段。

  1月28日晚,鄧小平抵達上海。在去住地的途中聽取上海市委書記、市長朱镕基匯報。在聽到去年上海各項經濟指標完成得不錯,但國營企業十分困難時,鄧小平說:“這是全國性的問題。這個問題抓晚了。我說搞活國營大中型企業冒點風險也要干,就是說有點通貨膨脹也要干,其實也不一定多發多少票子,現在積壓產品佔用流動資金太多了。”

  在談到浦東開發問題時,鄧小平說:“那一年確定4個經濟特區,主要是從地理條件考慮的。深圳毗鄰香港,珠海靠近澳門,汕頭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潮州人多,廈門是因為閩南人在外國經商的很多,但是沒有考慮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優勢。上海人聰明,素質好,如果當時就確定在上海也設經濟特區,現在就不是這個樣子。……開發浦東,這個影響就大了,不只是浦東的問題,是關系上海發展的問題,是利用上海這個基地發展長江三角洲和長江流域的問題。”同時,鄧小平又充滿信心地說:這是件壞事,但也是好事,你們可以借鑒經驗,可以搞得好一點,后來居上。

  2月18日,即農歷大年初四的上午,鄧小平興致勃勃地登上了新錦江大酒店41層的旋轉餐廳,一邊透過寬敞明亮的玻璃窗眺望上海中心城區的面貌,一邊囑托身旁的朱镕基:“我們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

  旋轉餐廳裡挂著兩張大幅地圖,一張是上海地圖,另一張是浦東新區地圖,地圖旁擺著浦東開發的模型。一切就像當年組織重大戰役時的情景一樣。鄧小平看著地圖和模型,說:“抓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隻要守信用,按照國際慣例辦事,人家首先會把資金投到上海,競爭就是靠這個競爭。”

  朱镕基向鄧小平匯報了浦東開發開放中“金融先行”的一些打算和做法。鄧小平聽后,精辟地說:“金融很重要,是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也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現在就要做起。”

  “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鄧小平對上海的負責同志說:“什麼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試第一個就要准備失敗,失敗也不要緊。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一席語重心長的話語,使上海市的負責同志都感到心裡特別敞亮……

  鄧小平在上海期間與離開上海后不久,上海市委的機關報《解放日報》以社論的形式非正式地傳達了鄧小平的思想觀點。這年2月15日,《解放日報》頭版發表了題為《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的文章。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據說是寓“黃浦江評論”之意。這篇文章結合上海浦東新區的開放、全國的改革開放形勢,對鄧小平上海談話的精神加以闡釋和發揮。文章說:“從辛未羊年開始,今后的10年,是中國歷史的關鍵10年,也是振興上海的關鍵10年。10年看頭年,辛未羊年,對於上海來說,應該是一個‘改革年’。”

  這篇文章選擇的發表時機煞費苦心,單憑選在2月15日,也就是在農歷辛未年的大年初一來發表,也說明了文章組織者的良苦用心。文章積極“鼓吹”、倡導改革開放,將鄧小平上海講話的主要精神——強調改革創新的精神貫穿其中。

  3月2日,皇甫平的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了。文章主要論述鄧小平關於計劃經濟、市場經濟不屬於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任何一種社會制度,它們只是一種方法和手段的思想觀點。

  20天后,即3月22日,《解放日報》再次發表文章,批評“新的思想僵滯”,提倡敢冒風險、敢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題目是《擴大開放的意識更強些》。

  4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了皇甫平的第四篇文章,題目是《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

  皇甫平的四篇文章,雖然是結合上海實踐發論,但由於文章“鼓吹”市場經濟、反對思想僵滯,並且鮮明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而且,四篇文章將思想解放與選人用人聯系起來,遂引發了全國性的更大層面上的關於“姓社姓資”的大論爭。

  當時解放日報社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周瑞金,主持報社的社務黨務和評論、理論、經濟宣傳,也是皇甫平文章的主要策劃者和主要作者之一。日后,周瑞金回憶說:“憑自己多年從事新聞工作的政治敏感,我覺得鄧小平同志的兩次談話有針對性,他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問題作一番新的鼓動的。……這不僅對上海工作,而且對全國都有深刻的指導意義。……《解放日報》這四篇署名評論當時稱為‘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不少人來信來電詢問文章作者‘皇甫平’是誰,並說讀了文章很受啟發有能助於解放思想,打開思路。……與此同時,國內一些人利用座談會和少數報刊對‘皇甫平’文章進行責難和批判。他們虛設論敵,無限上綱地指責什麼‘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等等。

  周瑞金回憶說:“我們在撰寫文章時,是有一定冒風險思想准備的。但我絕對沒有預料到,幾篇署名評論會招致如此火力凶猛的‘大批判’,拿大帽子嚇人到如此程度!我們本想批駁,但上海市委領導出於維護大局,指示我們淡化處理,不搞爭論。這樣,我們便顧全大局,不予置理,相信大多數干部群眾會明辨是非,服膺真理。”

  其實,《解放日報》並沒有停止論爭,對於論爭採取了策略化的處理,將“皇甫平”改為“吉放文”,繼續發表文章。此后,陸續發表的文章有《論干部的精神狀態》、《論“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理論和實踐意義》、《改革要有膽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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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出版社授權發布,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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