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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勾畫出“小康中國”的概況

余瑋  吳志菲

2008年02月20日08:07    來源:zzzzzz

  □一間小茅屋簽訂生死契約的18位社員,扛起了中國改革的第一面大旗,引發了農村又一次包圍城市的大變革。總設計師一分鐘的沉默之后,勾畫出“小康中國”的概況

  國家博物館中川流不息的參觀人群,常常駐足在一個編號為GB54563的陳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18位長年累月在土裡刨食卻不得溫飽的庄稼漢,甘冒坐牢殺頭的危險,於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驚天動地的保証書。所簽名的18個名字上,都按有鮮紅的指印。這份已成為歷史文物的保証書,承載著新時期農村改革的風雲變幻。

  鄧小平說,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這個發明權是農民。的確,如果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輝煌的成功,解放了幾億人口,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話,那麼農村包圍城市的改革道路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解放的是中國的生產力,正在建立的是一個生機勃勃的現代化中國。

  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幾乎與此同時,安徽鳳陽小崗的農民偷偷地實行了包干到戶的責任制。那個寒冷的冬夜,鳳陽縣梨園公社小崗生產隊,嚴立華家那低矮的草房裡,18個社員聚在一起,神情隱秘而帶悲壯,簽訂了一份契約:“我們分田到戶,每戶戶主簽字蓋章。如此后能干成,每戶保証完成全年上交和公糧,不在(再)向國家伸手要錢要糧﹔如不成,我們干部作(坐)牢、殺頭也干(甘)心。村裡的社員也保証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分田到戶大包干,坐牢殺頭也心甘!為何此事讓這些朴實的農民如此惶恐地下決心,以致托付了撫養孩子的后事?

  歷史並不遙遠,人們記憶猶新。1955年,農村合作化一哄而上。1958年不考慮農村的實際情況,片面追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又過早建立。當時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主張包產到組、包產到戶,遭到毛澤東痛斥。1960年,三年自然災害造成嚴重飢荒。安徽宿縣一位70高齡的老人為了照顧生病的兒子,無法參加生產隊的集體勞動,也就得不到那賴以維生的口糧。不想眼睜睜地餓死的老農,於是請求公社干部允許帶著兒子上山養病並開荒自救。一個老一個病兩人上了荒山,老人憑自己勤勞的雙手開出了16畝荒地,不僅收到了口糧,還向公社交了1800斤糧食和養雞得到的60元錢。老人個體勞動創造的豐收奇跡與當時集體勞作下的歉收、飢荒形成鮮明的對比,農民在驚羨之余認識到:把田分給各戶可以收獲更多的糧食,擺脫飢荒。於是,全省各地紛紛要求包干。1961年春,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極力陳述民情和責任田的好處,毛澤東批示試行。當時劉少奇、鄧小平等非常贊成。

  鄧小平於是提出了著名的“貓論”。但是毛澤東僅容忍包產單干試行了一年。1962年8的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針對劉少奇說:“一搞包產戶,一搞單干,半年時間就看出農村階級分化很厲害。”“包干到戶是個方向問題。”后來,劉少奇與鄧小平先后因此作為“罪名”之一羅織,在“文革”中被打倒。

  1978年夏秋之際,安徽大旱,農民再次面臨絕境。在省委書記萬裡的支持下,實行了“借地種麥”。結果,肥西縣大旱之年大豐收。在“借地種麥”的影響下,安徽農村悄然興起了包產到組、包產到戶的責任制,但還沒有人敢於突破禁區分田到戶。鳳陽早有“十年到有九年荒”之說,是有名的“叫花子縣”,小崗生產隊更是遠近聞名的光棍村、討飯村。全隊20戶人家,不算兩戶單身漢,18戶家家討過飯,家家都有人當過生產隊干部,但都沒有解決好吃飯問題。當大包干到組責任制在鳳陽全縣興起時,小崗也學著別人的樣子搞起了分組作業。先是將全隊分成兩個作業組,“大呼隆”變成“小呼隆”。沒維持幾天,隻好將兩個作業組分開,分成4個或8個作業組。但還是有上工遲到、分工吵嘴、記分計較等現象。要再分開的話,隻有一家一戶包田干了。

  於是,在那個晚上,18個農民擠在一起,召開一個關系全隊命運的秘密會議,主題是研究分田單干。大家的話匣子一下子被打開,隊長嚴俊昌“最后拍板”:“我們定下兩條規定,第一,我們分田到戶,瞞上不瞞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糧的時候,該交國家的交國家,該交集體的交集體,剩下的歸自己,任何人不准裝孬。”隨后,副隊長嚴宏昌執筆,寫下了全國第一份包干合同書。大家爭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鮮紅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們連夜抓鬮分牲畜、農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艱難地邁出了分田到戶的第一步。

  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小崗農民憋足了多年的勁頭,拼命地干。俗語說,沒有不透風的牆。其他村隊的親友外人,一看小崗人的勞動陣勢,就明白是分田到戶了,消息很快傳開。公社領導立即把幾個隊干部找去質問:你們小崗是不是在搞單干?你們當干部的要注意,這樣搞是要犯國法的。如果是單干,趕快並起來,否則就要把你們小崗的情況上報縣委處理。嚴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組作業,不是分田到戶。

  所幸的是,小崗人的行動得到了省委和縣委的支持。其實,早在1977年11月,在萬裡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會議上即通過了《關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允許農民搞家庭副業,其收獲除完成國家任務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產隊可以實行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的責任制,隻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搞責任制。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條”。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萬裡曾就肥西縣借地種麥及包產到戶問題請示過陳雲,問怎麼辦。陳雲說“我舉雙手贊成”。后來,向鄧小平請示,鄧小平說:“不要爭論,你就這麼干下去就行了,實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陳雲、鄧小平的支持,萬裡心中有了底。在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陳永貴批評萬裡:“好行小惠”、“變相單干”。萬裡回敬說:“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

  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找到嚴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顧慮:“隻要你們能搞到好吃的,我們也不要你們糧食,隻要不再靠國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個試點。”這下子,小崗人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氣爽。打谷場上一片金黃,算盤珠被人們撥得“噼噼啪啪”作響。檢驗小崗包干到戶成果的時候到了。數字出來了,糧食總產量66噸,相當於全隊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量的總和。年年“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產靠貸款”的小崗村,第一次向國家交了公糧。

  實踐給小崗村的包干做出了響亮的回答。1980年1月,萬裡到小崗視察,挨家挨戶逐個查清,對小崗的創舉作了高度的評價,肯定了包干到戶是“馬克思主義”:“今后,哪個再說你們是搞資本主義,這場官司交給我,我替你們打。”

  萬裡首先在安徽支持責任制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要吃米,找萬裡”的佳話不脛而走。幾乎是與此同時,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責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條”,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四川的農業也迅速恢復和發展起來。

  隨著包產到戶從暗處走到明處,從個別省份走到全國許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責難也紛至沓來。當時,中央機關大報《人民日報》發表了讀者來信《“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該穩定》。這給悄悄點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潑了一盆冷水。從此,風雲四起,議論紛紛。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領導人中,支持包干到戶的屈指可數。江蘇的一些地方對著安徽用大喇叭廣播,並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類似“堅決反對安徽分田單干”的大標語。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產到戶遇到重重阻力的關鍵時刻,鄧小平對農村的改革及時給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負責人就農村問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干到戶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鄧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復出后,就針對我國農業發展狀況,對農村的體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說,1958年“大躍進”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強調“一大二公”,吃大鍋飯,帶來了大災難﹔“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說了。復出后不久,他在東北之行中多次談到農村問題。他說,一個公社有自己的條件,有自己的情況,一個大隊有自己的條件,有自己的情況,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考慮問題。鄧小平對當時全國“農業學大寨”、普及大寨縣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論搞農業、搞工業、搞現代化,都要實事求是,老老實實。學大慶、學大寨要實事求是。大寨有些東西不能學,也不可能學。比如他評工記分,一年搞一次,全國其他人民公社、大隊就不可能這樣做,取消集貿市場也不能學,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學。”

  大寨是毛澤東在農業戰線樹立起來的一面紅旗,是全國農村人民公社學習的榜樣。大寨的那些做法在當時被宣傳為最具社會主義特征的,在那個年代,誰要說不學大寨,弄不好就會扣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鄧小平的這個講話,如一石激起千層浪,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漸漸撥開了阻礙農村改革的重重迷霧。

  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這年1月1日,中共歷史上第一個農村工作“一號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確指出,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到1982年底,80%的農戶實行了大包干,1983年則上升到總數的93%,人民公社退出了歷史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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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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