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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難之時鄧小平拍案而起

余瑋  吳志菲

2008年02月19日07:57    來源:zzzzzz

  □一位普通教師的手,首先牽動歷史的帷幕﹔“特約評論員”的文章打響真理標准討論的第一槍。“凡是派”震怒發難,大討論險象環生,危難之時鄧小平拍案而起

  1977年,整個中國依然沉浸在剛剛粉碎“四人幫”的喜悅之中,然而許多覺悟者也深知,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因為粉碎“四人幫”而走出真正的危機。那時中國社會仍然面臨著這樣一些嚴峻的政治局勢:黨內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依舊存在,大量的歷史冤假錯案尚未得到清理和平反,1976年廣大人民群眾自發聚集到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的行動依然被定為“反革命事件”﹔更為可怕的是,當時的中央主要負責人不但沒有否定和批判給中華民族帶來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反而認為“粉碎四人幫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今后必須“把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進行到底”。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令人更加膽寒的“兩個凡是”橫空出世了。中國的未來命運一下子又被推到了生死攸關的抉擇關頭。

  1977年的二三月間,南京正是春寒料峭的時節,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胡福明正在謀劃著寫作一篇戰斗檄文,從根本上批判“四人幫”。他心裡清楚自己真正要批駁的是“兩個凡是”。

  胡福明苦苦思索著:判斷理論、認識、觀點、決策是否正確的標准究竟是什麼?判斷是非的標准究竟是什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在歷史上也經常按實踐來修正自己的觀點,怎麼能說句句是真理?怎麼能搞“兩個凡是”?這完全是教條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是宣傳個人崇拜,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點。

  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進醫院。他白天在大學的講台上講課,晚上到醫院的病床邊陪伴妻子。夏天的南京,素有“火爐”之稱。每當夜闌人靜時,燥熱的氣流、病人的呻吟,使他難以入睡。於是,他搬來椅子,搖著蒲扇,借著走廊的燈光看書,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有關實踐真理標准的內容一邊閱讀,一邊做摘錄,一邊進行認真研究。當妻子出院時,他寫出了文章的提綱。

  這年9月,胡福明那篇躁動於腹中的文章《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准》問世了,文章從哲學理論上論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而不是領袖人物的指示。在當時這實在是一個膽大妄為的舉動。

  文章寫完了,寄給誰呢?想了半天,胡福明想到了王強華。原來在這年5月,江蘇省委黨校召開過一個理論討論會,在這次理論討論會上,胡福明作了個發言《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當時有一位同志站起來,說胡福明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唯生產力論是修正主義的觀點。於是胡福明再一次走上講台發言,堅持自己的唯生產力論是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觀點,誰要反對唯生產力論,誰就是反對歷史唯物主義。兩種觀點在這個會上發生了激烈的交鋒,會議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同志把胡福明介紹給《光明日報》哲學編輯組組長王強華。王強華說:“在北京,一些理論家也贊成這個觀點,跟你是相同的。希望你幫我們寫稿。”

  於是,胡福明將稿件投給了光明日報社的王強華,然而文章寄出去4個月都沒有回信,胡福明隻能靜靜地等待。不知道等待他的將是一種什麼樣的命運,也不知道這篇文章將會在中國社會引發一場怎樣的地震。

  一場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起源於一個平凡的開端。就在胡福明焦急地等待《光明日報》回信的這段時間裡,遠在北京的中共中央黨校也正在醞釀著一場有關真理標准討論的斗爭,而當時直接領導這一斗爭的正是時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的胡耀邦。

  11月,中央黨校舉行復校以后的第一次開學典禮,中央主要領導人前來參加。當時,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在講話中提出:“中央黨校的同志,來中央黨校學習的同志,要認真研究總結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的經驗。”所謂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線斗爭是當時的一種說法,實際上就是總結“文化大革命”。12月2日,中央黨校校委會開會討論黨史黨建研究室提出來的“總結”方案。會上,胡耀邦明確提出實踐標准。他說:“這十幾年的歷史,不能根據哪個文件、哪個人的講話,要看實踐,要用實踐來檢驗。” 在如何對待“三次路線斗爭”的問題上,胡耀邦提出了兩條原則和標准,第一條是實踐標准﹔第二條則是毛澤東思想。在當時之所以這樣提,或許是出於策略考慮,但這種提法在黨校學員中又造成了新的混亂。當時“兩個凡是”所堅持和維護的實際上是被神話了的毛澤東個人,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個人並沒有被嚴格地區分開來﹔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更是一個沒有人敢於觸及的禁區。於是,胡耀邦要求重新研究路線斗爭,並講:“檢驗路線斗爭的標准,一個是要看實踐,以實踐作為標准﹔一個是要看完整的、准確的毛澤東思想。”

  正是在這個時候,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孫長江也開始著手寫作另外一篇關於真理標准的文章﹔而幾乎就在同時,遠在南京的胡福明卻突然收到了《光明日報》王強華的回信和文章清樣。

  1978年1月14日,胡福明收到來信與文章清樣后,便著手按所提意見修改。從此以后,稿子來來往往好幾個來回。

  胡福明當然不知道,此時《光明日報》的人事發生了重大變化,那時楊西光已調任《光明日報》總編輯的重要崗位。1978年的4月間,胡福明得到一個機會去北京參加一次全國哲學討論會,他又一次見到了王強華,也見到了當時正在著手寫同一論題文章的孫長江。饒有趣味的是,孫長江還是胡福明50年代在中國人民大學讀哲學研究班時的老師。

  后來,江蘇省委原常委、著名學者胡福明回憶說:“我到北京開會當天晚上,王強華就把我接到了《光明日報》,接到了楊西光同志的辦公室。楊西光同志是《光明日報》當時的總編輯,是胡耀邦同志把他調過去的。在他辦公室裡碰到了馬沛文、王強華還有孫長江﹔孫長江是原來人民大學講哲學史的老師,一看見嘛,很高興,多年不見老師,同是經過了‘文革’的劫難,也更親切一些,於是大家都坐下來。楊西光同志手裡拿著《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的清樣,對大家說,各位同志都拿到這份清樣了,福明同志這個稿子,今天正要聽大家的意見,我們要修改。他說, 4月2日哲學版就要發表了,我看了以后,我認為這篇文章很重要,放在哲學版裡發表太可惜了,應該作為重要文章放在第一版去發表。當然,還要修改,文章還要提高質量。”

  據《光明日報》原副總編馬沛文講:“是胡耀邦親自點將把楊西光調到《光明日報》的,是胡耀邦決定把他調來的,因為胡耀邦當時不僅是黨校副校長,還是中組部的部長,他當然有這個責任調配干部。調配干部的目的,就是要把北京的四大報刊從二比二變成三比一,什麼叫二比二變成三比一呢?就是胡耀邦認為《人民日報》、《解放軍報》是批判‘兩個凡是’的,反對‘兩個凡是’的﹔但是《紅旗》雜志和《光明日報》是宣傳‘兩個凡是’的。因為當時這篇文章的意義非常重大,楊西光就是要這篇文章產生比較大的反響,要發生轟動性的效應。他就把這個文章送到黨校,為什麼送給黨校呢?說來也是巧合,因為楊西光來《光明日報》之前就是黨校高級班的學員,當時就參加了跟實踐(標准)有關的討論,因此他認識了理論研究室的主任吳江、理論研究室的干部孫長江。”

  據馬沛文回憶,當楊西光得知中央黨校也正在寫同一論題的文章時,決定將胡福明的那篇文章的校樣稿交給中央黨校,由他們去修改完善,然后再定奪發表。原中共中央黨校教員孫長江在接受湖北電視台記者採訪時說:“我在差不多寫完了的時候,楊西光就派王強華把胡福明這篇文章的校樣送來了,拿給我看,送給吳江,吳江又給我。吳江看完了說,這篇文章思想跟我們的差不多一樣,你把這兩篇文章捏在一塊,把我的跟他的捏在一塊,文章裡有用的就拿過來,把它寫成一篇。”

  當時,一南一北幾乎同時醞釀出實踐標准這一重大論題,而胡福明、孫長江兩位主筆居然又有著師生之緣,這恐怕並不僅僅是命運的巧合。中共中央黨校原教員沈寶祥接受採訪時講:“當時同一個時期有3個地方寫出同一主題的文章,一個是《人民日報》,他們發現了這個問題呢,就請哲學家邢賁思寫一篇真理標准問題文章﹔一個呢,中央黨校在學員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的基礎上,覺得是非標准問題需要進一步寫文章,所以吳江跟孫長江兩個研究決定要寫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准》的文章﹔第三個地方是南京的胡福明,那是他獨立的思考,寫成了一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這樣的文章。3個地方寫出同一主題的文章,英雄所見略同,這反映了客觀需要,大家都想到一塊去了,這個問題是共同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種巧合,但是這種巧合背后有著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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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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