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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右又反“左”的鄧小平

余瑋  吳志菲

2008年02月19日07:57    來源:zzzzzz

  □撥亂是為了反正,把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面對世界著名記者咄咄逼人的提問,既反右又反“左”的鄧小平聲稱天安門上的毛主席像“永遠要保留下去”

  1977年2月,天還很冷,在北京西山25號,鄧小平夫婦熱情地接待了陶鑄的遺孀曾志和他們的女兒陶斯亮。她們母女是來向鄧小平遞交陶鑄冤案的申訴材料的。雖然當時鄧小平還沒有復出,但她們相信,憑著鄧小平對陶鑄的了解,隻要他出來工作,就一定會過問陶鑄的平反問題的。

  曾志遞上申訴材料時,滔滔不絕地訴說陶鑄的冤案和她們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鄧小平接過材料,沒有看,隻輕聲地說了句:“是陶鑄的問題,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

  此后大約一個小時,曾志母女倆說,鄧小平只是認真地聽,但一言不發,直到把她們送出門外,也沒對這個問題表態。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對媽媽說:“看來又白跑一趟了,說了半天,連一句話也不給。”與鄧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鄧小平性格的曾志卻不以為然——她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他是不會隨意表態的,因為這時他還沒有正式出來呢。

  1977年12月10日,在葉劍英、鄧小平、陳雲等竭力舉薦下,中共中央任命為胡耀邦為中組部部長。15日,胡耀邦在中組部前院的鞭炮聲中走馬上任了。鞭炮聲既是歡迎,更是期望,胡耀邦感到肩上擔子的分量沉甸甸。

  胡耀邦覺得,既然有遠見的老同志極力將自己推到中組部長這個重要的崗位,他就應當不顧風險,盡自己的最大力量,實施大家希望的主張,讓自己的所作所為符合民意和黨心。他決定首先抓組織路線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作為沖破“兩個凡是”、撥亂反正的突破口。

  在就任的當日,胡耀邦在中組部全體干部會上,將中組部當時面臨的形勢概括為:“積案如山,步履艱難。”他對中組部同志鄭重提出3條要求:要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掃除“門難進,臉難看,話難聽,事難辦”的惡習,將組織部門辦成黨員之家、干部之家﹔任何人不得阻攔找我的受冤挨整的老同志,任何人不得扣壓或擅自代行處理寄給胡耀邦的信件﹔成立老干部接待組,接待老同志的來信來訪工作。

  堆積如山的冤案要昭雪,錯案要平反,假案要糾正。這是當時擺在中組部面前的最為迫切的任務。胡耀邦在鄧小平、陳雲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沖破重重阻力,大刀闊斧地開展工作。

  不出曾志所料,鄧小平復出后過問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鑄的問題,他指示中組部盡快解決陶鑄的問題,並指定由信得過的專人負責。不久,鄧小平又對陶鑄的平反問題專門作了批示:“經過復查,過去把他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以平反。”不久,陶鑄10年冤案終於昭雪。從此,站在時代潮頭的歷史巨人鄧小平,以他的睿智與魄力,開啟了共和國撥亂反正之先河。

  繼十一屆三中全會為彭德懷、陶鑄平反后,從1979年起,中共中央開始大張旗鼓地為形形色色的冤假錯案進行平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鄧子恢、習仲勛、黃克誠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平反並恢復了名譽﹔強戴給中宣部“閻王殿”、文化部“帝王將相部”、體委“獨立王國”等中央和國家機關的枷鎖被撤掉﹔“三家村反黨集團”、“烏蘭夫反黨叛國集團”、“上海地下黨案件”等地方性大冤案被徹底平反昭雪……撥雲見青天,萬民獲新生,含冤而死者若九泉之下有知,也一定會無限欣慰。

  在整個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中,影響最大的是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平反昭雪。頂著“叛徒、內奸、工賊”的罪名,劉少奇於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開封溘然長逝。這是我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對劉少奇做出不公正的判定和不正常的處理,是我們黨所犯的一項嚴重錯誤。為劉少奇平反,是黨的歷史和國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開為劉少奇平反,下這個決心也很不容易。劉少奇的案件,牽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關系到黨和國家歷史的真相。

  關鍵時刻,鄧小平站出來:“勇於糾正錯誤,這是有信心的表現。這樣全國人民才能心情舒暢,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他直接指導和關心為劉少奇平反的工作。據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回憶:“三中全會后,我分配了工作,又當政協委員,這也是小平、耀邦的關照。我出來后,因少奇問題沒解決,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協開會,華國鋒、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會時,我想我應該去和他們打個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見了我,顯得很激動,老遠就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華國鋒也隻好站起來,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來,全場爆發一片掌聲。當時我心裡很激動,因為少奇平反當時阻力很大,涉及到對‘文革’的根本否定,華國鋒是不贊成的。小平這樣做,實際上是表示了一種姿態,發出一個信號,是對少奇平反的促動。”

  在鄧小平的推動下,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隨后在北京人民大會堂為劉少奇舉行了萬人參加的追悼大會上,鄧小平懷著無比沉痛的心情致悼詞:“敬愛的少奇同志離開我們已經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偽証,隱瞞真相,羅織罪名,企圖把他的名字從中國革命的歷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處境最艱險時所說:‘好在歷史是由人民寫的’,歷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幫’一伙陰謀的徹底破產。歷史對新中國的每個創建者和領導者都是公正的,不會忘記任何人的功績。”追悼會后,在雄壯激昂的《國際歌》樂曲聲中,鄧小平穩步走到王光美面前,緊緊握著她的手,神情庄重地說:“是喜事,是勝利!”

  日后,王光美回憶此時的心情時說:“整個追悼會我強忍著沒有掉淚,但當我聽到鄧小平的這兩句話時,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為少奇慶幸,他結識了小平這樣一位知音。有小平掌舵,少奇畢生所追求的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就大有希望。”

  劉少奇冤案的徹底平反,使直接受到“共和國第一冤案”牽連、遭到迫害甚至判刑的2.8萬人都獲得了新生﹔同時,也帶動了整個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進行。據統計,從1978年底到1980年,鄧小平先后參加了13次追悼會,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獻了花圈,並多次主持追悼會或致悼詞。到1982年底,大規模的平反工作基本結束,有300多萬名干部的冤假錯案得到平反,47萬多名共產黨員恢復了黨籍,數以千萬計的因與這些干部有親屬關系或工作關系而受到株連的干部和群眾也由此得到解脫。歷史的悲劇結束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從此沿著正確的軌道輕裝前進。

  隨著國家的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逐步恢復和國家立法與司法工作的不斷加強,如何盡快滿足全國人民要求懲處林彪、“四人幫”集團主犯的願望,對在“文化大革命”中嚴重破壞民主與法制,踐踏國家法律的林彪、“四人幫”集團,訴諸法律、依法進行處理的問題,就逐步提到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上來了。

  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主持召開全國對林彪、“四人幫”集團兩案審理的座談會,初步討論了對“兩案”審理將會涉及到的一些問題。這表明,對兩案審理的准備工作已經逐步展開。但是,究竟審哪幾個人?審什麼?怎麼審?在黨內高層認識不完全一致,尚未作最后的決斷。

  為了解決思想上的障礙,這年9月3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聽取胡耀邦代表中央“兩案”審理小組的匯報。鄧小平發表了關鍵性的意見,明確表示:“至於應該判刑的人,判刑輕重要按照罪行。有些人罪很大,是要判無期徒刑的。黃、吳、李、邱,還有陳伯達可算一案,王、張、江、姚也作為一案。把他們作為篡黨奪權、陰謀政變的集團案子來處理。不要一個一個地去判,按集團把起訴書寫出來。審判的時候注意把他們的主要罪行,即禍國殃民的罪行寫出來就行了。不在於列多少條的罪行,關鍵在於他們禍國殃民、陰謀政變、篡黨奪權的性質。”

  鄧小平這番關於“兩案”審理的基本原則的講話,得到了中央常委的贊同。這就為下一步的“兩案”審理工作創造了條件,也使審理工作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罄南山之竹書罪未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兩案”審理小組從浩如煙海的檔案材料、大量的人証和物証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在起訴書中列入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4大罪狀、48條罪行。中央決定成立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進行審判。經特別檢察廳審查確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有16人,其中林彪、康生、謝富治、葉群、林立果、周宇馳等6人已經死亡,不再追究刑事責任。

  1980年11月20日下午,全中國、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義路1號那座威嚴的法庭。世人翹首以待的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歷史性時刻終於來臨了。王洪文第一個被押上了被告席。接著,姚文元、江騰蛟、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陳伯達、李作鵬、張春橋、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這群“文革”中的顯赫人物全然沒有了當年的威風,一個個神情木然、目光呆滯。隻有江青的舉手投足還保留著她慣有的那種矯揉造作的姿態,使人感到,說她是個離開了“斗爭、刺激和陰謀”就沒法活的女人的話,實在入木三分。

  1981年1月25日上午,全世界的新聞媒介幾乎都聚集北京。特別法庭開庭,對10名主犯終審判決。這是大快人心的判決,這是人民的判決、歷史的判決、正義的判決。至此,轟動全球的“超級審判”結束。

  恢復高考制度是鄧小平復出后的一項重要決策,也是對“文革”撥亂反正的一個重要標志,標志著黨開始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向重視知識、重視人才的正確方面上來,重新確立了選拔人才的公平、公正和平等競爭的原則。1952年,我國第一次實行大學統一招生,建立起了新中國高考制度。從1952年一直到“文革”前,高等學校招生實行全國統一命題、一次考試、分批錄取的辦法。由於“文革”的爆發,高考制度被迫中斷。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時,高考制度已經整整廢除了十年,國家出現了嚴重的人才斷檔,廣大群眾對實行推薦選拔的大學招生制度非常不滿,“人民來信”如雪片般飛向教育部。

  面對教育界急需解決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和來自人民群眾的呼聲,鄧小平的心情十分急切。早在他尚未復出之時,就在一直關注科技教育界這個十年動亂中歷經劫難的重災區,並已經在腦子裡開始籌劃改革高等學校招生制度和恢復高考制度的方案。

  1977年7月下旬,剛剛出來工作的鄧小平分管科學和教育工作,鄧小平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開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聽取有關方面對科學與教育工作的意見。中科院由方毅選定出席人員的名單,並事先在中科院范圍內召開了一周的座談會,每天都把座談會的情況向鄧小平匯報。

  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舉行。參加會議的有33位老中青科學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還有教育部、科學院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負責同志。方毅、胡喬木、李昌、武衡等也參加了。鄧小平身著白襯衣,綠軍褲,黑布鞋來到會場。開會第一天,開了一個帶有預備性質的會。鄧小平採取同科學家們自由交談的方式講了一篇話。鄧小平對那天參加會議的人說:“到會的科學家中,隻有少數人認識,說過話的一個也沒有。看來多數在四五十歲,比我歲數大的隻有兩三位,我看有希望。”然后交代召開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想聽聽大家的意見,他講自己有一個想法:“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就必須從科學教育入手,所以中央、國務院討論分工時,我自告奮勇管科學和教育,中央也同意了,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從何著手呢?就從科學和教育著手,我這次主要是聽聽大家的意見,向大家學習。” 他要求參加會議的同志們暢所欲言,有什麼好的意見都講出來。發言可長可短,把會議開得生動活潑。

  8月4日會議一開始,鄧小平就會議的目的作了說明。在嘗夠“鬧而優則仕”的折騰后,在座的科技工作者聽到鄧小平把科教放在先行的地位,都為之感動、激動。他說了一句幽默的話,“外行管你們這些內行”,這個工作“方毅與我一起抓”,“說他幫我或者我撐他的腰都可以。我說些空話,放點空炮,助點威風”。他宣布座談會由方毅主持,他有時間就到,沒有時間就到不了,不可能都到,但是座談紀要是肯定要看的。可是5天的會議他一天都不缺地全到了。

  會議的會場座位是排成環形的。每日的上下午討論,鄧小平自始至終雙向交流參加,平等地與大家討論,不時地插話。從他一開始講了話以后,大家就踴躍發言,七嘴八舌,爭著要把心裡話向他講出來。當時經過“文革”十年的破壞之后,百廢待興,涉及的問題很多,但在鄧小平的引導之下,討論很快就集中到主要問題上來了。

  8月5日的會議上,吉林的同志控訴了“四人幫”殘酷迫害科技人員的罪行,例舉了一個涉及16省市自治區上千人的一個大案,鄧小平表示,平反冤假錯案,一定要設法加快,不採取一個人一個人復查而可以採用集體復查后,一風吹的辦法。鄧小平強調,必須保証科技人員,一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時間用於業務工作。鄧小平還強調,要有獎懲辦法,但要以獎勵為主,要用談心的方法在政治思想上進行幫助,對“文革”中違心地講了錯話的科技人員要注意加以保護,除了精神鼓勵,還要採取其他一些鼓勵措施,包括改善他們的物質待遇,等等。他專門強調了要加強科研與教育的后勤工作,並表示要當大家的后勤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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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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