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４７年，“五·卅一”運動前夕的一個晚上，我已經熄燈就寢。突然有人敲門喚我。開門一看，是同系的女同學霏。她什麼也不說，隻催我換衣快走。我有點意識到事關重大，便換衣跟她摸黑下樓。那晚月黑天高，我們隻憑天上的星光和湖水的反光認路。穿過孫中山銅像后，走上了平日並不熟悉的小路，我依稀認出那是通向教授住宅區的路徑。我們進入一個小房間。霏指指床，示意我們今晚就睡在這兒。霏和我躺下后還是不說話，我便也沉默著不發問。心裡當然明白了八九，肯定是有情況需要躲避。霏和我一人蓋著毛巾被的一角。神經堅強的我很快便沉沉睡去，朦朧中感覺霏似乎睡得不踏實，至少給我蓋了兩次被子。被子傳遞的關懷和暖意讓我涌上一個念頭：她是黨員？后來我和霏見面時彼此像有約定，都是淡淡的，不打招呼，更不說話。但這個晚上始終印在我的腦子裡。我想起她在歷次運動中的表現，例如反美抗暴示威大游行中，她都是默默地參加，幫助別人，照顧別人，從未顯山露水，甚至沒公開發過言。自此，每當我偶一想到誰可能是黨員時，霏的形象便會閃現出來。

　　１９４７年５月，全國各大城市學生“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游行相繼舉行。５月２４日的全校同學大會選舉產生了國立中山大學“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工作委員會，為響應全國的大游行做准備。我是４５名工委中的一員，負責宣傳工作。工委會在有“民主堡壘”美譽的文學院三樓辦公。５月２８日晚上，工委們正圍著大會議桌討論工作，突然傳來消息，有３輛國民黨軍車進入石牌，車上滿載荷槍的軍警。常委們正在商討對策，忽然一陣“鑼聲”由遠而近（事后才知道那是同學們敲擊臉盆的聲音），原來是已經入睡的同學們聞訊后，自發地組織起來保衛工委會。男同學大都踏著木屐，打著手電，敲著臉盆，浩浩蕩蕩，蔚為壯觀，讓全體工委受到極大的震撼。常委西一向低調，很少在公眾場合發言，這時也情不自禁地和全體工委一道高呼口號：誓將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運動進行到底！他還和別的常委一道下樓，就近向同學們表態：同學們的支持給了我們很大的鼓舞，我們一定不怕犧牲，堅持斗爭，直到勝利！

　　事后，查實了當晚確有特務系統的３輛軍車企圖進入石牌，但看到已經引起群眾的警覺，便在一片“鑼聲”中折回了。

　　原定在６月１日的游行提前於５月３１日舉行，為的是打敵人一個措手不及，把損失減少到最低限度。我們的保密工作做得好，５月３０日午夜的文藝晚會后才向全體同學宣布提前游行的決定，距離“五·卅一”黎明的出發隻有三四個小時了，而且事先掐斷了通市內的電話線，把校車的輪胎也放了炮。果然，校內的特務無法向他們的主子報告，敵人來不及磨刀霍霍，隻能臨時收買一些“爛仔”冒充工人毆打學生。同學們憤怒了！身高體壯的男同學沖了上去，和特務展開搏斗，奪過他們的凶器，進行反擊。我走在隊伍的最前頭，是准備保護我動員來參加游行的女同學的。這時隻能高喊：同學們，別怕！同時把大家隱蔽到臨街的店鋪去。剛把周圍的女同學安頓好，隻見幾個同學抬來一位傷員，那是平素深得大家敬愛的老大哥路榮。同時受傷的男女同學共有２０余人。經過這一場血的洗禮，許多此前還不是積極分子的同學這時表現得非常勇敢，有的從特務手中奪過杠棒，把特務打得抱頭鼠竄。

　　１９４７年５月３１日凌晨，距離游行出發隻有３個小時，我伏案給母親和弟妹寫遺囑時，突然意識到：自己實際上已經融入了政治，再也不可能“退”，也不會“退”了。我給家人留下了這樣的遺囑：

　　“假如我犧牲了，請不要為我難過。我是為了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為了正義的斗爭而愉快地犧牲的。希望更多的同學起來繼續斗爭。”

　　解放以后，我知道了：霏和西當時就是黨員。西還是中山大學地下黨領導成員之一。工委中的絕大部分，還有通過游行涌現出來的一些積極分子，包括路大哥，都在解放前后相繼入黨。經過近６０年的考驗，他們都是各條戰線上的英雄人物，他們中沒有叛黨分子，沒有貪污腐化分子。他們向黨和人民交上了一份終身的合格的答卷：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