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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高壓與反抗──淪陷時期北京文化界面面觀
陳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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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化古都,文化機關眾多,人文薈萃。淪陷時期,日軍強佔高校,掠毀文物,破壞重要文化設施,北京的文化事業遭到空前浩劫。為了長久佔領中國,日偽政權通過控制媒體,灌輸侵略理論,奴化教育甚至逮捕殺害等手段對北京文化界實施高壓統治。受過五四運動洗禮、素有反帝愛國傳統的北京文化界人士不畏強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與日本侵略者進行了頑強斗爭。即使被捕入獄、犧牲生命,他們也鐵骨錚錚,在民族危亡關頭表現了舍生取義的浩然正氣。

  破壞教育、掠毀文物

  日軍在對中國進行全面軍事進攻的同時,對我國高等教育和文化機構進行了有計劃的摧殘和破壞。

  (一)破壞教育

  近代北京教育事業發達,其質量與數量都在全國佔有重要地位。七七事變前,鑒於日軍對華北的步步緊逼,為保護我國的教育事業,國民政府令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遷往湖南長沙,后又遷往雲南,成立西南聯大。北平師范大學、北平大學、北洋大學三校遷往西安,1938年成立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弦歌未輟,繼續“救國教育”,途中師生歷盡艱辛。

  淪陷時期,北京日偽的教育政策以奴化教育為本,教材的修訂、教師的培訓層層嚴控。隻要有礙於此,輕則修改校名、撤換校長,重則勒令停辦,逮捕入獄,8年間制造了多起迫害教師的血案。僅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為例,1937年7月底,著名的北京大學紅樓被日軍變成憲兵隊駐地和刑場,關押殺害愛國人士。北京大學財產損失折合法幣192萬元,房舍損失在350萬元法幣以上。北京大學的圖書、儀器和教材大量被毀,僅此一項就損失60萬銀圓。①清華大學被強佔為“北京日本陸軍野戰醫院”,建筑物被毀程度高達40%-100%,圖書損失334萬冊,各種實驗設備、生物標本和辦公用品蕩然無存。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在《清華校友通訊》中說,圖書館“中文部分近年出版之各種期刊,悉遭焚毀。其他中西典籍,於去秋掃數移至偽北京大學,於是插架琳琅之書庫,已告一空矣。生物館之東半已淪為馬廄,后進課室,為酒排間。化學館所受摧殘最烈。工學院全部機器被運去南口修理廠,專供敵人修械之用。新南院住宅區,竟成妓館。舊工友零散,留者僅二人,旋被逼一再輸血,死於非命。去年中條山之役,敵人自該區擄去我軍官數人,現亦囚於園內,再三被逼作無聊之廣播。凡茲所述當不逮真想之什一,已足以令吾人痛心疾首矣。”②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佔領燕京大學,限當日全體學生離校。先后逮捕校方領導陸志韋及學生藍鐵年等師生20多人,被關押到沙灘日本憲兵司令部,直到1942年分別被判以徒刑。燕大被佔近4年,“校中所有器物散失殆盡”,財產損失897萬元,校園被佔為日軍華北綜合調查研究所及傷兵醫院。當時在北京南苑機場服役的日本空軍地勤人員市川幸雄,1940年2月曾在清華大學北京日本陸軍野戰醫院養過傷。他聽同事說日軍是因為清華和燕大一向反日激烈,所以才變成日軍醫院的。③實際上,北京高校學生素有抗日傳統,北大也是急先鋒。

  在這些難以盡數的破壞中,日軍劫掠的清華大學所藏中國近代檔案資料、北京大學所有的中國地質資料都是彌足珍貴的文化寶藏,因為這些資料沒有重新收集的可能。教育機關和場所的存亡關系民族文化的延綿續絕,日軍對中國最高教育機關清華、北大和燕大的無情破壞,是對文明的惡意踐踏。

  (二)掠毀文物

  文物是一個民族文化歷史的凝結,是無法再造或復制的財富,北京是中國地上文物最集中的地區之一,也是遭受損失最慘重的地區。

  1929年12月2日,北京人頭蓋骨的發掘,轟動世界科學界,為從猿到人的學說提供了有力証據。1936年,研究人員在周口店發現了3個成年猿人的頭骨化石。1937年本是遺址發掘研究的黃金時期,然而盧溝橋事變的爆發使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斷,研究人員隻能在北平協和醫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對化石進行整理研究。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后,日美正式宣戰,北京人頭蓋骨在委托美軍轉移的過程中遭日機轟炸失蹤,至今仍無下落。日軍把存在協和醫院有關周口店的圖紙、文件及部分化石標本統統掠走。同時,還毀壞了存在醫學院內的100多箱脊椎動物化石、標本及其它文稿書籍。

  故宮典藏了中國千年歷代文物瑰寶,是世界級的博物館。為了避免戰火侵襲,中國政府在戰前就把包括近2萬多箱珍貴文物分批南遷。途中曾遭到日機尾隨、轟炸,造成很大損失。在北京沒有轉移的文物也遭到很大破壞。據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蘅戰后報告,故宮損失古物館文物191箱,文獻館1734箱,前秘書處826箱,頤和園89箱,古物陳列所113箱,總計2953箱。1942年1月至1944年,在日偽強行舉辦的“獻銅”運動中,故宮有66口銅缸、1尊銅炮、91件銅燈等銅質文物2000多斤被日軍強行運走。④

  長城是世界上最具觀賞價值的中華文明的凝結。在古北口戰役中,日軍多次使用飛機、重炮轟炸長城,密雲被炸毀的長城有45公裡。在日軍佔領時期有約2.5公裡的長城城磚被日軍強行拆走,用火車運往偽“滿洲國”。

  北京的壇廟眾多,以佛、道為最。清軍入關后崇尚佛教,到乾隆年間,北京地區寺廟的規模達到空前水平,佛、道教寺廟達到1000多座,在北京市民生活中有重要影響。淪陷時日軍對北京的寺廟進行了嚴重破壞,曾多次轟炸著名的佛教寺廟雲居寺。宛平縣北安河村有唐代佛教建筑大覺寺,其大殿雄偉壯麗,寺內共有房屋203間,還有明朝裝金銅佛菩薩像、明朝古銅磬、清慈禧御畫中堂等珍貴文物。據大覺寺主持福振報告,1940年3月,日軍西苑憲兵隊班長吉田次雄帶人強行霸佔大覺寺,寺內被盜佛像26尊,佛經438部,擊毀古碑1座。⑤

  1943年前后,日軍在長辛店火車站南北側及盧溝橋火車站西側鐵路兩旁各修造兩座高約15米,寬約20米,底座約2米的“防空牆”,因磚石不夠,便把盧溝橋以北的古建筑回龍廟拆毀。瓦窯村南有規模宏大的大慶壽寺,建有實心磚塔17座,其中16座被日軍拆毀。其磚瓦用幾十輛大卡車運了半個多月。

  8年間到底破壞、掠奪了多少文物,除了典型事例外,我們至今都無法知道確切的數字,其散失、損毀恐怕是永遠之謎。

  控制輿論 宣揚侵略

  日本侵略者除了軍事后盾,更重視思想和輿論控制。他們很清楚“欲確立東亞共榮圈,為完成日本於世界史的使命的重大任務,對於東亞共榮圈內思想戰之問題,不能加以忽視,尤其在中國大陸的思想,是為確立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因此不遺余力地鼓吹中日“同文同種”,以中日兩國地域的接近、文化的某些相似來麻痺人心,妄圖將北京的思想文化納入日本侵略文化的軌道中。

  (一)控制各種媒體

  北京淪陷后,日軍扶植的地方維持會立即設立了新聞檢查所,警察局特務科下令北京書業公會“不得銷售意圖宣傳共產主義者及宣傳反日抗日者書籍”,規定“凡出售圖書,其第一次出版或運銷者,需送交原書一部呈特務科覆核,認為無礙后方可自由應銷,否則不准銷售。”⑥國共兩黨有關反日、愛國的書籍如:《俄國大革命紀略》、《三民主義理論體系》、《日本最近政情之演變》、《日本帝國主義與東三省》、《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對華之軍閥干涉與法西斯運動》等都被查封。除日偽官辦的出版發行單位,北京市民間的出版發行已處於停滯狀態。如1942年6月10日夜,日偽軍警憲特在全市進行大搜捕,重點是共產黨嫌疑分子以及各種反日的書、報、印刷品。一些曾出版發行銷售過反日愛國作品的書店被搗毀、書籍被沒收。書商慘遭迫害,有的被抓、有的被罰,有的致死、有的失蹤。南城的琉璃廠、東城的隆福寺、西單商場、東安市場的不少書業人員被迫還鄉務農。僅東安市場的書業店鋪便由之前的六七十家減為二三十家。

  電影院是民眾重要的娛樂場所,也是日本美化侵略、加強思想監視的重點場所。每部電影上映前都由北京警察局、社會局進行審查,電影公司要將片名、出品公司、主演人、故事說明書,以及影片的腳本、台詞、劇照全部報送主管衙門﹔擇期指定場所檢查影片內容。日偽政權強使各家影院開展宣傳大東亞聖戰的“大東亞戰爭新聞電影大會”,並加強紀錄片的發行。如“陸軍航空戰記”、第二回“大東亞戰爭新聞電影大會”,“大東亞戰爭二周年紀念”等等。為了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強化治安”和在抗日根據地推行滅絕人性、慘無人道的三光(搶光、燒光、殺光)政策,每家電影院開演后,都強制放映反動標語、反動宣傳漫畫兩三分鐘,再加演反動電影新聞。

  (二)宣揚侵略理論、實施奴化教育

  日軍強佔北京原有的《世界日報》《世界晚報》等新聞機構,創辦了《新民報》、《中國公論》、《反共戰線》及《東亞聯盟》等作為其官方刊物,其中大量充斥著思想戰、和平反戰、親日反共等論調,這些觀點一方面來自日本的政客,一方面是漢奸文人炮制的理論。

  日本大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是直接策劃九一八事變和成立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主謀。他的《中日事變的真正意義》一文⑦,把日本當作亞洲的救世主,大肆宣揚日本民族優越和侵略有理。污蔑“從19世紀末葉以來的東洋近世史,乃西歐諸國掠奪東洋、征服東洋的歷史。對於西歐諸國在東洋的掠奪與征服,除日本而外,其他東洋諸民族,自原始以來本身所發展的、保持的、各自的生活與產業文化,已盡為西歐諸國的奴隸。”標榜日本“從世界這樣無秩序和混亂之中來拯救東洋,且不僅拯救東洋,並從而謀世界新的秩序和新的和平之貢獻。”北京偽機關官員必須閱讀土肥的文章,還要加蓋私人印章,可見其內部思想控制之嚴。一些日本政客故意模糊國家和地域的概念,稱“東洋的地域協同體,必須置身於恆常要素的地理條件與經濟科學技術等諸文化的可變要素之結合,而合理地計劃往民的生存與生活的向上,所以不能不再檢討從來政治上、行政上習慣的疆界,而建設新的地域的文化的統合體。”⑧這段閃爍其詞的話頗令人費解,仔細分析便恍然大悟,那就是讓老百姓不再有國家的概念,為日本侵略和佔領別國編造“合理的”根據,而原來國家的地域概念是“封建主義或資本主義的支配遺制”,必須按規定重新樹立地域觀念,其霸佔亞洲,瓜分世界的野心昭然若揭。

  在抗日戰爭中,北京有一個為數不小的漢奸群體,他們追隨侵略者還炮制了很多吹噓日本、民族虛無的亡國理論,繆斌、宋介就是主要代表。繆斌早年留學日本,日軍佔領北京后,他公開降敵。日本統治者希望在宣傳上能找到符合中國習慣的理論和字眼。日本特務喜多誠一讓日本文人川村宗嗣制造了“新民主義”的理論,“新民”一詞取自《大學》,這個理論主要在華北淪陷區傳播。繆斌大力闡發新民主義,稱贊日本侵略者是得到“天道”保佑的“優者、善者”,理應取得勝利﹔中國是受到“天道”懲罰的“劣者、惡者”,理應失敗、亡國。宋介早年曾加入北京共產黨小組,七七事變后歷任多種偽職。他在新民會大綱中說“今也友邦舉兵西來,在友邦則謂為吊民伐罪,在吾輩民眾觀之,勿寧謂為友軍代吾人而舉政治革命之義幟。故七月七日夜盧溝橋之事變,與法國大革命,七月十四日黎明攻下巴士提爾之性質略同。”⑨法國大革命是國家內部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與一國不顧國際法赤裸裸地去攻佔一個主權國家首都絕無相同之處,可見漢奸為其主子的辯護不僅無恥而且歪曲公理,自甘失去國格。

  筆者在北京師范大學查閱淪陷時期北京中小學課本時,曾見到偽“教育總署編審會”編輯的《初中地理》下冊,書中有兩幅中國地圖,一幅為中華民國行政區劃圖,一幅為中國地勢圖。兩圖把東三省的廣大區域赫然標寫著“滿洲國”三個大字。而地圖中的日本、朝鮮半島和所謂的“滿洲國”均為墨綠色。顯然,日本把朝鮮和東北都當成自己的國土,而日偽政權的奴化教育不僅是表現在政策上,更落實到對學生的實際灌輸中。1937年11月20日,北京地方維持會組織“京津中小學教科書委員會”,開始全面修改中小學教科書。新修改教材的特點一是設置大量古代課程,他們提倡“古代聖賢”的真正目的是希望把中庸思想灌輸給學生。二是大力控訴歐美對中國乃至亞洲的侵略,實際上這是侵略者欲蓋彌彰的伎倆。在初高中歷史和修身課程中,大力灌輸中日“同文同種”、“共存共榮”,長此以往中國學生隻知日本、東亞而不知中國,隻知古代聖賢而不知有中國近代的反抗斗爭,其險惡用心就是妄圖利用民族虛無、精神萎靡弱化中國青年的民族意識。

  盡管日偽當局為了控制北京文化界用盡手段、費盡了心機,但效果如何呢?為檢驗日偽政權在北京和華北進行思想戰的成效,由北京新民會中央總會出面,師大、中大、北師的三個測試專家及北京市總會事務部部長、漢奸胡漢翔共同搞了一個民意測驗。問題如下:

  1.第五次強化治安有一個標語叫做……

  2.婚喪喜慶如送禮我隻送……

  3.第五次強化治安完了時期在……

  4.中國協力大東亞戰爭的辦法我希望……

  5.華北目下物產較事變前……

  6.新民會一年來最緊要的工作是……

  7.新民會中央總會的副會長是……

  參加測試的人員共35494人,有效答卷是20651人。結論是:“從調查圖表所顯示可知:知識分子反抗強,教化困難。”“仍有半數以上中國人沒有轉變抗日傾向。這說明了我們宣傳工作的失敗。”⑩

  (三)扶持反動會道門組織

  抬出中國傳統的尊儒、祭孔儀式,利用宗教扶植反動會道門組織是日本侵略者麻痺文化界的另一種手法。

  日偽政權曾在北京的孔廟舉行過十多次大規模的祭孔活動,如1940年3月15日在北京孔廟舉行的祭孔儀式。偽臨時政府行政委員會、司法委員會、議政委員會、內政部、財政部、治安部、教育部、實業部,偽新民會、北京特別市公署、社會局、警察局、教育局,日華經濟協會、故宮博物院等政府機關、行政單位、教育文化機構參與其中,因而具有極大的欺騙性{11}。在一個儒家學說佔統治地位的國度裡,尊孔對於統治者來說,有著確定的意義,即自我標榜、以示正統,就這一點來說,日偽政權舉行祭孔大典的出發點與歷代封建統治者一樣。然而,作為日本帝國主義則是其施行殖民統治的工具。在侵略與反侵略、奴役與反抗這樣一個特定的環境中,在北京舉行如此規模的祭孔大典,並非簡單地出於對傳統中國文化及其核心儒家學說的認同,根本目的是為其侵略與殖民統治罩上一層神聖而又易為人們接受的外衣,使被侵略與被奴役的中國人甘心充當“亡國奴”,甘心做侵略者統治下的“順民”。

  日軍佔領北京后,在宗教信仰上也大做文章,對很多宗教組織進行控制。他們派許多日本僧人到中國“傳教”,把日本的所謂教法灌輸給北京的僧眾。北京城中供奉最多的是關帝廟和關岳廟,關羽是中國傳統的忠孝節義的代表,岳飛是民族英雄。1939年,關帝廟被改為武成王廟,關岳殿改為武德堂,宣揚日本武士道精神。{12}這種行為嚴重損害了中華民族的傳統與尊嚴。1939年3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部在北京發起組織先天道總會和先天道防共救國會。同年秋,中國理教總會在興亞院的支持下在北京成立。1942年6月,京師普濟佛教會改為未來和平宗教會。兩年后,又在北京建立彌勒會總會,以日本特務正兼菊太為顧問。{13}

  伊斯蘭教在中國歷史悠久,為了實現日本“以華制華”的陰謀,他們極力擴大回漢矛盾。1937年8月,成立“北京回教會”,日軍謊稱願意“幫助回民自治”,實現“回民的自決獨立”。他們拉攏少數回族的上層分子,挑撥回漢兩族的民族感情。1938年5月,偽“回聯”組織代表團去日本參加東京清真寺落成典禮。其頭目發表“日回親善”、“反共防共”等親日言論,進行了一系列投降賣國的活動。{14}

  日偽政權在北京扶植的另一個重要會道門組織是一貫道。1933年一貫道在北京即開始活動。北京淪陷后,日偽當局允許該道在淪陷區的合法存在和發展。其上層道首與日偽政權秘密勾結,吸收了一批敵偽人員入道充當骨干,壯大了一貫道的勢力。在日偽統治最嚴酷的1943年,一貫道的發展達到了高峰。北京近18萬道徒中約有1/3是這個時期發展入道的。一貫道每天派人到各處收集共產黨八路軍的情報,上報北京日本華北參謀部、北京防衛司令部和憲兵隊。一貫道會員還積極配合日軍封鎖抗日根據地,經常洗劫八路軍秘密交通線運輸的軍需物資,殺害運輸人員,給抗日軍隊造成極大的威脅,實際上許多漢奸會道門組織是日本特務的外圍組織,他們叛國投敵,誘騙很多人脫離抗日組織,在思想、政治、軍事、經濟諸方面幫助日軍,加劇了中華民族的災難。{15}

  北京文化界的反抗斗爭

  除了思想文化的高壓控制,日軍還摧殘迫害北京文化界,但北京文化界志士仁人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堅守了民族尊嚴。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有力幫助下,1941年到1942年北京高等學府的100多名知識分子到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工作。不少國際友人直接參與了反日斗爭。不問世事的宗教界人士也在民族大義面前交出了合格答卷。

  (一)教育界的反抗

  七七事變前后,陸志韋是燕京大學的代理校長,因燕大為美國財產,日軍有所顧忌,暫時沒有佔領燕大。未及撤到后方的學生拒入偽大學,紛紛投考燕大,燕大則盡量多招生,以便培養更多的愛國青年。在燕大可以收聽廣播,《義勇軍進行曲》也常在校園飄蕩。四年間,凡是要到大后方或延安的學生,學校都要為其送行,由陸志韋、司徒雷登或其他老師請吃飯,囑咐他們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的校訓。預祝一路平安,不僅絕對保密,有的還資助路費。日軍對此早如芒刺在身,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急不可耐地進行報復。當日將陸志韋、趙紫宸、侯仁之等教職員逮捕,關押在北京炮局日本憲兵監獄。敵人想利用他們的威望便勸其出山,陸志韋大義凜然,不畏強暴,被關押一年半。在監獄中,他被折磨成皮包骨,敵人要求他寫悔過書,陸志韋寫下“無可悔過”四個大字。

  淪陷時期,輔仁大學秘書長英千裡在校內組織炎社,向師生宣傳抗日救國。1942年底和1944年2月,英千裡兩次被日軍逮捕,在酷刑拷打下堅貞不屈,被判刑15年。1944年3月20日,輔大教育學院院長張懷,文學院代理院長董洗凡等30余名教師同時被日本憲兵隊逮捕,輔仁大學幾乎塌了半邊天,許多課程被迫停頓,無人講授。這是當時轟動華北教育界的大逮捕案。

  夏仁德是燕大教授,1923年來中國任教,一貫支持青年學生的革命斗爭。有不少受敵人追捕的學生到他家裡避難,在他的幫助下逃脫了敵人的魔掌。中共地下黨支部多次把他家作為秘密開會地點,許多禁書也藏在他家中。1941年12月8日,日軍突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夏仁德本來計劃與林邁可、班維廉一同經西山去解放區,但想到心理系辦公室存放著燕大師生抗日活動的秘密資料,為了保護有關人員的安全,他冒險取出文件燒毀,因此來不及脫走,被日軍逮捕,押送到山東濰縣集中營直到抗戰勝利才出獄。

  (二)宗教界的反抗

  太平洋戰爭后,北京大批西方傳教士被迫回國或被俘,年邁的天主教徒、北京輔仁大學教授馬相伯積極投入救國運動。他疾書道:“奇恥大辱,國人應奮起自救,不還我山河不止”。不同教派的教徒都積極投身抗日運動,比如基督教青年會積極宣傳抗日,募集資金,救濟難民,戰區服務,進行國際求助等,為抗日做了很多實際工作。1950年周恩來總理曾說:“在抗日戰爭時期,基督教青年會等宗教團體也起了很好的作用。”{16}

  宗月大師俗名劉德緒,46歲出家。曾在北京法源寺、柏林寺任主持。盧溝橋事變后,許多難民涌向北京城,宗月大師擔任佛教臨時救濟會的常務理事,他為難民送衣送食,解人危難。1937年8月南口大戰時,中國軍隊重創日軍,犧牲達15000余人,后被迫撤退。有人從南口捎信回來,說山上山下有許多抗日將士的尸體無人掩埋,其景況慘不忍睹。宗月大師聽后號啕大哭,立即終日奔走,成立戰區掩骨會,自任隊長。整整一個月時間,他們不顧北風刺骨,山路崎嶇,走遍戰場,共掩埋了3000具烈士尸骨。因年事已高,宗月大師為此大病一場。日本人知道后將其逮捕,他泰然自若,毫無畏懼。許多北京市民不顧危險自願擔保,終於使他獲釋。由於他在宗教界的威望,日本人、漢奸請他出訪日本,他不去﹔要為他修廟,他不修﹔偽滿洲國請他當國師,他也不去。也許宗月和尚是出世的,但他在愛國問題上卻極度入世。1941年,宗月大師在貧困中圓寂。

  (三)武裝鋤奸

  1939年,北京曾出現一個秘密青年組織──北平抗日殺奸團。這個組織原來在天津活動,后發展到北京,由北京的一些初高中學生組成,主要活動是暗殺日軍頭目、漢奸及爆破等,他們出沒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以暗殺漢奸的成功壯舉把日偽當局攪得雞犬不寧。1940年七七事變三周年當日,日偽當局在中山公園社稷壇舉行“慶祝日本皇軍聖戰勝利三周年”大會。十幾個抗團成員帶上武器和傳單,准備搞一次懲治漢奸和抗日宣傳的行動。散會后,日偽新民會機關報《新民報》社長、總編輯吳菊痴,坐著黃包車到師范大學附近時,正遇到一群出殯的隊伍。抗日殺奸團的骨干馮運修掏出手槍對著吳菊痴的太陽穴就是兩槍,吳大氣沒出、當場斃命。以后一個月裡,又有兩三個漢奸被刺殺。日偽當局惱羞成怒,派出大批偵探、特務在公園、劇場、學校等加緊搜捕,終於釀成了8月初的全城大逮捕。不到幾天,抗團成員李振英、鄭統萬、周慶涑、劉杰、鄭昆侖、樂倩文、魏文昭、魏文彥等近40人被逮捕。馮運修在他家西四受壁胡同與前來抓捕的憲兵特務頑強戰斗,開槍打傷特務科長,敵人集中火力射擊,馮運修當場壯烈犧牲。抗團16名成員被日軍軍法會議分別判處無期徒刑到一年的徒刑。在獄中他們受盡折磨,有的精神失常,有的被折磨致死,直到1945年后才全部出獄。

  在北京這座文化古城中,我們不能忘記的還有傲骨撐天地的輔仁大學校長陳垣﹔閉門謝客、拒為日人作畫的國畫大師齊白石﹔寧可荷鋤務農也不為日本侵略者唱戲的京劇大師程硯秋﹔拒絕宣傳“中日親善”的評書藝人連闊如等等,他們是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總之,在北京那個最黑暗的歷史時期,由於日軍侵華戰爭本身所帶有的非正義性,不管使用什麼高壓手段都達不到目的。套用一句老話,日本侵略者在軍事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在文化戰場上也同樣得不到,這就是日偽政權對北京文化高壓的最終結局。

  {1}《抗戰以來我國教育文化之損失》,《時事日報》,19卷5期,重慶1938年10月15日。

  {2}梅貽琦:《抗戰期中之清華》(三續),清華校友通訊8卷1期。

  {3}市川幸雄:《悲慘的戰爭──日中十五年戰爭》,朝日新聞1987年版。

  {4}台灣國史館檔案,北平故宮博物院財產損失清單,檔號303─001。

  {5}台灣國史館檔案,大覺寺財產損失報告單,檔號305─504─1。

  {6}《北京地方維持會報告書》上冊,1937年鉛印。

  {7}土肥原賢二:《中日事變的真正意義》,《北京檔案史料》1995年2期。

  {8}《反共戰線》5卷2期,北京。

  {9}宋介:《新民會大綱之說明》《北京檔案史料》,1996年6期。

  {10}楊文昌:《戰爭與中國民心》──一個科學的測試結果,《中國公論》9卷2期。

  {11}武俊玲:《日偽時期北平孔廟祭孔活動述議》,《首都博物館館刊》。

  {12}習五一:《近代北京廟會文化演變的軌跡》,《近代史研究》1998年1期。

  {13}{15}邵雍:《日寇利用中國會道門侵華述略》,《檔案史料與研究》1998年第3期。

  {14}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日偽統治下的北平》,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16}羅冠宗:《論抗日救國斗爭中的一些基督教人士的活動》,載《宗教研究》增刊,上海宗教學會編印1985年9月。

  (作者單位: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 北京 10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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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故事 走進新時代


黨史大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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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次黨代會  
中共一大 1921年7月23日至31日

中共二大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

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

中共四大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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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旗 黨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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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章 入黨誓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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