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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兩個“臨時中央”始末（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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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國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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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臨時中央”始末
因政治局成員太少而誕生
1931年9月中旬，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上海誕生。其原因是在上海的政治局成員遠遠不足半數，按照黨章規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中央隻好改組，產生一個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即“臨時中央”。
在這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9人，候補委員7人，合計16人。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隻有周恩來、盧福坦、陳紹禹（王明）、劉少奇4人，僅佔政治局成員的四分之一，他們已失去“代表多數”的作用。同時，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工作，陳紹禹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這樣一來，中央政治局已是有名無實，無法正常運轉。
有鑒於此，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改組中央領導，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據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秦邦憲（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裡開會商議此事。王明提出博古進入中央負總責。商議的結果是：由博古、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請共產國際審批。
王明提議讓博古在中央負總責，是有特殊原因的。早在1930年11月13日，王、博二人就結伙給中央寫信，扮作反“立三路線”的急先鋒，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及中央領導，進行小組織活動，要求改組中央，掀起一股反對中央領導的風潮。在1931年1月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篡奪黨中央領導權的陰謀得逞。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進入中央政治局並在實際上掌握了中央的領導權。6月，向忠發叛變后，周恩來暫時隱蔽。為了中央工作的方便，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上海中央局”，協助周恩來、王明、盧福坦工作。當時還不是中央委員、僅是共青團中央書記的博古進入“上海中央局”。當王明即將赴蘇時，他自然要提攜一起沖殺上來的博古。由他掌權，王明是最放心的。后來，在黨內形成一條 “左”傾路線，並延伸到中央蘇區，統治全黨長達4年之久。直到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才結束，給黨的事業造成極大危害。
1931年9月22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一次會議。會上，博古宣布共產國際來電，批准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共9人：盧福坦、博古、張聞天、李竹聲、陳雲、康生、黃平、劉少奇、王雲程。會上成立了中央常委會，成員是：盧福坦、博古、張聞天、康生。一個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便誕生了。9月25日，王明偕妻子孟慶樹從上海動身赴蘇聯，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同時也是博古推行“左”傾路線的后台。
12月上旬，臨時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組織局，負責人康生，專門管理全國黨的組織工作。此時，周恩來離開上海赴蘇區，月底抵達瑞金。
1933年1月13日，中共“臨時中央局”在上海無法立足，遂決定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央機關由上海陸續遷到他們認為“路線錯誤”的蘇區。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博古、陳雲去蘇區，康生去莫斯科。李竹聲留上海，組織“中共上海中央執行局”，作為臨時中央的派出機關，代表中央指導白區黨的工作，並負責同共產國際聯系。1月底，臨時中央領導人張聞天、博古、陳雲及楊尚昆等到達瑞金。
1月30日，博古主持召開“中央會議”，張聞天等“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和“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任弼時出席。博古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的意見：為了工作方便，原上海和蘇區的政治局委員合起來，選出一個中央總負責人。結果博古當選。其他負責人是：張聞天為常委兼宣傳部長、中央黨報委員會書記﹔任弼時為組織部長兼黨校校長﹔陳雲為常委兼全總蘇區執行局黨團書記﹔劉少奇為全總蘇區執行局委員長……會議決定，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並，對外稱“中共中央局”。“中共中央局”即是臨時中央，但對外有時仍用“蘇區中央局”名義。從此，中共臨時中央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4月22日，由於博古等認為任弼時執行“進攻路線”不徹底，工作“不合手”，免去他的中央組織部長職務，由李維漢接任。6月，任命潘漢年擔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7月，中共中央局成立組織局（相當於書記處），負責協調中央各部工作，處理日常事務。成員有：張聞天、陳雲、王稼祥、李維漢等，主任李維漢，實際由中央局常委張聞天主持，開會議事作結論。8月8日，中央局決定成立中央常務委員會及中央蘇區各省縣監察委員會，以處理黨員違紀問題。常務委員會書記董必武，成員有康生、陳雲、何叔衡等。
1934年1月4日，周恩來（中共中央局常委）、朱德（中央委員）率領紅軍前方總部機關返回瑞金后，“中共中央局”名稱停用，開始採用“中共中央”名稱。1月15日至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舉行，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改選了中央政治局，決定設立中央書記處（同時是常委會）。選出的書記是：博古、張聞天、周恩來、項英、陳雲、王明（在蘇聯）、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由博古負總責。至此，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工作了兩年零4個月后，即告結束。但它的路線卻延續至遵義會議召開。
1944年，延安高級干部研究黨的路線時，有人懷疑第二個臨時中央的合法性。3月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講話時明確說：過去有同志認為臨時中央是非法的。現在看到洛甫的反省筆記，說臨時中央經共產國際在上海的代表機關批准過。根據這一點看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不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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