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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中心議題確立的前前后后(下)
○盧文華(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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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大:“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

  1952年底,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曾考慮在舉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同時,召開黨的“八大”。由於高、饒問題的出現,這一設想未能實現。1955年3月31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做結論講話時宣布:中央決定,1956年下半年召開八次會議。同年12月5日,劉少奇在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負責人座談會上,傳達毛澤東關於准備召開八大的指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反對右傾思想,反對保守主義,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要保証15年完成,同時爭取15年以前超額完成。這是毛澤東對八大指導方針的最初設想。由於毛澤東對反冒進的嚴厲批評,進入1956年的三大改造出現了全國性的高潮,社會主義改造進程比毛澤東“再用三年”提前完成的構想更加提前。同時,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嚴重錯誤,也揭露了蘇聯高度集中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嚴重弊端,使中國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了解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新情況,許多人從對斯大林和蘇聯經驗的盲目崇拜中擺脫了出來。在這種時代背景下,中央高層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在綜合調查研究的基礎上,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報告中沒有再講反對右傾保守,而提出了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和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基本方針。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范圍執政后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的中心議題和任務是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而奮斗。大會主要確定了以下幾方面內容:提出了國內主要矛盾的新結論:“國內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做出了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必須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的重大戰略決策:“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在我國雖然還有階級斗爭,還需要加強人民民主專政,但其根本任務已經不是搞階級斗爭,而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堅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即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經濟方針﹔強調加強思想文化建設的重要性﹔提出了執政黨的建設問題,重申了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制度,反對個人崇拜、反對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要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健全法制,加強黨和群眾的聯系。“八大”在實事求是和發揚民主的基礎上,制定了正確的路線和方針政策,對我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這是“八大”成功的一面。可由於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還很短,理論上和思想上還不可能很成熟,新的觀念和方針還不可能牢固地確立並取得深刻的共識,加之實踐中的一些復雜考驗等因素,“八大”確立的大政方針和許多新的設想沒有付諸實施或充分付諸實施,就中斷了。這又是“八大”不成功的一面。

  九大:“根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黨的戰斗任務。”

  1966年8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推出他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其中明確提出了准備召開九大的問題。召開九大的准備工作后來委托給了中央文革小組。1967年11月,中央文革小組整理了一份通報,提出要把關於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寫入九大黨綱﹔要寫一本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史,做出新的歷史決議,以代替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要大力宣傳“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並寫入九大的報告和決議﹔要把“文化大革命”中涌現出來的造反起家的人,即所謂的“新生力量”選入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把“叛徒、特務、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統統清除出去,以根除隱患”。這實際上就是准備九大、修改黨章的指導思想。1968年10月召開的擴大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為九大做了直接准備。全會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通過了《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為席卷全國兩年多的“炮打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錯誤斗爭,從政治上和組織上做了肯定的結論﹔討論和修改了黨章草案,通過了九大代表的產生辦法。全會的公報正式宣布:“全會認為,經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暴,已經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召開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准備了充分的條件。”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所謂的“在毛主席親自領導和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偉大勝利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基調是大贊大頌大批,大贊大頌的中心是毛澤東、“文化大革命”,兼及林彪和江青,大批的重要對象是所謂的劉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會議的突出特點是自始至終為強烈的個人崇拜和“左”的狂熱氣氛所籠罩。大會通過了林彪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做的政治報告。報告的中心內容按照大會秘書處新聞公報的概括是:“根據毛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學說,總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經驗,分析了國內外形勢,提出了黨的戰斗任務”, 這也是這次大會的中心議題。大會通過的黨章,對黨的理論基礎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做了歪曲的闡述,違背黨的民主集中制和集體領導的原則,砍掉了黨員的權利,錯誤地把林彪作為“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寫入總綱。正如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指出:“黨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合法化,加強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黨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指導方針都是錯誤的。”因此,九大沒有、也不可能承擔起完成一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的重大歷史使命。需要指出的是,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是在黨遭受“文化大革命”嚴重破壞,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乃至基層黨組織都還沒有恢復或建立,絕大多數黨員還沒有恢復組織生活的極不正常的情況下召開的,因此,“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人們對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九大召開的合法性提出了許多質疑。對此,鄧小平卻說:“如果否定八屆十二中全會、九大的合法性,那我們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黨還存在,國務院和人民解放軍還能進行許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就等於說我們有一段時間黨都沒有了。這不符合實際。”

  十大: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的籌備和召開十分倉促和草率,從1973年5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研究籌備工作,到8月十大的召開,前后不過3個月時間。沒有召開九屆三中全會來商討籌備工作﹔大會的代表也不是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召開代表大會或代表會議經過充分醞釀、嚴格審查、民主選舉而產生,而是通過所謂“民主協商”,由黨委擴大會議選舉產生。不僅如此,參與林彪反革命集團活動的人和事尚未查清,特別是同林彪集團互相勾結、狼狽為奸的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仍然掌管著全黨的組織、宣傳大權,緊跟林彪、江青一伙的造反派頭子王洪文被選作“接班人”調到中央,列席中央政治局,並參加工作。王洪文被任命為中央黨章修改小組負責人、十大選舉准備委員會主任(周恩來擔任副主任)。張春橋、姚文元成了十大文件的起草人。大會繼續了九大的“左”傾錯誤,繼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並且錯誤地認為“九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都是正確的”。大會選舉出新的中央委員會。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一大批骨干分子進入中央委員會,在中央領導機構中取得了更多的權力,幾乎控制了全部輿論和組織部門,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創造了條件。十大未能擔負起給黨的工作帶來轉機的歷史使命,其錯誤的主要來源是“左”的指導思想。在極端“左” 傾錯誤思想的指導下,十大隻能沿襲九大的錯誤。

  十一大: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抓綱治國。

  1977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提前召開黨的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文件。各級黨組織按照文件的要求,為提前召開黨的十一大做了積極准備。同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做出了同意中央政治局關於提前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定。

  粉碎江青反黨集團10個月后的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十一大”揭批“四人幫”和總結同“四人幫”的斗爭,宣告“文化大革命”結束,重申在20世紀內把我國建設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根本任務,這對於動員群眾起了積極作用。但是,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和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華國鋒的錯誤影響,大會沒有能夠糾正“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仍然堅持和維護毛澤東晚年提出的“以階級斗爭為綱”和“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錯誤判定“四人幫”推行的是一種所謂“極右的反革命的修正主義路線”,強調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反右”而不是糾“左”,繼續肯定黨內有“走資派”,並繼續說像“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還要進行多次等。這些“左”傾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起了嚴重阻礙撥亂反正的消極作用。黨的十一大未能完成從理論上、指導思想和方針上根本撥亂反正的任務。

  十二大: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幫”后,由於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的思想僵化和禁錮,由於當時的黨中央沒有從根本上徹底清理“文化大革命”時期和多年來黨內的“左”傾錯誤,黨的工作在兩年中處於徘徊中前進的局面。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次會議標志著我黨從根本上沖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在思想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上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重新回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上來,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從此,黨掌握了撥亂反正的主動權。經過4年的全面撥亂反正和局部改革,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各條戰線取得了一系列新的成就,基本消除了“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為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新局面創造了條件。

  經過兩年多時間的充分准備,1982年9月1日至1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胡耀邦在黨的十二大上明確指出:“這次代表大會的使命,就是要通過對過去六年歷史性勝利的總結,為進一步肅清十年內亂所遺留的消極后果,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確定繼續前進的正確道路、戰略步驟和方針政策。”大會“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總結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以來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各條戰線撥亂反正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分析了我國當前的政治和經濟形勢,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方針任務”。鄧小平在致開幕詞中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嶄新命題﹔大會通過了胡耀邦做的《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報告,制定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的奮斗綱領,確立了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總任務。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清除了“十一大”黨章中“左”的錯誤,繼承和發展了黨的七大和八大黨章的優點。正如鄧小平所評價的,“十二大的作用與我們黨的七大一樣。七大把革命引向勝利,十二大將把建設引向勝利”。

  十三大:加快和深化改革

  1986年9月28日的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了在1987年第四季度舉行中共十三大的決議,由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負責大會的籌備工作。胡耀邦積極進行各項工作,並組織了政治報告的起草班子。可是,由於1986年底,合肥、北京等幾個大城市發生了較大規模的學潮,胡耀邦在1987年1月10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一級的黨的生活會上,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的請求。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做出了一致同意接受胡耀邦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請求。此后,中共十三大的籌備工作在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的關注下,由代理總書記趙紫陽具體負責。鄧小平對十三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和重要的指導。他反復指出,報告要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進行的改革的性質講清楚,闡明我們的改革是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而不是搞資本主義,這樣就可以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統一起來,更加勇敢更加大膽地投入改革。他還強調,加快和深化改革,尤其是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日程,應該是十三大的主題和基調。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這次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加快和深化改革。改革是振興中國的唯一出路,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不可逆轉。我們要總結經驗,堅持和發展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進一步確定今后經濟建設、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確定在改革開放中加強黨的建設的基本方針。”大會批准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提交的題為《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的政治報告,充分肯定了十二屆中央委員會進行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高度評價了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形成和發展中做出的重大貢獻,第一次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完整地概括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1989年后,鄧小平曾反復強調這樣一個觀點:“要繼續貫徹執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連語言都不變。十三大報告是經過黨的代表大會通過的,一個字都不能動。這個我征求了李先念、陳雲的意見,他們贊成。”

  十四大: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

  十四大的籌備工作開始於1992年初,籌備工作之初就確立了以1992年初鄧小平的南方談話為指導。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為標志,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大上指出:“這次代表大會的任務是: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認真總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14年的實踐經驗,確定今后一個時期的戰略部署,動員全黨同志和全國各族人民,進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時機,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大會通過了江澤民在會上做的題為《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的報告,做出了三項具有深遠意義的決策:一是確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在全黨的指導地位﹔二是明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三是要求全黨抓住機遇,加快發展。黨的十四大的突出特點和最大貢獻在於,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做出了新的概括,充分肯定了這個理論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思想理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並且把這個理論和這個理論指導下制定的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納入黨章。十四大另一個突出貢獻是,明確提出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標志著我們黨對計劃和市場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

  十五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

  1996 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十五大報告起草小組。12月11日,江澤民同起草小組做了第一次談話,就報告的主題、框架、主要內容、基本思路做了明確指示。他指出,大會的報告要緊緊扣住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 1 世紀這個主題,闡明世紀之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動員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振奮精神,同心同德,全面實現第二步戰略目標,堅定不移地向第三步戰略目標邁進,到下個世紀中葉,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正當十五大報告的起草工作緊張進行時,1997 年2月19日,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創立者鄧小平逝世。在海內外都關注中國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的重要歷史關頭,江澤民再次明確指出:我們說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不動搖,就是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鄧小平同志逝世后,全黨在這個問題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和風險,都不動搖。從1996年10月底到1997年6月的8個月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了3次會議,中央政治局也專門召開會議,對報告稿進行討論和審議,對報告的主題、主要觀點和主要內容在認識上取得了高度一致。

  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大會通過了江澤民代表第十四屆中央委員會向大會做的題為《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的報告。江澤民在報告中,從歷史地位到指導意義,對鄧小平理論進行了全面總結概括。他明確指出:作為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的鄧小平理論,是指導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勝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理論。在當代中國,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同當代中國實踐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的鄧小平理論,而沒有別的理論能夠解決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問題。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階段。報告強調,全黨要高舉鄧小平理論的旗幟不動搖,抓住機遇,開拓進取,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經濟體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體制改革要繼續深入,精神文明建設要切實加強,各個方面相互配合,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把鄧小平理論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

  十六大: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

  2001年10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成立十六大報告起草組,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任組長。歷時一年多的十六大報告起草工作由此正式開始。2002年1月14日,江澤民召集起草組全體會議,就十六大的主題、重要意義和主要任務,十六大報告需要闡述的重大問題及對起草工作的要求,做了重要談話,明確提出了十六大報告的主題。

  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這次大會是我們黨在新世紀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也是我黨在開始實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第三步戰略部署的新形勢下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江澤民在黨的十六大上指出:“大會的主題是: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全面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奮斗。”“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貫穿十六大報告全篇的主線和靈魂。大會通過的江澤民代表十五屆中央委員會所做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報告,是我們黨團結和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世紀新階段繼續奮勇前進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大會通過的黨章修正案,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一道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

  十七大: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2006年10月,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2007年下半年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黨的十七大報告起草組,並確立了報告起草的指導原則。對於黨的十七大的主題,在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2007年3月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在報告起草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強調:確定黨的代表大會的主題,目的就是向黨內外、國內外庄嚴宣示,在黨的十七大之后,我們黨將舉什麼旗、走什麼路、以什麼樣的精神狀態、朝著什麼樣的發展目標繼續開拓奮進。此后,胡錦濤在多次主持召開起草組全體會議所進行的研究討論中,就報告的主題、框架、內容和起草工作原則等做出重要指示。他反復強調,要站在黨和國家工作全局的高度,從總體上思考對報告稿進行修改、提煉、提高、完善,努力增強報告的思想性、理論性、前瞻性、指導性。要緊密聯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以及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深入研究關系改革發展穩定大局的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深入研究並提出解決影響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的新思路新舉措。特別是要突出重點,突破難點,不斷充實和提高報告稿,為寫出一個真正能夠反映時代要求、體現改革精神、推進實際工作的好文件打下扎實基礎。

  2007年10月15日至21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胡錦濤在黨的十七大上指出:“這次大會的主題是: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的理論主題和實踐主題,也是我們黨不斷開拓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的前進旗幟。胡錦濤指出:黨的十七大鮮明地提出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可以充分表明我們黨繼續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的堅定決心,可以充分反映全國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願望。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最根本的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十七大的主題突出了“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於發展的重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集中體現,是同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科學理論,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它進一步回答了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什麼是發展、為誰發展、怎樣發展的問題,賦予了科學社會主義以新的時代內涵。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理論,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體布局由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的“三位一體”,發展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四位一體”,深化了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任務的認識,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特征。報告闡明的大會主題對我們黨帶領人民繼往開來、開拓奮進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以黨的十七大為標志,中國人民在新的歷史起點上開始了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的偉大進軍。中國共產黨正以愈加自信的姿態,帶領全國各族人民譜寫更加美好生活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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