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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中心議題確立的前前后后(上)
○盧文華(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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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黨的十七大是在我國改革發展關鍵階段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為深入學習宣傳貫徹十七大精神,本刊將開設“學習十七大精神”專欄,從中共黨史的角度組織編發稿件,幫助廣大讀者更加深入地學習理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科學發展觀等重大理論創新和戰略思想,增強廣大干部群眾貫徹十七大精神的自覺性。

  中國共產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階段,已經走過了86年不平凡的歷程,召開了17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歷史與黨的歷次全國代表大會緊密聯系。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歷史的關節點,而把這些關節點連接起來就構成了黨的歷史的縮影﹔確立大會的中心議題或主題,圍繞中心議題或主題來展開會議,總結過去一個時期黨的工作,提出今后一個時期的大政方針,推進黨的思想理論的創新,是歷次黨代會,尤其是成功的黨代會的重要特點。
  
一大: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近現代中國社會經濟政治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必然產物。共產國際的幫助作為外部條件,雖不起決定性作用,但加速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過程,對中國共產黨的創建起了重要推動作用。

  1920年6月召開的共產國際二大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提供了正確的理論指導。共產國際二大著重討論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認為“在先進國家無產階級的幫助下,落后國家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過渡到蘇維埃制度”,要求東方共產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獨立解決本國的問題。大會制定的綱領實際上回答了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動力、前途等一系列重大問題,從而解決了建黨最重要的制訂黨綱和使黨建立在正確的馬克思主義基礎上的問題。

  共產國際還通過派代表來華等各種辦法,廣泛接觸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和革命分子,了解中國革命的情況,傳播馬克思主義。1921年6月3日,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取道歐洲來到上海,與從西伯利亞南下的另一位國際代表尼科爾斯基會合。他們很快與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取得聯系,並交換了情況。共產國際代表建議盡早召開黨的代表大會,宣告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

  1921年7月23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秘密召開。由於原定大會主持人陳獨秀未能出席會議,大會臨時推選張國燾為會議主席,主持會議。張國燾首先向大會報告了大會的准備經過,說明了大會的意義,並提出了大會的議題:制定黨的綱領、工作計劃和選舉黨的中央機構。兩位共產國際代表出席了會議,並發表了講話。7月24日舉行第二次會議,各地代表報告本地區黨團組織的狀況和工作進程,並交流了經驗體會﹔25、26日休會,用於起草黨的綱領和今后工作計劃﹔27、28和29日3天,分別舉行3次會議,集中討論此前起草的綱領和決議。30日晚,舉行第六次會議,原定議題是通過黨的綱領和決議,選舉中央機構。可會議剛開始幾分鐘,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突然闖入,這次會議被迫中斷。大會最后接受了李達夫人王會悟的提議,第二天到她的家鄉浙江嘉興南湖繼續開會。南湖會議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一大”上通過的黨的第一個綱領的中文本目前還沒有找到,能夠看到的隻有英文、俄文兩種譯本。“一大”黨綱中的“黨的名稱”、“奮斗目標”、“組織原則”和“入黨條件” 等內容與《共產黨宣言》、共產國際綱領以及俄共黨綱的規定有很多相似之處,由此可見“一大”黨綱的理論來源。會議接著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決議》,最后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完成了大會原定議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中國革命的面貌就煥然一新”。
  
二大:制定革命綱領

  “二大”討論的中心議題是中國革命的綱領問題。1921年11月,各帝國主義國家召開華盛頓會議,嚴重侵犯了中國利益。為了對抗華盛頓會議,在共產國際的領導下,1922年1月在莫斯科舉行了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簡稱遠東會議),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主體的中國代表團出席了這次大會。出席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張國燾於1922年3月回國后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這次會議對中共“二大”制定民主革命綱領和確定聯合戰線的問題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南成都路輔德裡625號 (即李達寓所,開了一天,其他幾天的會議地點至今不詳)召開。大會共進行了8天,以小型的分組會為主,共舉行了三次全體會議。陳獨秀主持大會,並代表中央局向大會做一年來的工作報告﹔張國燾報告了出席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的經過,以及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的情況﹔施存統報告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情況。會議期間成立了宣言起草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3人組成,陳獨秀執筆起草后,蔡和森作了許多補充與修正。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共產黨章程》以及《關於“世界大勢與中國共產黨”的決議案》、《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等9個文件,選舉了中央領導機構。大會宣言闡述了社會主義革命漸次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最高綱領,同時還提出了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最低綱領。大會提出,在目前歷史條件下的最低綱領就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在中國近代史上,這是第一次有政黨提出如此鮮明、完整、徹底的民主革命綱領,也標志著從1920年夏開始的黨的創建任務基本完成。“二大”高舉起民主革命的綱領,在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道路上向前邁出了重要一步。
  
三大:討論建立革命統一戰線

  早在“二大”召開前的1922年1月共產國際召開遠東會議期間,列寧抱病接見了中國代表團中的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共產黨代表張國燾和鐵路工人代表、共產黨員鄧培,表達了他和共產國際希望兩黨合作的願望。列寧當面詢問他們“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合作?”然而,對於怎樣建立聯合戰線,建立什麼樣的聯合戰線?中共中央與在國內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發生了分歧。當時中共的大多數領導人拒絕了馬林要求共產黨到國民黨中去進行政治活動的建議。面對這種局面,馬林不得不去莫斯科直接向共產國際匯報。當共產國際主席團決定“中共中央必須立即由上海遷到廣州,所有工作必須在和馬林的緊密聯系下進行”時,“二大”已作出決議,仍然堅持了隻搞黨外合作的意見。因此,“二大”沒能真正解決與國民黨聯合的問題。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三大”要專門討論和解決這個問題。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東山恤孤院31號(現恤孤院路3號)召開。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陳獨秀在代表中央所做的工作報告中,著重說明了中國共產黨決定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依據和過程。代表們就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辯論,乃至激烈的爭論。最后,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共產黨同中國國民黨進行合作的主張,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這些文件的中心思想是,黨在現階段“應該以國民革命運動為中心工作”,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採取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線,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國民革命的重要任務。文件還規定了要保持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獨立性等一些原則。黨的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原則和共產國際的指示,結合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充分發揚民主,在分析中國社會矛盾和明確中國革命性質的基礎上,正確解決了建黨初期黨內在國共合作問題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正式確定了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與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的策略方針,使黨能夠團結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三大”確定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針,促成了革命統一戰線的建立,促進了國民革命運動的發展。
  
四大:總結國共合作經驗,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

  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全國革命形勢迅速高漲,形成了以廣州為中心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革命新局面。但是,伴隨著中國大革命洪流,一股逆流也逐漸顯現出來。國民黨內部的左右派進一步分化,國共關系日益復雜化。中國革命面臨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給予回答。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四大”於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舉行。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總結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討論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面如何迎接大革命的高潮。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參加了大會。陳獨秀主持了大會並代表中央做了工作報告。大會總結了國共合作一年來的經驗教訓,制定了開展工人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和婦女運動的計劃,並決定在全國建立和加強黨的組織,領導群眾斗爭,以適應革命大發展的需要﹔會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地位,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確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和工農聯盟問題,並對民主革命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規定,指出在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還要反對封建的軍閥政治和經濟關系。黨的“四大”統一了全黨的思想,推動了以“五卅”運動為標志的大革命高潮的到來。
  
五大:確定黨在大革命失敗后緊急關頭的任務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大革命遭受了嚴重挫折。此后,全國形成了三個政權,即原來北平的北洋軍閥政府,上海、南京的蔣介石反革命政權和武漢國民政府。面對錯綜復雜的矛盾和尖銳激烈的斗爭,中國共產黨需要對形勢有清醒的認識並採取果斷行動,才能挽救革命。在這種非常狀態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確定黨在大革命失敗后緊急關頭的任務。大會接受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會議提出的關於中國革命問題的決議案,並根據這個決議案的精神,批評陳獨秀犯了忽略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右傾錯誤,討論並通過了中國共產黨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全體會議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之決議、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土地問題議決案、聯工運動議決案及中國共產黨第五次代表大會宣言。黨的五大雖然批評了陳獨秀的錯誤,強調了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是會議對於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政府和武漢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未能根據當時革命發展的危急局勢,提出有效的具體措施。因此,這次大會也未能承擔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
  
六大:初步總結失敗教訓,確定新的路線方針政策

  黨的六大是在特定歷史時期和特殊條件下召開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蔣介石背叛革命后,國內政治形勢和社會環境迅速惡化,全國籠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國共產黨調整了斗爭策略,轉入了十分艱難的秘密狀態。在革命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必須迅速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新的方針政策,然而“五大”未能承擔起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挽救大革命的重任。1927年的“八七”會議首次提出了召開“六大”的問題。同年11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作出了《關於第六次全黨代表會議之決議》,決定大會“於1928年3月初至3月中旬之間召開”。由於環境險惡,會議地點決定不下來,當時的中央領導層幾經權衡,最后提出了6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的方案,並向設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總部發出了請示電。共產國際考慮到中共的實際情況,最后回電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六大移到莫斯科舉行。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近郊茲維尼果羅德鎮的“銀色別墅”召開。大會的中心議題是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進一步糾正“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分析革命形勢,確定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統一全黨思想,發展革命力量。它集中解決了當時困擾黨的兩大問題:一是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問題上,指出現階段的中國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引起中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一個也沒有解決,現階段的中國革命依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民主主義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明確了革命處於低潮,黨的總路線是爭取群眾,黨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計地組織暴動,而是做艱苦的群眾工作,積蓄力量。這兩個重要問題的解決,澄清了黨內長期存在的錯誤認識,基本上統一了全黨思想,對克服黨內存在的“左”傾情緒,實現工作長的轉變,起了積極的作用。但由於歷史發展的局限性,黨的“六大”對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國革命的敵人、黨的工作重心等問題認識有明顯不足,盡管如此,仍然不能掩蓋黨的六大路線的正確性和在許多方面的重大貢獻。
  
七大: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光明前途,首次確立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使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統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這次大會是在1935年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在全黨的領導地位以后,在抗日戰爭中黨的力量獲得巨大發展和經過全黨整風的基礎上召開的,也是在德國法西斯面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戰接近勝利的前夜召開的。

  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團結一切進步力量,克服內戰危機,爭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運,反對另外一種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運,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為建設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而斗爭。毛澤東在大會上致《兩個中國之命運》的開幕詞,做《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致《愚公移山》的閉幕詞﹔朱德做《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做了《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周恩來作了《論統一戰線》的重要發言。大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正確地規定了黨的政治路線,為奪取抗戰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指明了方向,即: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這個政治路線凝聚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24年的經驗教訓,有著豐富的革命實踐基礎和群眾基礎。毛澤東在七大政治報告中談到七大政治路線時,形象地指出:這個路線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從外國運來的,是從中國的土地上長出來的,是中國人民用腳踩成的。大會還正確地制定了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軍事路線,明確提出我軍的軍事斗爭方針和任務,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重要的軍事基礎。大會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通過了新黨章。在新黨章中明確規定:“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就為全黨的團結和統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礎。“七大”的成功召開,標志著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的團結與統一,為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后勝利以及新民主主義在全國的最后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組織、軍事和思想基礎,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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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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