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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台前幕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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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讓后人知道歷史真相，就不能深刻地吸取歷史的經驗和教訓，這是一種對歷史對后人極不負責的態度。我自始至終參加了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作為這次歷史轉折的見証人，我覺得應該把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和自己當時以及現在的想法寫下來。
──於光遠
今年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為這次會議作了充分准備的中央工作會議召開30周年，中央編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由於光遠撰寫的《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一書，以親歷者的特殊視角，詳盡真實地記錄了這次給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帶來深遠影響的會議召開的台前幕后事。這裡摘錄部分章節，以饗讀者。
對原定議題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在三中全會之前舉行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為期5天。會前的中央工作會議舉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為期36天。雖然它們是兩個會議，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於這兩個會議之間存在一種不尋常的關系，在論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成果和意義時，不能不把中央工作會議包括進去。在紀念三中全會時，不能不同時紀念中央工作會議。
中央委員會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在黨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對許多重大問題，中央工作會議無權做出正式決議，必須召開全會才能使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各種主張正式成為全黨遵循的決議。就當時的歷史事實來說，中央工作會議已經為三中全會做了充分准備，即三中全會要確定的路線方針任務等，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都已經提了出來，並且有了解決問題的主張。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幕，就是華國鋒講話。他講了這次會議要討論的三個議題。第一個議題是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盡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第二個議題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第三個議題是討論李先念副主席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華國鋒說，在討論這三個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在新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從明年一月起，把全國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我注意到在這個講話中，他不再講“兩個凡是”。
分組討論一開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個議題。產生最大影響的是11月12日陳雲在東北組的發言。他認為對揭批“四人幫”運動中遺留的那些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由中央考慮和做出決定的。他舉了六個問題為例：
（1）薄一波同志等61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他們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
（2）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此時他還未擔任組織部長）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和1940年他當了中央組織部部長后關於從反省院出來履行過出獄手續，但繼續干革命的那些同志，經過審查可給以恢復黨籍的決定，也是中央批准的。這兩個決定所涉及的同志和在兩面政權的情況下做了革命工作的同志，他們不是叛徒，應該恢復黨籍。
（3）陶鑄、王鶴壽同志等是在南京陸軍監獄，堅持不進反省院的一批黨員，直到七七抗戰后還堅持在獄中進行絕食斗爭。這些同志，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雖恢復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一個尾巴。應當由中央組織部復查，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4）彭德懷同志是擔負過黨和軍隊重要工作的共產黨員，對黨貢獻很大，現在已經死了。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5）1976年4月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總理的所謂“天安門事件”，是人民群眾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同志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
（6）“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是中央“文革”的兩個顧問之一。康生那時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了黨政機關的癱瘓狀態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康生的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
陳雲同志在黨內威信高，考慮得周到，問題提得准確，語言有力。他的發言得到各組出席者的紛紛響應。
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
25日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應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復出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確非常錯誤，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言中涉及到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但我們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揚民主的精神不符。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導得到同意后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於是在26日上午，江一真在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江一真肯定多年來汪東興對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幫”立下的功勞。然后他提出，汪東興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還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問題”討論上的態度，以及汪東興在北京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發言后，我和楊西光在西北組做了聯合發言，我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准討論等事情。楊西光知道汪東興的事比較多，講得也比較具體。比如他能准確地轉述汪東興某次講話的具體內容，並把汪講話的時間、地點交代得清清楚楚，還舉出當時在場可以作証的人名。我注意到，和我們的發言相呼應的發言慢慢地都出現了。西南組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第一人是胡績偉。他例舉的材料更具體，批評得也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組對汪東興的指名批評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許多汪東興的錯誤言行，有的發言用的語言還很尖銳。
總之，整個會議的進程中，沒有發生因為在大會上公開批評這樣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責的事情。這表明這次會議的確做到了充分發揚民主，使我們原先的顧慮成為多余的了。
真理與“凡是”的正面交鋒
這個會議有一個特點，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提出者、發動者、組織者與提出和堅持“兩個凡是”、堅持反對真理標准討論的主要人物都在會上。
熊復主持下的《紅旗》雜志的態度，不但引起中央工作會議出席者的不滿，11月22日《紅旗》雜志社的兩位同志還在本單位貼出大字報揭發熊復。真理標准問題文章發表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立即轉載，而《紅旗》一直不發表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文章。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初期，熊復還拒登譚震林紀念毛澤東的文章。他寫信給中央說譚震林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是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的，如果《紅旗》登了就要使《紅旗》卷入這場爭論。他堅持不卷入的方針。
熊復的這封信送到中央后，鄧小平批示：“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我改了一下，如《紅旗》不願登，可以送《人民日報》嘛。”鄧小平問：“為什麼《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是卷入。”
胡繩在11月25日東北組發言時，似乎表示不贊成把真理標准問題說成是關系到我們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也關系到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看法。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一文在《人民日報》轉載后，吳冷西立刻打電話給胡績偉，責備這是“砍旗”。這件事不少人早有所聞，吳冷西則辯解說胡績偉聽錯了他的意見。可是經過分組會上詢問后，他申述自己的觀點，各組的人看了簡報之后，認為他的說明恰好証明胡績偉電話是可信的。
為什麼有些同志在25日前保持沉默，25日后卻很快一起出來表態呢？我的看法是11月25日以前，他們還指望中央表態不一定會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討論。25日下午第三次大會特別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對北京市委和團中央負責人正式表態后，他們認為再頂不下去了，隻好出來表態，可是立場沒能轉變過來，發言中漏洞百出。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時間特別長，特別集中。30來天的分組會，幾乎每天的會議都直接間接地接觸這個問題，發言也很坦率和尖銳，不發生模糊、藏頭露尾的情況。
爭論雙方的主要人物都在這個黨的高層會議上，可以面對面地進行交鋒。同在一個組的人交鋒，就是不同在一個組看到別的組的簡報也交鋒。我記得當時看西南組的簡報，就看到胡績偉和熊復的對話，熊復為自己反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進行辯解，胡績偉就列舉事實，而且找出不少文字材料來証明熊復的不老實，使用嚴密邏輯進行辯論，使得熊復最后無話可說。這樣可以使得討論更為深刻而且生動具體。《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是那場真理標准討論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況很多體會很深，在西北組做了多次發言。我對“兩個凡是”是堅決反對的，在西北組我也做了許多次發言同李鑫、吳冷西、胡繩、熊復交鋒。
在這個會上把汪東興等在上面支持反對真理標准問題討論的人也點了出來，這樣就把有關這場討論的問題搞得更加徹底更加深刻，這一點在學術界討論時是不便指明的。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會議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組的召集人，雖然他在分組會上的發言隻有三次，但每一次發言內容都很重要。他話不長，內容卻精彩。
我記得他第一次發言的時間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們分組第四次會議。他在關於重點轉移的發言中，引証毛澤東說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務。他說揭批“四人幫”這個“波”還沒有平，而是到了波峰，這正是提出建設任務的時候。同時他指出，著重點轉移不等於揭批“四人幫”的工作已經完成。胡耀邦在這個發言中對康生問題講得很尖銳。他指出康生在“文革”中是罪魁禍首，做了許許多多壞事，中聯部、中組部和中央黨校送了許多材料到他那裡，他認為“四人幫”應該改稱“五人幫”，康生是“五人幫”的第一名。
胡耀邦的發言沒有“就事論事”，而且還提出一個深層次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要總結一下”。他要大家思考為什麼林彪、“四人幫”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訓是什麼問題？他認為黨內生活不正常，指出長期存在“黨內有黨，法外有法”的現象。
接著他介紹鄧小平說的一句話：黨內要有一大批敢於思考問題、敢於說話、敢於處理問題的干部。主張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第二次發言的時間是11月16日，講的是農業問題。胡耀邦認為，農業是當前我們工作中的一個最大的實際問題，他認為有些農村體制如“政社合一”就應該改變。他認為“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元氣大傷，林彪、“四人幫”使幾億農民和幾百萬干部的積極性受到毀滅性的打擊。他認為籠統地說集體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優越性。
他把話說到這個程度，使人聽出是在講包產到戶的必要，他雖然沒有明講，但這四個字已經呼之欲出，隻剩下一張薄薄的糊窗紙，隻要手指輕輕一點就破了。
胡耀邦發言中對“農業”的基本概念，還講了一番有深刻見解的話。他不同意有些用我們中國以不到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養活了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的話來安慰自己。他說“養活”有各式各樣的養活。糠菜半年糧是“養活”，豐衣足食、營養充足、體質好也是“養活”。他認為現在我國農民養活自己的水平太低了。同時他認為我國的耕地面積比統計上要多得多，他認為農民積極性起來之后農業增產的潛力是很大的。
人事調整，陳雲進常委
會議開了20來天之后，原先的議題已被突破，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解決了，事在人為，今后的工作需要一個更好的中央領導班子。中央的最高層正在考慮這個問題，會議出席者也在考慮這個問題。
於是各分組就有不少人議論誰該補進中央委員會，誰該補進中央政治局，誰該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那時候大家知道“上面”有個“隻進不出”的精神，即隻提誰可以進入中央、不提誰應該排除在中央之外的意見。
在各分組會上表態贊成陳雲進入中央政治局並擔任中央副主席的發言最普遍，都說陳雲在黨內資格老、威望高、水平高、能力強，應該擔任黨中央副主席，而且特別說他的位置應該在汪東興之上。對這次人事變動，大家既然都贊成“隻進不出”的方針，因此大家隻提陳雲進常委，不提汪東興出常委。於是常委人數就從五人增加到六人。
汪東興當時還在管幾個中央機構──中央專案組、中央辦公廳、中央警衛局、警衛部隊、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等。在討論中央人事問題的同時，對這些機構如何處理的問題，也就提上了議程。
“文革”中，重大案件一個一個制造出來。每出一個案件就成立一個專案組，專案組之上又成立若干個辦公室，同時由於一個案件涉及許多人，一個大專案組下面又分設若干個分專案組，每個專案組設組長並包括若干個成員，由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機構。這些專案組對各專案中涉及的人的生殺予奪起著極大的作用。由於他們的工作是非常保密的，外人很難知道其中內情。而所有專案組都直接由汪東興領導，他可以說了算。
與會者認為不解決這些專案組問題，進一步解決冤假錯案和處理林彪、“四人幫”的工作，不可能做好。中央組織部部長胡耀邦對這樣的事情更惱火，他講當時還有兩個組在搞彭、羅、陸、楊，兩個組在搞“公檢法”，一個組在搞“61人案件”，一個組在搞“總政閻王殿”，一個組在搞“二月逆流”。同時在林彪、“四人幫”的事情出來之后，又有原先整老干部的兩個組在審查“四人幫”的問題，六個組在審查康生的問題，三個組在審查謝富治的問題。他對原先審查老干部的專案組的人又去查“四人幫”表示不放心。
鄧小平和“宣言書”的起草
會議開了20多天，許多問題都已經提了出來，許多人已就這些問題做了發言，中央工作會議到了該閉幕的時候了。在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前后，葉劍英和鄧小平就著手准備在大會上的講話，而且找人起草。
12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裡談起草講話稿的問題。鄧小平自己寫了一個講話稿的提綱，一共有七個問題：一、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二、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三、向后看是為的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義、人浮於事﹔五、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六、加強責任制，搞幾定﹔七、新的問題。在提綱的最前邊，鄧小平還加了“對會議的評價”這個問題。所以加起來是八個問題。
鄧小平首先說：想了一下，不准備長稿子。第一個問題是對會議的評價。他說：
這次會議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沒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時期）有。這個風氣要傳下去，（這是）很好的黨的生活，黨的作風，既有利於安定團結，（又有利於）防止思想僵化，實在可喜。
第二個問題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他告訴我們寫這個問題時要“講點理論的重要”。他說，這個爭論（指真理標准問題討論）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問題，是國家前途命運問題。他提出要解決新的問題，全黨全民要開動腦筋。
第三個問題是發揚民主、加強法制。他指出：現在這個時期更要加強民主。集中那麼多年，現在是民主不夠，大家不敢講，心有余悸。發展經濟，（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工廠工人監督，農村社員監督。他還說：目前主要反對空頭政治，反對說空話。他談到自主權與國家計劃的矛盾時說，這個矛盾隻能靠價值法則及供求關系來調整。否則不能自主。要靠質量，質量好會銷全國。不要怕亂，市場不會亂，承認市場的一定調節。他說：經濟民主，重點不是政治，重點是經濟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種單行法，種植應該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個問題是向前看。他說：這個會議向后看解決一些問題，目的是為了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決遺留問題，要快，干淨利落，時間不要長。完全滿意不可能。還說，安定團結十分重要。毛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不要糾纏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讓時間來說清，過一段時間再說這個問題，沒有一點虧吃。
第五個問題是克服官僚主義。他批評了人浮於事、拖拖沓沓的現象，還批評有幾多如會議多等。鄧小平提出：要學會管理，培養與選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規章制度。好的企業必須用先進的辦法管理。黨委領導好不好，看企業管得好不好，看利潤，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農村也如此，各行各業也如此。
第六個問題是允許一部分企業、地區、社員，先好起來。他說這是一個大政策。允許一部分先富起來，農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鄧小平說這樣才有市場，本身就促進開辟新行業。要反對平均主義。干得好的，就影響左鄰右舍。
第七個問題是加強責任制。在批評了無人負責的現象后，鄧小平說搞幾定：1.什麼項目，2.從哪裡引進，3.定在什麼地方，4.定哪個人從談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開單子。並頭進行，不耽誤時間。現在打屁股打計委，有什麼用？要打，打個人。國內企業也要專人負責，專門機構搞幾定，請些專家，譬如榮毅仁就可以當專家。
第八個問題是新措施新問題。鄧小平提出要搞人員核算標准。
小平有如此詳細的提綱，又做了如此具體的談話，我們這些起草的人就好辦了。從鄧小平那裡回來，胡耀邦和我找了國務院研究室的林澗青等人趕緊起草稿子，大約兩三天就起草好了。
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鄧小平審閱。在修改稿子的過程中，鄧小平又找我們談過幾次話，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見。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談到要為敢想敢做創造條件。怎樣才能敢想敢做?從制度上解決，根本是民主制度。對新事物要採取支持鼓勵態度。特別是學術研究、思想領域上更需要民主討論。武斷可不行，要真正搞“雙百”方針。越軌怎麼辦?這有個信任群眾信任干部的問題。
他再次談了開動機器的問題。他說：開動機器，一個生產小隊看到一塊空地沒有種樹，有一塊小水塘沒有搞養殖，睡不著覺。開動腦筋可以增加多少財富?腦筋用在什麼地方?四個現代化嘛!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健全黨規黨法，他說：黨要有好作風，黨的作風，無非那三個作風，它本身就是制止違法亂紀的。現在看來黨規黨法比國法還重要。
談到向前看，鄧小平說對(犯錯誤的人的)過去不要求完備，自我批評不夠，讓他自己考慮，在實際工作中改正。因為過去的問題太復雜，但(對)以后新的錯誤要嚴一些。
關於新的問題，鄧小平說：新的問題、新的矛盾大量出現，特別是上層建筑一面，有規章制度，用人問題，有選人標准。為社會主義、為人民發展生產力是主要標准，否則什麼叫政治上強?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還要展開，不要等上層建筑，從一個廠，從專業公司搞起，農村從公社搞起。改革有障礙，包括老干部，總的贊成具體反對。要以大局為重，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要說理。總之，方針明確，方法妥當，沒有好的方法行不通。
鄧小平談了權力下放、責任到人的問題。他說：有一個責任到人的問題。講集體負責、黨委負責就等於無人負責。打屁股不能亂打一通。既然責任到人就應該有權，沒有權也就不可能有責任。領導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還有技術是否得到不斷的更新，靠體力勞動不行。
談到先富起來的想法，鄧小平說：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帶農村，大城市帶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務行業，大有可為。他還談了城市規劃問題，舉了新加坡的例子，說新加坡一個島上都有衛星城市，為什麼我們不搞?北京西山、石景山都應規劃。新加坡1500新元就有權買一套房子，5間房子70平米，相當半年工資，分期付款。日本獎金搞得好的相當半年工資，相當一部汽車。新加坡房租相當於工資的50%，歐洲日本相當於1/3。他還說，小生產眾多的國家有問題，小生產習慣勢力(稿子裡)可以講。
另一次談話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鄧小平肯定稿子由原來講八個問題改為講四個問題，基本可以。同時要求開頭或中間要講一講重點轉移問題，他說這是一個主要的方針，要不了多少語言，但這是個大前提，是總的東西。
談話中，鄧小平批評了把個人擺在中央之上的新式迷信，他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比“兩個凡是”重要。真正說來是上層建筑有問題，官僚主義是一個內容。權力過分集中，離開民主集中(制)的集中，脫離了組織，離開民主搞集中，這才是實質。各級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各個組織一直到支書，權太大，不利。我們的制度不是鼓勵支持人們敢想敢做。精神鼓勵不夠，物質鼓勵不夠。僵化的原因，是干得好干不好一個樣，而且還得全票，不得罪人，大家卻覺得可以過得去，(因此)怪現象發生。鄧小平特別提出要加寫一段所謂追查謠言的問題。他說，這實際上是軟弱，是神經衰弱的表現。還說打擊報復是很惡劣的風氣，必須制止、斗爭。
鄧小平還提出稿子要加寫按勞分配的內容。他說：搞得好的得的多，包括領導干部，就應該多得，就應該先富起來。積極性沒有經濟手段調動不行，隻講風格是不行的，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個時期可以，長期一輩子不行。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他說：總之有賞有罰都同經濟利益聯系起來講這個問題。獎勵而且物質獎勵也獎到具體的人，具體的車間。通過責任制，通過賞罰，該升的升，該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養專家，專家這樣一用就用下去，為社會主義事業，實際上為人造福就是政治標准。
鄧小平還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舉了六個法律名詞，並且說要研究國際法，不懂外法，國際交往越多，將來要栽很大跟頭。
關於改革所帶來的新問題，鄧小平指出：改革上層建筑，改革生產關系，都可以帶來許多問題，會涉及大批人的切身問題。要信任群眾，依靠群眾，並且創造條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眾，會取得群眾理解、諒解。他說，震動比較大。新的矛盾並不比現在的問題簡單，而且會更復雜。走群眾路線，信任群眾，教育群眾以大局為重，隨著生產力發展可以得到很好解決。
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對稿子看得更細，意見也談得更具體。起草的同志根據他的意見又做了修改。記不清是哪一天了，當鄧小平聽執筆的同志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一遍之后，說“行了，就這樣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三中全會吹響改革的號角，就集中表現在鄧小平的講話中間。關於這個講話稿，那些精辟的見解可以說全是鄧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語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講話用的題目也是他起的。
葉劍英功不可沒
葉劍英在1976年粉碎“四人幫”的歷史性行動中立了大功，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多，但是葉劍英在1978年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中所做出的貢獻，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作為一個歷史見証人，我感到在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這重要的一頁上應寫下“葉劍英功不可沒”這幾個字。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我的消息比較靈通。我聽說葉劍英很早就要胡耀邦找人為他起草大會講話稿，臨近會議閉幕時他自己還在動腦筋考慮如何修改，由他的秘書動筆。還聽說他想著重講民主法制。葉劍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由他講這個問題最好。
葉劍英在閉幕會上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領導班子問題。這是會議開到最后大家特別關心的問題。1978年時，劉少奇、朱德、周恩來、毛澤東已相繼逝世。81歲高齡的葉劍英，很自然地發出感慨：“我們這些老干部、老同志，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南征北戰，度過了大半個世紀，現在，年歲都很大了。自然規律是違背不了的。”
大家都迫切希望鄧小平出來主持中央工作。如果說1935年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那麼在1978年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和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我們黨中央的領袖地位就確立起來了。鄧小平獲得這樣的地位，當然主要由於他本人的品德、能力和廣大干部與群眾的愛戴，但是年高德劭的葉劍英的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他講的第二個問題是關於發揚民主和加強法制。他說：這次會議，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討論，開展了批評，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做了自我批評，這是我黨興旺發達的標志。葉劍英講到我們要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還必須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
葉劍英用了列寧的一句話：“勝利了的社會主義如果不實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勝利。”
葉劍英在這個講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制造一種錯覺，似乎實行民主就等於復辟資本主義。他們在民主問題上所散布的這種奇談怪論，搞亂了我們一些同志的思想，使我們一些同志一聽到民主，就緊張得很。葉劍英指出，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資本主義在我國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是從半封建社會、半殖民地的社會基礎上開始建設的。所以我們解放思想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注意克服封建主義思想殘余的影響。
葉劍英這些話，講到了事情的本質，講得非常深刻。
葉劍英接著講了一段，說領導干部要發揚民主，就必須具有虛心傾聽群眾意見、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他批評有些同志：“嘴裡也天天喊要批評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可是，稍微尖銳的意見一來，他們的面孔就立刻拉長了。他們隻會批評別人，從不批評自己，老虎屁股摸不得。”
他講的第三個問題是“勤奮學習，解放思想”。他認為勤奮學習，解放思想是互相關聯的兩個方面，學習愈好，知識愈豐富，就愈有利於解放思想。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但是要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而且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的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我們的同志，對待這樣一場革命，是不是有充分的思想准備呢?他認為許多人還是准備不足。有些同志還是前怕狼后怕虎，墨守成規，因循守舊，思想就是不解放，不敢往前邁出一步。怕什麼?是不是怕人家說自己“復辟資本主義”，怕抓辮子、扣帽子、打棍子，怕丟烏紗帽?他說，如果講怕，他們為什麼不怕兩千多年遺留下來的手工業生產方式繼續保存下去，不怕中國貧窮落后，不怕中國人民不答應這樣的現狀?
葉劍英這篇講話，講得是多麼好呀!實在很少看到在黨的文獻中對發揚民主這件事情講得如此透徹的。（編寫：星澄）
《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折》 於光遠 著 中央編譯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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