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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戰爭期間鮮為人知的延安日本戰俘學校
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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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戰爭期間,在陝甘寧邊區首府延安,設有一所日本工農學校。這是一所特殊的學校,學員是日軍戰俘和投誠的日軍士兵。那麼,黨中央為什麼要成立一所這樣的學校?這些學員在延安的生活怎樣?他們后來的命運又如何呢?
  
日本共產黨領袖,當了日本工農學校的校長

  1937年平型關戰役之后,我軍戰場上俘虜的日軍官兵越來越多。冀中軍區自1938年起3年中俘獲日軍60多名﹔八路軍在1940年至1941年的百團大戰中,俘獲日軍281人﹔八路軍一二○師在1942年的田家會戰斗中,俘獲日軍100多人。在八年抗戰中,八路軍和新四軍共俘虜日軍官兵7118人,其中八路軍俘獲日軍5096人,新四軍俘獲日軍2022人。

  1937年10月25日,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發布了處理俘虜的六條命令:一、不殺敵軍俘虜,優待俘虜﹔二、不取俘虜財物,惟軍用品應沒收之﹔三、醫治敵軍傷兵﹔四、在可能條件下,將俘虜放回,並給路費﹔五、願在我部隊服務者,給予適當工作﹔六、不干涉俘虜的宗教信仰。這六項命令指明了抗日戰爭時期黨的俘虜政策的基本精神。之后,中央軍委發出《中央軍委關於俘虜敵偽紀律的指示》,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於瓦解敵軍工作的指示》、八路軍總政治部發出《政治部關於對日俘虜工作的指示》,使我黨我軍的對俘政策不斷完善和發展。

  在黨的俘虜政策的指導下,八路軍、新四軍在前線進行了大量的對敵政治宣傳工作,日軍俘虜逐漸增多,到1941年5月已達1800多名。這些戰俘除一部分釋放或轉交國民黨統戰部外,大部分仍留在八路軍中。他們雖然來到八路軍中,但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長期毒害下,思想仍然十分頑固、反動,仍然繼續站在與中國人民為敵的立場上,亟待加以教育改造。但因日俘大部分分散在八路軍前線各部隊中,缺乏一個比較安定的改造環境。八路軍敵工干部相對不足,工作比較繁重,力不從心。同時,八路軍中還有許多業已改造的日本士兵,他們絕大部分參加了在華日人的反戰組織。這些日本士兵,雖然已經得到初步的改造,但從總體上看,他們的政治思想、理論水平都不是很高,不適應反戰工作的需要。他們曾多次向八路軍方面提出要求,希望有一個重新學習的機會。

  就在我軍不斷俘虜日軍官兵的時候,一位名叫野?參三的日本共產黨人來到了延安。野?參三是日本共產黨的創建者和領袖之一,由於在國內領導反戰運動,曾多次被捕。出獄后,野?參三被任命為日共駐共產國際代表。1940年3月,野?參三放棄了在共產國際的優越生活,從莫斯科來到延安。在延安,野?參三化名為“林哲”,並且將自己的日本名字改為“岡野進”,直到二戰結束后,才恢復了真名。1945年4月,在延安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野?參三作為日共代表應邀出席,並在大會發言。他在題為《建設民主的日本》的演說中,闡明了日共反對軍國主義的堅定立場。在大會期間,《解放日報》還刊登了他與毛澤東、朱德在一起的木刻像。

  野?參三來到延安后,改名為“岡野進”,與中共中央、總政治部敵工部領導商談了日軍戰俘的教育管理問題,並親自找在延安的日軍俘虜中的反戰進步分子談話,了解俘虜的教育情況。他認為:“那些離開日本軍隊、放下武器、脫掉軍裝的日本工人和農民,隻不過是帝國主義戰爭的犧牲品,隻要喚醒他們的階級覺悟,使他們認識到侵略戰爭的本質,他們遲早會成為反戰的和平戰士。”經過半年多的調查研究之后,1940年10月,野?參三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專門學校教育改造日軍戰俘。

  這一建議與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並親自將這所學校定名為“日本工農學校”。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創辦的一所正規的政治學校,具體工作由八路軍總政治部負責領導。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副主任譚政和敵工部長王學文等直接參與領導工作。

  學校位於著名的延安寶塔山下,與陝甘寧邊區政府、馬列學院、民族學院、新華社、解放日報社、抗日軍政大學為鄰,共有16個窯洞和一棟不大的平房。包括校長和炊事員在內,全體工作人員僅20來人。工農學校校長由野?參三擔任,八路軍一二○師三五九旅政治部敵工科科長趙安博任副校長,分管行政和教務。1943年4月后,改由總政敵工部副部長李初梨兼任副校長。王學文、何思敬、李初梨、廖體仁、江右書等擔任各課教員。在教員中,除野?參三外,均為曾留學日本的精通日語的中國人。學校從1941年5月15日正式開學到抗戰勝利結束共存在5年左右,最初僅有學員11人,到1945年8月學員增至300多人。
  
通往新生之路

  侵華日軍是一支極其殘暴野蠻的軍隊,凡是被我軍俘虜后釋放的日軍戰俘,回去后大多數都被殺害或被判刑。不僅如此,日軍還要對其國內家屬進行殘酷迫害。有鑒於此,日軍戰俘普遍顧慮較重,思想上很難轉得過彎。他們大多認為,當了八路軍的俘虜是自己的恥辱,而且連累了家人也很不光彩。一個叫大谷正的俘虜這樣描述他剛做俘虜的心情:“我的人生觀變得那麼陰暗,我覺得我的一生就此完了,故鄉也再不能回去了!家庭萬一知道了我的被俘將怎樣呢……我完全變了,每天好似彷徨在無邊的黑暗裡。”一些戰俘找機會自殺、逃跑,有的甚至產生了要在八路軍指揮部裡搞情報、搞暗殺,以另一種形式來效忠於天皇的危險念頭。

  日軍戰俘香川孝志后來撰文回憶說,他被俘之后,共產黨敵軍工作部的一位負責干部對他說:“當了八路軍的俘虜,要是被日軍知道了會連累你在日本的家屬,現在要立即換個名字。”對於這種周到的安排,日軍戰俘大多心存感激,很快在心理上拉近了與八路軍的距離。學校趁熱打鐵,立即展開了一系列收心穩定工作。首先是召開入學大會,歡迎日軍戰俘入校學習﹔接下來就是張榜公布禁止傷害或侮辱戰俘,嚴禁沒收或損壞戰俘的私人物品,對傷病戰俘給予特別照顧和適當醫療等管理規定﹔最后再通過談心了解情況,逐個解除他們精神上的緊張不安,消除他們心理上的敵對情緒。香川孝志感慨地說:“當時,促使我們情緒和感情上發生變化的主要因素,是我們接觸到了八路軍戰士的誠實與親切的態度。如果光靠道理說服,就會引起反感。”香川孝志的這段話也充分反映出了當時日軍戰俘的普遍心理。八路軍指戰員以真心誠意的實際行動,逐漸打開了日軍戰俘的心結。

  學校的學員以八路軍、新四軍從戰場上俘獲的日軍士兵和下級軍官為主,也有受我政治攻勢和俘虜政策影響而投誠過來的日軍士兵。延安軍民對他們來延安很歡迎,都是笑臉相對。八路軍將士的言行以及他們和老百姓之間的魚水情,在被俘日軍的心靈深處引起強烈震動。在百團大戰中因傷被俘的渡邊俊夫住院治療期間,得到了無微不至的照顧,讓他深為感動。他后來回憶說:“1940年8月,百團大戰時,我們中隊在晉西北大部分被殲。剩下我們受傷的當了俘虜。我當時認為,當俘虜是日本軍人的最大恥辱。我日夜擔心,八路軍一定會用極其殘忍的手段來處死我們。當時,我精神上極其苦悶。在醫院裡,和我住在同一個病室裡的是一二○師的一位戰士。他不管自己的傷痛,周到地照顧我。我得了痢疾,他扶我上廁所,幫我倒便器,把我沾有大便的衣褲拿到河邊洗干淨……不久,一二○師師部決定送我到延安醫院治療。過去,我應征離家,離別媽媽、哥哥時沒有掉淚。可這次我和八路軍傷員分別時,卻禁不住流下了滾滾熱淚。到了延安,我被護送到城東七八公裡的柳樹店,進了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醫生、護士、群眾從各方面幫助我。在這裡,我認識了另一位八路軍同志,逐漸地,我成了他病室的常客,在他那裡吸煙、談話。有一天,我得知他要去延安城裡,就請他帶點黃醬來。他一口答應。后來,我聽說他竟是八路軍的一位旅長,就惶恐起來,趕去道歉。那位旅長拍著我的肩膀,親切地說:‘沒什麼,那是我應該做的。八路軍和日本軍隊不一樣。’病愈后,我請求到日本工農學校去學習。”

  對日軍戰俘的物質生活,我軍也做了特殊優待。1941年9月,總政治部專門發布了《關於日本俘虜優待辦法的規定》,規定:日軍戰俘的伙食費標准比我軍官兵的高一倍﹔年節、紀念日時進行會餐﹔糧食供應機關,應盡量撥一部分白面、大米﹔衣、被、鞋、襪應按需優先發給。在當時,延安日本學校的學員津貼每月3元,相當於八路軍師級干部的補貼標准。當時,毛澤東、朱德的補貼也隻有5元,士兵1元。日本工農學校學員生活實行供給制,每人每月大米15斤、面粉15斤、豬肉3 斤、蔬菜30斤等。而當時八路軍的生活條件非常艱苦,干部戰士主要吃小米、黑豆等雜糧,有時沒有糧食隻得靠野菜充飢。而對日軍戰俘盡量供應大米、白面,並想方設法弄些雞魚豬肉。在一般情況下,每天兩餐有大米、白面,有時還買些水果、白糖供給他們。就餐盡量照顧日本人的習慣,一人一份。

  1941年初,因日寇加緊對抗日根據地的進攻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封鎖,陝甘寧邊區政府面臨嚴重的物資困難。盡管如此,邊區政府仍把日本工農學校作為第一類供給單位,盡最大可能提供所需物品。為克服困難,邊區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物資緊缺的情況逐漸好轉,學員們的伙食也隨之改善,主食由小米改為白面,一天兩頓肉菜,每周吃一回大米、喝一次酒。剛從日本軍隊過來的學員見此情況不禁感嘆:“那邊的伙食太差了,我們都吃不飽。像這裡的伙食,在那邊不要說吃,就連看都看不到。”有位叫谷川的學員寫了一篇文章《在食堂裡》,在校內牆報上張貼:“飯桌上擺滿了日本式和中國式的菜。班長一聲令下,大家就開始動作起來。我的筷子首先伸到雞素燒裡,我吃了一口,不由得大聲說:‘美極了,這是天下最好吃的菜。’別的桌子上,有人說:‘我們真幸福!在日本國內,生活一天比一天差,而我們在這裡的生活,倒一天比一天好。’”
  
日本戰俘,當上了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

  據1944年5月15日對日本工農學校69名學員的統計,其中農民佔15.9%,職員佔13.1%,店員佔7.2%,商人佔5.8%,工人佔56.5%,漁夫佔1.5%。從文化程度看,中學程度者10人,大專畢業或肄業者3人,初小程度者9人,高小程度者49人。

  學校對學員入學,首先進行一個月的嚴格審查,看其是否願意入學,並考察是否具備入學資格。審查合格者,即在預科學習兩個月,后轉入本科學習10個月。從1943年秋季起,根據學員年齡、閱歷、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異,將學員分編為A、B、C三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質量。

  學校開設的課程有日本問題、時事問題、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哲學、社會發展史、中國問題、聯共(布)黨史等。另外,學校為提高部分文化程度較低的學員的日文水平,還設有日語訓練班。學制為1年,也有延長到2年的。

  學校採取了多類型的教學方式。針對學員們曾長期蒙受日本軍國主義教育的實際情況,學校採用不同形式的教育方式,開設的課程有政治常識、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等。討論會為“星期一討論會”、“各組討論會”及“讀書會”三種形式,尤以每星期一次的“星期一討論會”規模最大,討論的問題也較為廣泛,涉及“日本軍隊的內幕”、“八路軍和日本軍隊的比較”、“日本法西斯給人民帶來些什麼”、日本軍部和財閥為什麼要發動這場戰爭以及這場戰爭對誰有利等,還舉辦“二萬五千裡長征”報告會,日本“米騷動”廿五周年紀念會和“五·一”勞動節紀念會等活動。學校的日本同志成立了“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參加了“華北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華北日人反戰團體大會”,舉行“日軍暴行座談會”,把親眼所見的日本軍隊野獸般的行為揭露出來。

  學校還注意教學服務於日本革命的長遠需要。在教學實踐中,學校從戰后日本革命及建設民主的新日本的長遠目標出發,在教授《日本問題》和《時事政治》等課程中,結合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特別是蘇聯、中國、日本等國革命運動的歷史意義及其經驗教訓等,鼓勵他們將來不僅要做反戰勇士,還要做日本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1942年6月23日,森建、高山進等學員,在日本工農學校的鼓勵和支持下公開成立了“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並擔負起在中國“培養鍛煉共產主義之戰士”的任務。

  通過學習和參加各種活動,學員們獲知了關於階級、階級斗爭、帝國主義和法西斯等基本概念,了解到社會發展規律,對這場戰爭的性質有了全新的認識。初進校時還是滿腦子“聖戰”觀念的學員,在一段時間后由衷地呼喚:“中日人民團結起來,把日本軍隊從中國趕出去”。要求“到前線去,和八路軍在一起”。他們說:“我們從黑暗中走出來了。”一位學員說:“日本政府為了打仗,在國內已遇到經濟困難,對老百姓實行定量供應,連肉都吃不上。欺騙我們來中國打仗,說中國風景好,去中國等於免費旅游。到了中國,到處是戰火,隨時有被八路軍消滅的危險。”他們要求和延安學校的學生一樣生活,免除優待,也前來參加大生產運動,自己建校。

  學校在政治上也充分尊重學員的人格,給予他們充分的信任。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根據“三三制”原則舉行參議會議員競選。按照“三三制”民主建政原則,邊區參議會將從日本工農學校、八路軍敵軍工作干部學校、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等八校選區,產生一名參議員。日本工農學校和敵軍工作干部學校共同推薦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森建為兩校的候選人。

  按競選規定,候選人演說時間為20分鐘。考慮到森健的演說需要翻譯,特許他40分鐘。在選舉大會上,森建介紹了在華日本人反戰斗爭的情況。森健演說結束后,觀眾報以熱烈的掌聲。他最后光榮當選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參議員。隨后,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中小路靜男又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議員。在學員中引起很大反響。使他們直接參與民主政府的工作,並有權監督及彈劾邊區各級政府之政務人員,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秋山良照、茂田江純、津田秀、本橋中、古賀初美、?谷義次郎、后藤勇等七人,也當選為所在根據地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與抗日民主政府的議政和管理。1944年7月1日,《紐約時報》曾發表評論指出:這裡的日本戰俘並不是關在集中營裡,共產黨人使他們相信,幫助八路軍就是幫助日本從軍閥和戰爭的重擔下解脫。

  在1941年底,隨著戰俘改造的成功,學校已經把校內的活動交由少數優秀學員來管理了。1943年初,除了經濟方面工作外,學校的一切校務都由學員出身者承擔。1942年,中小路靜男和大山光美被任命為正副教育干事。1943年,森健被提拔為教務主任,高山進被任命為教育干事,中小路靜男負責行政工作,前田光繁負責政治工作。這種充分利用改造過的俘虜的積極性教育新俘虜的方式,在實踐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種方式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對日俘政策進一步升華的結果,也可以說是一種創造。
  
毛澤東觀看日本戰俘的演出

  日本工農學校不設高牆衛哨,不搞打罵體罰,而是採用民主、自治的管理方式。學員們自己推選代表管理內勤,組織學習、生產和各類文體活動。學校還十分注意學員的課余生活,成立了一個學生劇團,每周搞一次體育運動日,不定期地舉行排球、棒球、棋類比賽等,以豐富學員的文體活動和其他社交活動。學員們自排自演的《前哨》、《島田上等兵》等話劇,頗受延安人士的好評。

  1944年冬,話劇《島田上等兵》首次在延安邊區政府大禮堂公演。這台話劇是由延安魯迅藝術學院作藝術指導、延安日本工農學校集體創作演出的。劇本大意是,日本士兵向他們的上司——中隊長提出了正當的要求,可是並沒有得到答應。於是,士兵們打死了中隊長,投靠了八路軍……精彩的劇情,就像禮堂內熊熊燃燒的盆盆炭火,驅走了嚴冬的寒意。觀眾中不時傳出陣陣的掌聲和喝彩聲。在一片歡呼聲中,全劇達到高潮。

  毛澤東和邊區黨政軍其他領導人觀看了演出。他們和現場其他觀眾一樣,被劇情的發展緊緊地吸引住了。坐在毛澤東身邊的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解釋說:“這些演員都是我們學校的日本學員。扮演主人公島田上等兵的演員名叫吉田太郎。他是所有日本學員中漢語說得最好的。1938年7月在山西被我們俘虜時,他曾刺傷咽喉企圖自殺。喏,他脖子上的那條傷疤就是那時留下的。那位戴近視眼鏡、扮演日軍中隊長的叫梅田照文。他是1940年8月百團大戰時被我們俘虜的。排演這個戲分配角色的時候,日本學員都不願意演日軍中隊長這一反面角色,都覺得這個角色不光彩……”

  毛澤東插話問道:“后來這個問題是怎麼解決的呢?”沒有等趙安博回答,毛澤東自言自語地說:“你們一定是用硬性攤派的方法嘍!”趙安博說:“后來我們做了點兒工作,說從藝術角度考慮就他的形象符合角色。他總算勉強同意了。但在演毆打士兵那場戲時,他下不了手,經魯迅藝術學院派去的指導老師反復啟發才出了效果。”演出結束后,毛澤東高度稱贊道:“這個戲很好,內容很豐富,演員演技也不錯。”話劇上演后得到了很好的反響,原本上演三天的劇目,后來累計公演了一個月。
  
從“日本鬼子”到“日本八路”

  日本工農學校學員,不僅在反對侵略戰爭和瓦解日軍的斗爭中是一支重要力量,而且也是邊區人民生命財產的捍衛者。

  日軍士兵前田光繁(原名杉本一夫)在剛被俘虜時,曾對八路軍充滿了恐懼和懷疑,一直想自殺。八路軍干部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一邊給他生活上的優待,一邊指出他對很多問題的錯誤看法。漸漸地,前田光繁的思想開始動搖。他終於選擇了生路,不再為是死是活而煩惱。后來,通過進一步讀書學習,他開始反思這場戰爭,決定站在中國人民一邊,反對這場野蠻的戰爭。1939年1月2日,在一次由八路軍前線司令部召開的慶祝元旦集會上,前田光繁和另外兩名日軍俘虜小林武夫、岡田義雄突然走上舞台,當場宣布要參加八路軍。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當時深受感動,走上台去和他們緊緊握手。朱德握住前田光繁的手熱情地說:“我代表全軍衷心歡迎三位日本青年參加我們的軍隊,成為光榮的八路軍戰士!這証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今天是三個人,不久就會有幾十個、幾百個……”

  朱德批准了他們的請求,使他們成為第一批“日本八路”。二十多年后,前田光繁回憶說:“決心參加八路軍的我們三個人,沒有想到能得到朱德總司令的親自歡迎。那一天的情景經常出現在我的眼前,真是終生難忘。”認識朱德后,前田光繁常在操場上看到他與戰士們一起打籃球。有時候,朱德會大聲喊站在場外的前田光繁:“喂,小伙子,來來來,打一會兒,來吧!”剛開始時,前田光繁感到很拘束,因為這在日本軍隊中是不可想象的。但后來他也慢慢習慣了。

  1939年11月,前田光繁發動另外七名日籍八路軍戰士成立了“日本士兵覺醒聯盟”。它是日本人在中國的第一個反戰組織。聯盟成立后,朱德專門向他們表示了祝賀。此后,它在中國各地發展到13個支部223人。1940年,日軍開始對華北地區進行瘋狂掃蕩。10月下旬,關家?戰役打響,戰斗非常激烈。此時前田光繁的任務是向日軍喊話宣傳。關家?一仗,八路軍英勇作戰,幾乎全殲日軍,其中也有前田的一分功勞。

  1942年8月,在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參三的指導下,各根據地在華日本反戰團體在延安召開了“日本士兵代表大會”和“全華北反戰大會”,將“覺醒同盟”和“反戰同盟”合並,成立了“日本人反戰同盟華北聯合會”,前田光繁當選為聯合會會長,森健、鬆井敏夫為副會長。從此,分散在華北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日本反戰團體有了統一的領導和明確的綱領,在華日本人的反戰活動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不久,前田光繁奉命到延安工作。臨行前,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羅瑞卿為他餞行。前田光繁在回憶這段往事時說:“1942年初夏,我奉命到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去幫助岡野進(野?參三)工作。臨行前,羅(瑞卿)主任還特別設歡送宴,招待我,左權參謀長也參加了歡送會。一個日本人八路軍士兵受到首長親自設宴送別的禮遇,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懷的事情。羅主任對我說:‘延安是革命聖地,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到延安學習的機會,要好好珍惜這個機會,好好學習工作,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會再重新團聚的。’”在延安,前田光繁擔任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教員和政治干事。前田光繁在延安窯洞前紡過線,在寶塔山上開過荒,在延河水中洗過澡。他后來由衷地感嘆:“那是一段令人難以忘懷的歲月。”1984年,前田光繁出版了回憶錄《八路軍的日本兵》,真實地反映了他在中國的經歷。書中記載:1945年9月,前田光繁等率領250名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從延安出發,千裡跋涉趕赴東北,幫助做關東軍及日本僑民的遣返工作。之后,前田光繁又幫助東北民主聯軍說服原日本航空教練隊的教員、技師、飛行員加入新成立的東北航空學校,並擔任學校的政治指導員,培養出新中國第一代飛行員。

  1942年8月15日,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自動組織起來,成立了日本人邊區自衛軍,加入保衛邊區的戰斗行列。他們發表了堅定地參加邊區自衛軍的誓詞:“延安人民是我們的第二慈母,邊區是我們的第二故鄉。我們不願敵人踏進我們的第二故鄉來蹂躪我們慈母的一寸土地,我們願流盡最后一滴血,來保衛邊區。不僅如此,還有一些戰俘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他們到前線后,一面打仗一面做日軍的反戰工作,秘密在日軍中建立反戰團體,散發反戰傳單。

  學員們畢業后,奔赴各個抗日根據地,開展對敵斗爭。日本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曾歸納了學員的工作方法:一、印發傳單。宣傳反戰思想,反映官兵矛盾﹔二、陣前喊話。通報戰爭進程,宣傳我軍政策,鼓勵日軍投誠﹔三、電話交談。利用敵人電話網開展對敵工作,效果既好又安全,還可探聽敵軍內部情況﹔四、送慰問袋。與對方先交換禮品,再互通信函,進而影響他們﹔五、挂鯉魚旗。日本有在5月5日過男孩節習俗,這天把寫有“不許打耳光”、“給吃飽飯”等口號的鯉魚旗挂到敵碉堡附近。

  這些學員的確在戰場上發揮了獨特的作用。他們熟悉日軍內部情況,了解其語言、風俗、習慣和心態,還有同學、同鄉和朋友等舊關系,加之日軍士兵對他們的敵對情緒也相對較少,因而能進行針對性很強的宣傳瓦解工作,起到普通八路軍戰士無法起到或很難起到的作用。八路軍領導人曾對他們的對敵工作給予過高度的評價。朱德說:“日寇在華北最怕兩樣東西:一為日本反戰同盟,一為朝鮮青年抗日義勇隊。”

  隨著抗戰形勢的發展,日本工農學校及其學員數量也在增多。山西、山東和華中等抗日根據地,也先后成立了分校。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各個日本工農學校總共培訓了上千名學員。日本工農學校及其活動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極度仇視和恐慌,他們起先是封鎖消息,到后來實在瞞不住了,便大罵學員是“賣國賊”、“貪生怕死”,還派特務進行滲透。不過令他們失望甚至吃驚的是,多數被派過去的特務,一經與八路軍接觸,也開始受到感染,自動供出其真實身份,並最終加入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行列。

  事實証明,大多數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的日軍士兵,在放下武器,經過正確啟發和引導之后,是能夠醒悟,並回到勞動人民立場上來的。為了反對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他們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畢業於山東分校的金野博,1944年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審訊和酷刑,他毫無畏懼,不止一次地庄嚴宣告:“隻要我不死,仍要回到八路軍中去!”最后敵人將他殺害。在江蘇贛榆縣(當年金野博被捕地方)烈士陵園,樹立著一座高4.5米、呈手榴彈形的巨石紀念碑,上書“日本國友人金野博同志紀念碑”。今天樹立在延安寶塔山日本工農學校前的紀念碑顯示,共有36名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成員在抗戰期間犧牲。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讓美軍觀察組大開眼界

  中共中央、八路軍在延安創立日本工農學校的消息傳出后,轟動了山城重慶,震動了國民黨,同時也引起了盟國的關注。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歡迎各界人士尤其是美國友人來校參觀訪問,以樹立日本工農學校的良好聲譽。1944年六七月份,中外記者西北觀察團成員參觀了延安日本工農學校。

  當時也在與日本交戰的美國,為如何對待日軍俘虜傷透了腦筋,聽說八路軍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做法,非常感興趣。1944年8月,日本工農學校演出了大型反戰話劇《島田上等兵》。駐延安美軍觀察組組長包瑞德上校看完后說:“日本反戰組織給我們在延安的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1944年10月21日,美國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飛抵延安,考察八路軍的宣傳原則和技術,特別是對日本俘虜的教育方式,以作為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對待日本俘虜的借鑒。他們在延安逗留了近兩個月,可隨便進出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所接觸的學員個個歡聲笑語,與他們在重慶見到的那些戴腳鐐、表情麻木的日軍俘虜相比,真是天壤之別。他們對此很感興趣。

  1944年11月21日,駐延安美軍觀察組的全體成員參觀了日本工農學校。事后埃默森總結認為:“促使工農學校學員思想轉變的原因,有以下幾條:第一,他們發現八路軍不殺俘虜,不虐待俘虜﹔第二,遇見轉到敵人方面的日本人后,心理上受到了沖擊﹔第三,八路軍的優厚待遇﹔第四,開始接觸外面的消息,從中得到啟發,看出日本可能失敗,有可能出現與以前不同的政府﹔最后一點,工農學校的教育是促成他們轉變的決定因素。”

  1945年7月,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等人來延安參觀了日本工農學校。他們和前來參觀過的其他人一樣,高度評價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俘虜政策以及日本工農學校所取得的成就。
  
日本戰俘成為了“延安精神”的傳播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消息傳來,延安一片沸騰,到處都是歡慶之聲:“日本投降了”、“我們勝利了”。工農學校的學員們自發擁向操場,高舉火把,敲鑼打鼓,互相擁抱,呼喊口號,場面激動熱烈。8月16日,中共中央、八路軍與野?參三商定,讓工農學校的學員返回日本。8月30日,在王家坪禮堂,延安各界為工農學校學員舉行了歡送大會。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和許多延安黨政軍干部以及國際友人出席了大會。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及中國人民,對在反戰斗爭中犧牲的日本戰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希望一個民主的日本和民主的中國團結起來,創造出一個和平民主的新亞洲。在歡送會上,野?參三校長代表日本學員講了話。

  9月10日,野?參三和森健等日本同志乘美軍飛機返回日本。行前,毛澤東、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為野?參三等舉行了歡送宴會。9月18日,日本工農學校的全部學員經華北、東北,取道朝鮮半島,於1946年2月安全返回日本。回國后的學員,幾乎全部都成為日中友好事業的積極分子。他們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撰文著書,揭露和控訴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痛苦和災難,贊揚和謳歌“延安精神”和我軍正確、英明的俘虜政策。這在日本社會引起了良好、廣泛的影響。

  1958年,東北航校政治指導員前田光繁回到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兩次回到延安,每次都欣喜萬分而淚流滿面。2005年8月,他來到中國參加了抗戰勝利60周年紀念活動。前田光繁告訴中國記者,八路軍是舉世無雙的軍隊,一旦加入就會為他的作風所感動,再也不願離開。加入八路軍,是他一生最英明的決定。有生之年,他還將繼續向中日兩國年輕人講述自己特殊的一生。

  延安日本工農學校是在中共領導下八路軍首創的新型戰俘學校,不僅爭取了一支反戰力量,鞏固、擴大了國際革命統一戰線,而且培養了一批為日本人民解放事業奮斗的革命干部。它將大批深受日本法西斯奴化教育的頑固戰俘,教育、改造成堅強的革命戰士,這不僅在世界各國的戰爭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而且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也無此先例,堪稱偉大創舉。日本工農學校從誕生到完成其歷史使命,雖然僅有5年的時間,但它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軍隊和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的偉大創舉和光輝實踐,是世界戰爭史上的奇跡,具有深遠的影響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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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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