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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聯”的醞釀經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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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曉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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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北四川路與竇樂路交叉口,有一家標志醒目的挪威人經營的“公啡”咖啡店。它坐落在老上海公共租界邊緣、中西文化的交匯點上。1929年10月中旬的一天,一個“聚餐會”在該咖啡店二樓的一間包房內舉行。其實這是以聚餐的名義召開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第一次籌備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潘漢年、馮雪峰、夏衍、陽翰笙、錢杏?、馮乃超、彭康、柔石、洪靈菲、蔣光慈、戴平萬,均為中共黨員。會議在“文委”書記潘漢年主持下,商討左聯發起人名單與起草左聯綱領事宜。
其實早在五六月間,成立新的進步文藝組織已被列上議事日程。雖然在去年底已成立了“中國著作者協會”,而且發起人的陣容頗為壯觀,包括鄭振鐸、葉聖陶、胡愈之、孫伏園、樊仲雲以及潘漢年、錢杏?、鄭伯奇、馮乃超等。但在文壇極具影響力的魯迅卻未參加,這不免使協會遜色。當時關於革命文學論爭的高潮雖已過去,但隔閡並未消除,因此發起人沒有邀請魯迅參加。
“中國著作者協會”的發起人之一錢杏?在若干年后談到這一歷史時說:“中國著作者協會的短命,促使黨考慮用另一種形式團結廣大的革命文藝界,不久便開始醞釀籌備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那麼,為什麼遲至10月才召開左聯籌備會議呢?據錢杏?介紹,其間發生了兩件事:一是在5月,國民黨進行了一次大搜捕,查封了五六家書店,禁毀進步書刊﹔另一是在7月,包括錢杏?在內的一些左翼作家及進步青年在租界馬路上散傳單,遭到租界巡捕的逮捕。當時錢杏?的身份未暴露,故在一個多月后被釋放。正是這樣的白色恐怖,延緩了左聯籌備工作的進展。
錢杏?被釋放后不久,潘漢年即找到他說:“這次搜捕使左聯的准備工作受到影響。現在氣氛緩和了一些,工作要馬上抓緊進行。”潘漢年還特別提到,這次工作一定要爭取到魯迅的支持。為此,潘漢年還專門找到與魯迅較為接近的馮雪峰,並對馮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魯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面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初步擬定團體名稱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潘漢年告訴馮雪峰,這一名稱是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李立三同志的意思。李立三顧慮魯迅是否認可“左翼”二字,故要求一定要征求魯迅意見。潘漢年隨后對馮說:“創造社、太陽社由我去聯系,而魯迅則由你去商量較合適。‘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這兩個字就不用。”
關於“左翼”二字。錢杏?記得當時曾有如此之議:“當時我們之間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著作者協會不標明‘左翼’,原是想多爭取團結些人,但我們自己的文學基本隊伍就是左翼作家和左翼文學青年。不亮出‘左翼’的標記,人家也知道是黨領導的,反而給人以疑慮,不如打出‘左翼’旗號更有號召力。”在國民黨統治區,公開亮出“左翼”旗幟,確實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識。面對無時不在的危險,中共黨內領導同志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的。特別是涉及魯迅這樣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的知名人士,則尤其需要謹慎、周全。馮雪峰是在景雲裡魯迅寓所通報擬成立“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情況的。魯迅聞之不僅非常贊同,而且特別強調“左翼”二字還是用好,旗幟可以鮮明一點。這倒出乎馮雪峰預料。他知道魯迅是不會輕易表態的,一旦表態則經過深思熟慮。因此他毫不懷疑此刻魯迅已有充分的精神准備來參與並領導上海的左翼文藝運動。而且這種參與和領導是公開的、旗幟鮮明的。
在馮雪峰向魯迅通報情況的同時,潘漢年亦與創造社、太陽社的同仁接觸,磋商成立左聯。在結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后,大家都有聯合起來的強烈願望,自然是一拍即合。他們得知魯迅已肯定左聯名稱時,不禁更加興奮。
在第一次籌備會議上,最終確定左聯籌委會成員為12人,分別是創造社鄭伯奇、馮乃超、陽翰笙、彭康﹔太陽社錢杏?、蔣光慈、洪靈菲、戴平萬﹔其他方面魯迅、馮雪峰、柔石、夏衍。這是一個平衡各方力量的名單。這12人亦即左聯發起人,馮雪峰稱作“基本構成員”。其中除魯迅、鄭伯奇外,都是中共黨員。魯迅聲明參加籌委會隻是挂名,不可能每次會議都參加。大家對此亦表示理解。盡管魯迅不參加每次籌委會,但此后每次籌委會的內容均通過馮雪峰、馮乃超或者夏衍向魯迅通報。
當時籌備會幾乎是每周開一次,而地點則無一例外地固定在“公啡”咖啡店二樓的包間。如此頻繁地開會,是要統一大家的思想。組織這樣一個左翼文藝團體,需要解決的事情很多。其中有一次會議就是專門解決太陽社解散問題的。在此之前的1929年初,活躍於現代中國文壇達八年之久的創造社,在國民黨的文化圍剿中遭查封而被迫解散。但太陽社仍在堅持,太陽社的成員是清一色的中共黨員。因此,太陽社也是道地的中共領導的文藝團體。但為了成立左聯,再保留太陽社顯然不合適。為此,經過“文委”同意,太陽社顧全大局,主動解散。
根據第一次籌備會的決定,馮乃超受同仁委托起草左聯綱領。他參考了馮雪峰提供的蘇聯“拉普”、“十月”、“烈夫”等文學團體及日本左翼文學社團的綱領,故而最終形成的左聯綱領不免帶有上述綱領的部分痕跡。由於馮乃超以前寫過唯美主義詩作,潛意識中的詩人浪漫氣息在其中亦有體現。另外,左聯綱領中的時代烙印也清晰可見。這份綱領經籌委會成員過目后,最后由夏衍和馮乃超一道前往征求魯迅意見。魯迅仔細看了綱領內容,沉默片刻后說:“我沒有意見,就這樣吧。”接著又補充一句:“反正這類性質的文章我是不會做的。”當時夏衍、馮乃超未能完全理解魯迅后一句話的深刻含義。
1930年2月16日,左聯籌備會在“公啡”咖啡店二樓召開了最后一次大會。籌委會成員全部到會,其中包括“沒有特殊情況一般不到會”的魯迅。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有如下記載:“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飲加菲”,即指參加這次會議。十多人圍聚一桌,邊飲茶、邊座談。題目為“清算過去”和“確定目前文學運動的任務”。大家暢所欲言,氣氛熱烈,最終達成共識。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終於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宣告成立。中華藝大亦因此被稱為中國左翼文藝運動的搖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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