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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經歷的綏遠和平起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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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閆生海 樊尚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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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經組織安排，我從晉綏公安總局保衛隊調到綏蒙公安局(“九·一九”起義后改稱綏遠公安廳，即現在的內蒙古公安廳)工作，任偵察員。1949年年初，我突然接到公安局一處(政治保衛處)成庚鳴處長的通知，連夜趕回公安局所在地豐鎮縣城，隨即便奉公安局張如岡局長的秘密指示，化名“曹有玉”，以商人的身份在歸綏(今呼和浩特市)大召前與兩位進步人士合資建立了“誼豐恆”雜貨店，用店掌櫃的合法身份作為掩護，建立起情報站，在歸綏、包頭一帶從事情報偵察工作。
1949年的3月25日，傅作義的代表王克俊、周北峰、閻又文和我方(華北中央局)代表(李井泉、張友漁、潘紀文)在北平組成“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后，經過反復研究商定，擬出《綏遠和平協議》草案。6月8日，《綏遠和平協議》在北平正式簽字。
根據協議，我方聯絡處(全稱為華北人民政府駐歸綏聯絡處)人員於6月25日進駐歸綏，但通知送出去后竟不見董其武方面的行動。我方又派人送信，也無消息。我方又請傅作義派出的聯絡人肖如芝與董其武聯系。董其武問聯絡處准備來多少人？肖說:50來人。董其武說:沒有接到他們的信呀。肖如芝說:信早已發出，怎麼還沒收到？事后才知道來信被董部的原111軍軍長劉萬春扣壓，沒有呈送董其武。鑒於其隊伍內部情況復雜，反動分子活動猖獗，從安全角度考慮，董其武沒輕易讓和談代表聯絡處人員進駐。幾經周折，一直到7月中旬，聯絡處的人員才於7月11日、7月17日分兩批進駐歸綏。
綏遠起義即將大功告成之際，在廣州的國民黨政府得知傅作義8月23日離開北平來到綏遠，便一面由毛人鳳密電綏遠站特務頭子趙思武:“傅作義認賊作父，拱手出讓華北。近聞該逆潛赴綏遠，企圖鼓動部隊降匪，速就地暗殺，本局當有重賞。”另一面已經“引退”了的蔣介石跑到重慶，打電報給傅作義說:“此次回綏，正如我當年從西安回南京。由於一念之差，以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要接受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望兄見字速回重慶，共商國是。”同時派軍令部長徐永昌攜帶他和李宗仁、閻錫山的親筆信於9月15日再次飛抵包頭，邀請傅作義赴廣州。傅對他表示:國民黨失去了民心，失敗已成定局，任何力量都無法挽救，就是我去廣州也無能為力。徐永昌不好向蔣介石交差，當得知傅作義要參加9月21日在北平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時，便採取耍賴的辦法，裝病要住醫院，以便繼續留在傅作義身邊。傅作義對此感到有點發愁，徐永昌不走，無疑會給起義帶來麻煩。於是便與鄧寶珊等幾人計議，讓鄧寶珊去見徐永昌。鄧寶珊於9月18日去見徐永昌說:怎麼你病了？董主席安排讓你住院療養，並請你領銜帶領綏遠起義，不要回去了。起義后，咱們一同到北平去見毛主席。徐永昌聽后一愣，馬上意識到董其武是想把他軟禁起來，便次日一早就慌忙動身離開了。
早在綏遠開始和談時，軍統特務頭子趙思武就按照蔣介石、毛人鳳的指令，一直准備暗殺傅作義和董其武，隻是始終沒有機會下手。這次傅作義親自來綏遠做和平起義的工作，讓趙思武感到下手的機會到了。按照原來安排，傅將於9月19日在包頭面粉廠召開會議，舉行和平起義簽字儀式。趙思武得知這個消息后就讓特務們做暗殺傅作義、董其武的最后准備工作:由特務中的一個爆破專家負責，准備用沖鋒槍、手槍、手榴彈以及炸彈進行暗殺，如若不行就讓一個亡命徒攜帶炸藥包混入會場，與參加會議的人同歸於盡。我黨地下工作人員在18日晚間得到趙思武行刺傅作義、董其武及炸毀會場的情報后，由於時間急迫，來不及向上級報告，便馬上通過安排在董其武身邊的內線(董其武的機要秘書賈蔭生，化名袁秀芬)，請董其武及時採取緊急措施。董其武得知情報后連夜做了布置，將會場秘密地移到綏遠的省銀行包頭分行禮堂。
19日一早，傅作義、董其武送徐永昌上飛機走后，就直接轉道到了省銀行包頭分行了。在做好必要的預防措施后才通知參加會議的人員速到銀行開會。這一突然轉移，連劉萬春等人也不知道傅作義、董其武什麼時候、為什麼轉移，更給了特務們一個措手不及。當等候在面粉廠准備參加會議的人員分乘好幾輛汽車從面粉廠開出時，特務們死盯著汽車還准備在汽車上行刺，結果他們根本就沒見到傅作義、董其武的影子。特務們還不死心，也隨著開會的人前往銀行禮堂，准備伺機行刺。結果由於會場內外的衛兵全副武裝，嚴陣以待，隻允許通知參加和平起義簽字的人進入，其他任何人都不准進入，所以整個會場內隻有參加會議人員及其隨身秘書、貼身警衛。董其武的警衛官還命令警衛部隊:隻要有人搗亂，經勸阻不服從者就地槍決。特務們看到這個陣勢哪裡還敢下手，都灰溜溜地走了。
會場內，以董其武為首的綏遠軍政干部和地方各界代表38人(還有一人孫蘭峰正在醫院，是會后補簽的)，在起義通電上簽名后，向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以及華北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政委薄一波發出通電，宣告脫離蔣介石等“反動派殘余集團，堅持走到人民方面來。”
在整個和談過程中，敵人的破壞活動處處碰壁，處處落空，而我方的對策和措施得力，情報工作起到了促進和保衛和平談判的作用。
“九·一九”起義的成功，標志著綏遠獲得了和平解放。中共中央、毛主席創造性地提出的“綏遠方式”，對當時全國尚未解放的地區起到了獨特的示范作用，這對加速全國解放和建設新中國的進程，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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