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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燕》引發的發行人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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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小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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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新年伊始，魯迅分別收到左聯成員聶紺弩和蕭軍的來信，內容不謀而合，都希望能夠在新年創辦一個較有影響的綜合性文學刊物，以擴大左聯陣地。當時《譯文》剛停刊不久，魯迅認為此議甚好，但不能各自為戰，要形成合力，保証新刊質量。魯迅將這一意見面告胡風，並希望由他多負其責。此時胡風已辭去左聯行政書記，專事文學創作。他慨然應允，並分別向聶紺弩、蕭軍轉達了魯迅關於聯合辦刊的想法。
這日，魯迅約胡風、聶紺弩、蕭軍等聚會，討論新刊名等問題。魯迅建議取刊名為《鬧鐘》，有喚醒沉睡者之意。胡風則鐘情《海燕》，典出高爾基散文詩，喻追求光明與向往自由。胡風解釋“海燕”的喻義更為接近現實，其較高的志向也更容易為人理解。
魯迅也認為《海燕》形象鮮明，喻義深刻，特別是追求光明一直是同仁所共同為之奮斗的。於是他放棄自己的意見，支持取刊名為《海燕》。聶紺弩、蕭軍自然沒有意見。刊名就這樣確定了下來。魯迅在大家的要求下，當場寫下“海燕”兩字以為刊名所用。繼之，大家確定在魯迅領導下，由胡風負責《海燕》文稿集結，編排則為同仁共擔﹔聶紺弩負責《海燕》印刷發行等具體事務。另外邀請參與《海燕》出版、編輯工作的還有蕭紅、周文、歐陽山、張天翼等人。
印刷事務委托聶紺弩負責是有緣由的。此前，聶紺弩經左聯同意，出任由林柏生負責的《中華日報》文學副刊《動向》主編。當時的指導思想是想佔領這塊陣地，將《動向》辦成像《申報》副刊《自由談》一樣。正如聶紺弩自己所說:“許多知名作家，如周而復、廖沫沙、歐陽山、田間、宋之的、章泯等都是《動向》的經常撰稿者。《動向》的特色是多雜文，短小精悍，犀利潑辣，沒有風花雪月，卿卿我我。”但聶紺弩到任時間不長，《動向》便停刊。原因在於《申報》老板史量才被暗殺后，林柏生心有驚悸。聶紺弩被迫辭職，但這時報館仍欠他以及其他作者的稿酬。聶紺弩多次催索，始終沒有落實。最后林柏生答應報館可免費承印聶紺弩的印刷品。這樣剛好解決了《海燕》的印刷問題，而與報館打交道者非聶紺弩莫屬。
1月20日，《海燕》第一期面世，封面上紅色的魯迅手跡“海燕”特別顯眼。內容有魯迅雜文《文人比較學》和《大小奇跡》及歷史小說《出關》，胡風亦有三篇譯作和一篇短論。此外，還有瞿秋白所譯高爾基的論文以及東北作家蕭軍、蕭紅、羅烽等人的作品。《海燕》第一期初版兩千冊，當日即告售罄。其受讀者青睞程度可見一斑。魯迅在日記中專門記載此事，興奮之情溢於言表。
《海燕》一炮打響，編輯部同仁非常高興。為示慶賀，魯迅特邀大家在梁園飯館聚餐，其中有胡風夫婦、聶紺弩夫婦、蕭軍夫婦以及葉紫等11人。大家盡情痛飲，酣暢淋漓，數小時始散。
《海燕》第二期很快便開始籌劃。稿子自然是不愁的，因為魯迅又給了兩篇雜文和小說《阿金》。由此可見魯迅對《海燕》的偏愛。但卻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
《海燕》第一期編輯人署名史青文，出版者為海燕出版社。“史青文”是聶紺弩的筆名。《海燕》與當時左聯的其他半地下刊物不同，是公開發行的。按上海公共租界當局規定，公開出版的刊物必須要注明負法律責任的發行人，而這發行人又必須是在報上常見的名人，並且注明真實的地址。這一問題可謂又易又難。說其易，是因為策劃《海燕》的這批人都是有影響的作家，大名常見於報端。說難的是，這批作家基本上是左翼作家，住址是不能公開的。而當局對這一問題強調甚嚴，如有不從，《海燕》極可能夭折。
聶紺弩為此想到了曹聚仁。此時的曹聚仁正在編《濤聲》刊物，且住址是公開的。聶紺弩與曹聚仁原來即相識，而且《海燕》一期出版時，聶紺弩即通過曹聚仁的關系請上海群眾圖書出版社總代售。因此緣故，聶紺弩即想請曹聚仁出任《海燕》發行人。於是，他專程前往拜訪。
以后聶紺弩如此說:“我倆洽談之下似乎很投機。我就以為他答應了，一面興高採烈地告訴魯迅和胡風他們﹔一面就在刊物上印了‘發行人曹聚仁’。”
一個頗為棘手的問題似乎一下子便迎刃而解了，聶紺弩顯得很興奮。但這種興奮未能維持多久，聶紺弩以及《海燕》同仁即被《申報》一則啟事搞懵了。這則啟事刊登在當年2月22日《申報》上，題目為《曹聚仁否認〈海燕〉發行人啟事》。全文如下:
旬日以前，聚仁以群眾雜志公司代售各種刊物，須有切實負責人出面以明責任﹔因商請海燕社來店接洽人聶紺弩先生，推定負責人填寫登記表向當局登記。忽一日，聶先生來舍，留條請聚仁為發行人，聚仁當即去函拒絕。乃第二期《海燕》底頁仍刊有“發行人曹聚仁”字樣，聚仁即非該社人員，不敢掠人之美。特此鄭重否認。
曹聚仁此舉完全出乎聶紺弩意料。聶紺弩以后說:“誰知《海燕》送到書店之后，卻激惱了曹先生，他不但要求書店把他的名字勾掉，還在《申報》上登廣告申明竊取了他的大名。又向魯迅先生寫信申訴，搞了個滿城風雨。”
關於曹聚仁之變，有人稱:“不料第二期出版后，社會局捕房找到他的頭上。他嚇壞了，將《海燕》的實際情況和盤托出，並登報聲明不做發行人，遂使這隻剛剛起飛的‘海燕’再也不能迎接暴風雨而吶喊了。”亦有人稱:“《海燕》第二期出版，內容更為精彩。魯迅給讀者獻出了《阿金》與其他文章。《阿金》曾為國民黨的上海和南京中央兩級審查機關所禁。因此，刊物一出版，國民黨政府立即找到發行人曹聚仁。這一來，激怒了曹聚仁，他的態度大變。”而曹聚仁的四弟曹藝對此卻有另說:“關於《海燕》，聶紺弩、胡風等都寫過不止一次痛罵曹聚仁的文章，魯迅先生倒沒有責怪曹聚仁。其中原因，錯綜復雜，主要是左翼文人之間的內部問題。曹聚仁也如徐懋庸一樣要負責，卻也實迫處之，不一定是害怕國民黨的白色恐怖而出此下策。”曹藝所說“魯迅先生倒沒有責怪曹聚仁”，系指為《海燕》事，曹聚仁曾兩次寫信給魯迅，說明刊登啟事的詳細情況。魯迅於是復函雲:
我看這不過是一點小事情，一過也就罷了。我不會誤會先生，自己年紀大了，但也曾年輕過，所以明白青年的不顧前后，激烈的熱情，也了解中年的懷著同情，卻又不能有所顧慮的苦心孤詣。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或成仇的人。我還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海燕》雖然是文藝刊物，但我看前途的荊棘是很多的，大原因並不在內容，而在作者。
從魯迅信中的語氣可感覺到他對曹聚仁還是諒解的。后來曹聚仁在寫《魯迅評傳》時，又專門提到為《海燕》發行人事與聶紺弩鬧得不愉快，而魯迅是理解他的。他認為魯迅所說“青年的不顧前后”，是喻指聶紺弩的性格，暗示自己不要與之計較。
對於聶紺弩的性格，夏衍曾經有過描述:“他是一個落拓不羈，不修邊幅，不注意衣著，也不注意理發的人，講真，不怕得罪人，有所為有所不為，屬於古人所謂‘狂狷之士’。他不拘小節，小事馬馬虎虎，大事決不糊涂。”不知在請曹聚仁出面當發行人的事情上，聶紺弩是否視之為“小事”？但似乎總有點差強人意的感覺。
《海燕》的前途正如魯迅預言的那樣，“前途的荊棘是很多的”。事實上，《海燕》出了第二期后便被查封了。
由於曹聚仁在《申報》上的那則啟事，故《海燕》被查封難免有人對曹聚仁有微詞，懷疑他向國民黨當局說了些什麼。胡風即如此說過:“第一期出后曹聚仁向國民黨承認了他是發行人”，第二期出來后，“國民黨還是要找他的。他不得不去，見到國民黨就把他知道的《海燕》的情況說了，並聲明不做《海燕》的發行人。他安然無恙，照舊當教授，但《海燕》不得不停止了唱歌和呼吸。”胡風對曹聚仁不滿以及喻諷完全可以理解，但曹聚仁是否如胡風所說向國民黨告密則難下定論。特別是近來對曹聚仁研究的不斷深入，有關資料亦披露較多，但所謂告密的第一手資料卻始終沒有發現。因此對此節則不能妄加斷言。
魯迅雖然也認為曹聚仁做法不妥，但分析較為客觀，他將《海燕》遭禁歸咎於國民黨反動派對左翼作家的圍剿和迫害上。魯迅在致曹靖華的信中說:“《海燕》已以重罪被禁止，續出與否不一定。一到此境，做好人露真相，代售處賴錢，真是百感交集。同被禁者有二十余種之多，略有生氣的刊物幾乎無盡了。德政豈但北方而已哉！”
《海燕》發行人事件導致聶紺弩、胡風與曹聚仁之間產生了很深的隔膜，以致長期不睦，成為文壇憾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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