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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學的“長征”
王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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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遷中的浙大師生
  抗戰爆發后,國立浙江大學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下踏上了流亡辦學的艱苦歷程。兩年多的時間裡,浙大師生輾轉浙江、江西、廣西、貴州諸省,行程5000余裡,廣大師生在教學學習之余,還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學和文化的種子。由於浙大西遷的路線與中央紅軍的長征線路大體相同,而落腳點又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故后來史家又稱其為“文軍長征”。
  
撤離杭州

  淞滬抗戰爆發后,浙大遷校已勢在必行。為了讓新生能夠安心學習,竺可楨與西天目禪源寺方丈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學和生活用房。1937年9月下旬,一年級新生遷至天目山上課,此處雖然遠離都市,條件簡陋,但師生朝夕相處,關系融洽,浙大首創的大學導師制就是從此開始的。

  與此同時,竺可楨還積極策劃杭州浙大本部的遷校事宜。竺可楨認為,浙大決不能遷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從未有過大學的城鎮,以至僻靜的農村,使大學的內遷與中國內地的開發有機地結合。在這個方針指導下,浙大決定遷校建德縣。

  建德在杭州西南約240公裡,古稱嚴州。從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撤離杭州,於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圖書儀器等校產也用汽車或船隻運至建德。此時浙西形勢也告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級新生也同時集中建德。浙大遷至建德后,辦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內各處,稍事休整后,學校立即復課,故新學期的學業並無大的影響。

  11月下旬,蘇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來電同意浙大遷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長親赴江西聯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撥吉安縣青原山及泰和縣大原書院舊址給浙大,但要求最后能集中泰和縣,洽商結束后竺校長立即返校組織遷移。
  
浙贛道上

  1937年12月24日,浙大開始撤離建德,在竺可楨校長的精心組織下,這次搬遷有條不紊。學生分若干隊,每隊都有導師一二人率領,蘭溪、金華、常山、玉山、南昌、樟樹、吉安等地設接待站,學生、教職工和眷屬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輾轉而抵金華。

  12月26日,金華遭日機轟炸,浙贛鐵路因軍運關系,客貨運輸已停。面對困境,浙大師生沒有消沉,有的交涉兵車附行,有的沿鐵路安步當車,有的攀上煤車、敞篷車、難民車和兵車西行,冒受風雨,嘗盡飢寒,幾經周折終於抵達浙贛鐵路總局所在地江西玉山。滯留金華的700多箱圖書儀器,經過教師、職工的四處奔波,也陸續運抵玉山。

  為及時將師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楨校長四處奔波托人求情,最后總算聯系到十余節車皮,才將師生和圖書儀器運往江西吉安。吉安位於江西中部贛江與禾水交匯處,是歐陽修和文天祥的故裡。浙大遷到吉安后,教職員工住在鄉村師范,眷屬租住當地的一些民居,學生則全部入住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吉安中學原為白鷺洲書院遺址,是一個清幽絕佳的讀書所在,師生們都非常喜歡。浙大此次遷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還未准備就緒,而吉安鄉村師范和吉安中學正放寒假,為了不荒廢學業,學校決定借屋暫行上課,完成本學期的學業。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學和吉安鄉村師范相繼開學,浙大師生即由水、陸兩路南行40公裡,深入泰和鄉間。浙大選定的校址位於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該村古時即有大原和華陽兩座書院,還有趣園和遐觀樓(即藏書樓),文風之盛,堪與白鷺洲書院相當。在這個安靜的地方,浙大師生如魚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誦默讀。為了彌補搬遷期間所耽誤的時間,各學院的工作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於天目山時期開始實行的導師制也在這裡繼續得到貫徹。在國破家亡的動亂之秋,浙大師生能夠如此專注於學業,這在抗戰時期國內各大學中實屬罕見。

  后來由於江西省政府機關要從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帶辦公,需佔用浙大的房屋和場地,浙大決定繼續西遷,竺可楨又西去尋覓下一站學校安頓、發展的地方,因無暇家顧,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西行入桂

  受戰事影響,自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無法上課,根據教育部“遇必要時可遷貴州安順”的指令,浙大做好遷黔的准備。但竺可楨經過實地勘察發現,自泰和至貴州隻能靠汽車運輸,數千名師生和幾千箱圖書儀器到達安順,起碼要費時半年以上,這樣很可能會耽誤學校上課,因此竺校長決定就近先遷廣西宜山,屆時再視形勢決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師生開始西行入桂,經過兩個月的艱苦跋涉,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除押運圖書儀器等物資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學校於11月1日正式開學。

  浙大這次西遷,人員眾多,家屬中有老有小,圖書儀器行李多達2000多箱,但師生員工們的緊密團結,互相關心,克服了許多難以預料的困難和周折,最終圓滿完成了搬遷任務。在遷校中,絕大部分儀器都無損壞、散失現象,甚至連玻璃儀器、米尺這樣的小物件都沒有損壞或丟失。

  宜山昔稱“蠻煙瘴雨之鄉”,浙江大學師生到達后,首先遇到的是瘧疾的威脅,不少師生病逝於此,據說每場考試下來,就倒下一批同學,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說。1939年2月,日機轟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師生經常到江邊躲避,曾有學生這樣描述:“碎石與彈片齊飛,江水共泥沙一色!”在這種情況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楨決意再遷貴州或雲南。
  
落戶湄潭

  1939年2月,竺可楨校長來到貴陽,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遷校事宜,此間恰遇在貴陽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陳世賢、宋麟生,兩人力勸竺校長遷往湄潭,陳世賢向竺可楨介紹湄潭“出產甚豐,肉每元七八斤,雞蛋每元100個,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魚”,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風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長聽后便來湄潭考察,湄潭縣縣長嚴溥泉聽說竺校長來湄考察非常高興,親自召集各界人士歡迎竺可楨的到來,並告訴竺校長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給浙大師生選用。竺可楨在湄考察后甚為滿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湄潭風景優美,民風淳朴,物美價廉。”初步決定將浙大遷至湄潭。

  隨后,竺先生再到貴陽會晤吳鼎昌,吳亦贊成竺可楨此舉。12月,吳鼎昌以省主席的名義致電湄潭縣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協助浙大遷校貴州:“令湄潭縣政府:查國立浙江大學,將由廣西宜山遷來本省,所有校址,業經選擇在該縣境內,並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為教室宿舍。仰即預為准備,切實協助,為要!主席吳鼎昌。”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師生離開廣西遷赴貴州,由於遵義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尋找房屋在遵義臨時開課,同時派員赴湄做籌備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師生陸續遷抵湄潭上課,浙大從此在貴州度過了七年難忘的歲月。

  貴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在艱難困苦的歷史條件下崛起為國內有影響的名校,當時教育部派人到全國各地巡視,認為浙大是所有西遷大學中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最好的一所。1944年10月,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來湄潭講學,被浙大醇厚的學術和人文氛圍深深吸引,他將浙大與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相提並論,譽之為“東方劍橋”。回國后,意猶未盡的李約瑟還在文章中深情地寫道:“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裡,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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