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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大學的“長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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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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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西遷中的浙大師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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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國立浙江大學在竺可楨校長的帶領下踏上了流亡辦學的艱苦歷程。兩年多的時間裡，浙大師生輾轉浙江、江西、廣西、貴州諸省，行程5000余裡，廣大師生在教學學習之余，還為沿途百姓播下了科學和文化的種子。由於浙大西遷的路線與中央紅軍的長征線路大體相同，而落腳點又是對中國革命具有轉折意義的遵義，故后來史家又稱其為“文軍長征”。
撤離杭州
淞滬抗戰爆發后，浙大遷校已勢在必行。為了讓新生能夠安心學習，竺可楨與西天目禪源寺方丈商定租借寺院余屋，作為1937年度新生的教學和生活用房。1937年9月下旬，一年級新生遷至天目山上課，此處雖然遠離都市，條件簡陋，但師生朝夕相處，關系融洽，浙大首創的大學導師制就是從此開始的。
與此同時，竺可楨還積極策劃杭州浙大本部的遷校事宜。竺可楨認為，浙大決不能遷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從未有過大學的城鎮，以至僻靜的農村，使大學的內遷與中國內地的開發有機地結合。在這個方針指導下，浙大決定遷校建德縣。
建德在杭州西南約240公裡，古稱嚴州。從11月11日開始，浙大教師學生分三批撤離杭州，於15日全部到達建德，同時，圖書儀器等校產也用汽車或船隻運至建德。此時浙西形勢也告危急，天目山中的一年級新生也同時集中建德。浙大遷至建德后，辦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內各處，稍事休整后，學校立即復課，故新學期的學業並無大的影響。
11月下旬，蘇州陷落，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來電同意浙大遷移浙江或江西南部。竺校長親赴江西聯系，江西省政府同意撥吉安縣青原山及泰和縣大原書院舊址給浙大，但要求最后能集中泰和縣，洽商結束后竺校長立即返校組織遷移。
浙贛道上
1937年12月24日，浙大開始撤離建德，在竺可楨校長的精心組織下，這次搬遷有條不紊。學生分若干隊，每隊都有導師一二人率領，蘭溪、金華、常山、玉山、南昌、樟樹、吉安等地設接待站，學生、教職工和眷屬分批在建德依次上船，輾轉而抵金華。
12月26日，金華遭日機轟炸，浙贛鐵路因軍運關系，客貨運輸已停。面對困境，浙大師生沒有消沉，有的交涉兵車附行，有的沿鐵路安步當車，有的攀上煤車、敞篷車、難民車和兵車西行，冒受風雨，嘗盡飢寒，幾經周折終於抵達浙贛鐵路總局所在地江西玉山。滯留金華的700多箱圖書儀器，經過教師、職工的四處奔波，也陸續運抵玉山。
為及時將師生送到目的地，竺可楨校長四處奔波托人求情，最后總算聯系到十余節車皮，才將師生和圖書儀器運往江西吉安。吉安位於江西中部贛江與禾水交匯處，是歐陽修和文天祥的故裡。浙大遷到吉安后，教職員工住在鄉村師范，眷屬租住當地的一些民居，學生則全部入住白鷺洲上的吉安中學，吉安中學原為白鷺洲書院遺址，是一個清幽絕佳的讀書所在，師生們都非常喜歡。浙大此次遷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但泰和的校舍還未准備就緒，而吉安鄉村師范和吉安中學正放寒假，為了不荒廢學業，學校決定借屋暫行上課，完成本學期的學業。
1938年2月中旬，吉安中學和吉安鄉村師范相繼開學，浙大師生即由水、陸兩路南行40公裡，深入泰和鄉間。浙大選定的校址位於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該村古時即有大原和華陽兩座書院，還有趣園和遐觀樓(即藏書樓)，文風之盛，堪與白鷺洲書院相當。在這個安靜的地方，浙大師生如魚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誦默讀。為了彌補搬遷期間所耽誤的時間，各學院的工作和學習時間都自覺延長，於天目山時期開始實行的導師制也在這裡繼續得到貫徹。在國破家亡的動亂之秋，浙大師生能夠如此專注於學業，這在抗戰時期國內各大學中實屬罕見。
后來由於江西省政府機關要從南昌撤到上田村一帶辦公，需佔用浙大的房屋和場地，浙大決定繼續西遷，竺可楨又西去尋覓下一站學校安頓、發展的地方，因無暇家顧，與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和次子在泰和先后染病去世。
西行入桂
受戰事影響，自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無法上課，根據教育部“遇必要時可遷貴州安順”的指令，浙大做好遷黔的准備。但竺可楨經過實地勘察發現，自泰和至貴州隻能靠汽車運輸，數千名師生和幾千箱圖書儀器到達安順，起碼要費時半年以上，這樣很可能會耽誤學校上課，因此竺校長決定就近先遷廣西宜山，屆時再視形勢決定行止。
1938年8月，浙大師生開始西行入桂，經過兩個月的艱苦跋涉，所有教職員工和學生，除押運圖書儀器等物資的尚在途中，其余全部安抵宜山，學校於11月1日正式開學。
浙大這次西遷，人員眾多，家屬中有老有小，圖書儀器行李多達2000多箱，但師生員工們的緊密團結，互相關心，克服了許多難以預料的困難和周折，最終圓滿完成了搬遷任務。在遷校中，絕大部分儀器都無損壞、散失現象，甚至連玻璃儀器、米尺這樣的小物件都沒有損壞或丟失。
宜山昔稱“蠻煙瘴雨之鄉”，浙江大學師生到達后，首先遇到的是瘧疾的威脅，不少師生病逝於此，據說每場考試下來，就倒下一批同學，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說。1939年2月，日機轟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師生經常到江邊躲避，曾有學生這樣描述:“碎石與彈片齊飛，江水共泥沙一色！”在這種情況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楨決意再遷貴州或雲南。
落戶湄潭
1939年2月，竺可楨校長來到貴陽，與貴州省主席吳鼎昌商議遷校事宜，此間恰遇在貴陽做事的湄潭籍人氏陳世賢、宋麟生，兩人力勸竺校長遷往湄潭，陳世賢向竺可楨介紹湄潭“出產甚豐，肉每元七八斤，雞蛋每元100個，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魚”，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風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長聽后便來湄潭考察，湄潭縣縣長嚴溥泉聽說竺校長來湄考察非常高興，親自召集各界人士歡迎竺可楨的到來，並告訴竺校長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給浙大師生選用。竺可楨在湄考察后甚為滿意，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湄潭風景優美，民風淳朴，物美價廉。”初步決定將浙大遷至湄潭。
隨后，竺先生再到貴陽會晤吳鼎昌，吳亦贊成竺可楨此舉。12月，吳鼎昌以省主席的名義致電湄潭縣政府，命令地方政府鼎力協助浙大遷校貴州:“令湄潭縣政府:查國立浙江大學，將由廣西宜山遷來本省，所有校址，業經選擇在該縣境內，並先勘有附城房屋多幢，作為教室宿舍。仰即預為准備，切實協助，為要！主席吳鼎昌。”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師生離開廣西遷赴貴州，由於遵義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尋找房屋在遵義臨時開課，同時派員赴湄做籌備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師生陸續遷抵湄潭上課，浙大從此在貴州度過了七年難忘的歲月。
貴州七年，是浙大最重要的發展時期，在艱難困苦的歷史條件下崛起為國內有影響的名校，當時教育部派人到全國各地巡視，認為浙大是所有西遷大學中教學秩序和教學質量最好的一所。1944年10月，英國著名科學家李約瑟博士來湄潭講學，被浙大醇厚的學術和人文氛圍深深吸引，他將浙大與他的母校劍橋大學相提並論，譽之為“東方劍橋”。回國后，意猶未盡的李約瑟還在文章中深情地寫道:“在重慶與貴陽之間叫遵義的小城裡，可以找到浙江大學，是中國最好的四所大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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