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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食問題——“七千人大會”上的重要議題
唐正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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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千人大會是“大躍進”和國民經濟調整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這次大會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教訓進行了初步總結,有限地糾正了一些“左”傾錯誤,是開得較為成功的一次大會。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黨和國家領導人最感頭痛的問題就是六億人民的吃飯問題,幾乎逢會必講糧食。甚至可以說,開會時除了講糧食還是講糧食。尤其是最困難的1960年、1961年,糧食告急的報告不斷送到周恩來、李先念等的辦公桌上。周恩來當時被人送了一個雅號──“糧食調度總指揮”。直接管糧食的李先念副總理更心急如焚,常向各地負責人抱拳作揖,“求求大家救救京、津、滬”。為了使江西省同意外調三億斤糧食,周恩來在餐桌上連喝了江西省委分管農業的書記處書記劉俊秀所敬的三杯酒,一杯酒就是一億斤糧食!周恩來從1960年下半年到1961年關於糧食的談話有記錄的就有70多次。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就是在這種糧食嚴重短缺的歷史背景下召開的。因此,它也必然與糧食問題息息相關。

  七千人大會的出發點:糧食問題

  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更大“躍進”,使全國糧食全面緊張,並出現餓死人的現象,有的地方情況還相當嚴重。1961年開始按“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但情況並未有太大的好轉,國庫已被挖空,城市和工礦區的糧食供應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險,且城市已發生請願事件。萬一城市斷糧,后果不堪設想。1961年第四季度中央需從各地上調32億斤糧食,可到了11月中旬,時間過半,任務卻隻完成20%多一點。京、津、滬三大城市糧食全面告急,斷糧的危險時刻都有可能發生,情況十分緊急。此外,轉眼就到年底,1962年的征購任務也沒落實下來,各地過去對糧食以少報多,現在是以多報少,在落實中央的糧食征購數和上調指標時,總是強調困難。中央曾召集各省、市、自治區負責糧食工作的同志開會,但未能解決問題。

  1961年11月10日,中央開會向各中央局第一書記專門落實糧食問題。鄧小平在會上直言闡明,1961年就靠這30天的工作,這30天如抓不到糧食,就嗚呼哀哉。關於1962年的糧食上調,他提了三個數字,120億斤、150億斤、180億斤。如是120億斤,就得大量進口,就無一點回旋余地,日子就很難過﹔如是150億斤,日子勉強過得去,但也要進口不少糧食﹔如是180億斤,就可以不進口,還有點調劑余地。

  聽了這三個數字,各中央局書記都在心裡叫苦不迭,他們本是願意接受中央任務的,但是這任務要分解到各省、市、自治區,再去層層落實,下面若是阻力太大怎麼辦?因為現在的問題是講征購就抵觸。雖然大家都有畏難情緒,但還是勉強訂下了150億斤的目標。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華北局提出:下邊是有困難,但若把形勢講透,把方針搞明確,把思想搞透,還是可以的。為此,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建議: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個地委書記會議。明年1月開也可以,也可以考慮跟中央工作會議結合一塊開,打通思想。

  兩天后,鄧小平將會議情況和陶鑄的建議向毛澤東匯報。毛澤東認為,召開地委書記會打通思想,有道理。如何打通思想,毛澤東覺得,中央對“大躍進”以來的工作是應該總結一下,干脆把縣委書記也都找來,要開就開個大會,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的五級干部會議(即中央、中央局、省、地、縣五級)。會議的開法是總結經驗,鼓足干勁,好壞都要講清楚。毛澤東認為,這幾年各省隻講自己錯,不講中央錯,這不符合事實,要用這次大會講清楚,不要怕鬼。毛澤東還表示他要在大會上講話,並要中央各同志也講一講,把會議當作小整風,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這樣,以150億斤上調糧食為發端,中央要在1962年初召開一個縣委書記以上干部大會的事情,就在毛澤東這裡定了下來。后來起草會議通知時,根據鄧力群的建議,又增加了全國重要廠礦的廠長、黨委書記,並得到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的同意。這樣,原本6000多人的大會,就變成了7000多人的規模。

  可見,七千人大會的直接發端,是為了推動糧食征購。會議的初始階段,中央強調集中統一,反對分散主義。這也便於中央征調糧食。但當會議改為以總結經驗為主,號召大家“開出氣會”后,會議不但沒有在糧食問題上大做文章,反而決定把工業發展速度再調低一些,把進口糧食的時間再延長一點,這就減少了糧食征購任務,使地方領導都非常樂意,認為中央真正發揚了實事求是的作風。

  七千人大會接待的難點:糧食問題

  七千人大會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召開的規模最大的一次全國性大會。發出會議通知時已是1961年11月16日,通知要求所有出席會議者都要在1962年1月8日前到達北京。這就意味著元旦一過,實際的接待工作就要開始。籌備時間僅一個半月,談何容易!

  七千人大會通知發出的當天,1961年11月16日,劉少奇乘火車赴廣東從化療養。11月底,毛澤東也離開北京南下到上海、杭州等地巡視。大會的籌備工作由鄧小平負責。籌備工作的首要任務無疑是起草大會報告。具體的保衛工作、生活服務、接待安排等也絲毫馬虎不得。7000多位各級領導,加上秘書、工作人員等隨從,人數可是不少!

  在陶鑄提議召開全國的地委書記會議時,鄧小平的第一反應就是,來那麼多人,吃飯怎麼辦?他順口丟下一句話:各人帶豬肉,帶青菜來。當然,這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而現在要開到縣委書記一級,與會人員就要多出一二十倍。不言而喻,在那個年代,會議用餐就成了大問題。

  由於當時正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經濟十分困難時期,這麼大的會議規模,安排吃飯很不容易,據當時參與接待、負責生活的一位同志回憶:

  吃飯是十人一桌,大鍋菜,不管你是中央領導,還是一般工作人員,都一樣。即使是劉少奇同志去安徽組開會,吃飯時也和大家一樣,憑飯票吃飯,十人一桌,坐滿才上飯,坐不滿不行,飯票丟了也不行。

  特別是安全保衛組為了保証會議供電、保証食品安全,有時會把供電局的工程師、負責人,還有負責食品供應的人找來開會,但每到快吃飯時就趕緊散會,不然就沒有辦法管人家的飯。有時實在不好意思,就把自己的飯票給人家,然后自己回家吃飯。做保衛工作的,每個駐地警衛組也就隻一兩個人屬於在編人員,大會管吃管住。不在編的,大會不管飯。結果弄得內部同志也有意見。為什麼你在編,我就不在編,就不能在會上吃飯?其實,實在是編制有限。前門飯店來來往往的那麼多會議車輛,可就隻有三個警察可以在會上吃飯,剩下的統統自己解決。大會規定的工作組就那麼多人,超過是不行的。每次吃飯,桌子上都吃得光光的。四菜一湯,為了節約,都是大鍋菜,大家連菜帶湯一起吃。

  有的縣委書記回憶說,每次吃完飯,桌子上總是光光的,不論副食還是主食。好在經過工作人員的努力,還是做到了“兩干一稀,大家滿意”。

  作為一次全國性會議來說,就餐問題本應是個完全不成問題的問題,在當時竟引起如此關注,足見當時糧食問題的艱難,也說明七千人大會的就餐都是與當時的糧食問題密切聯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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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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