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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消息》:從“內部刊物”到公開發行
張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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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在閱讀《參考消息》
  2007年3月1日,是《參考消息》報問世50周年的日子。《參考消息》是在批判斯大林、破除僵化思想的背景下於1957年誕生的,是一項打破“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新政”。50年來,它一直以“教育人民”為宗旨,以刊登外國和台、港、澳地區的通訊社、報刊等媒體上的材料為內容,從而保持了毛澤東當年說的“天下獨一無二的報紙”的地位,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小小的構件。

  當然,50年來,《參考消息》報不是一成不變的。老讀者一眼就能看出,它的篇幅從四開四版增加到四開八版,每周還要增加出版“專刊”、“副刊”、“特刊”各一次,每刊都是八版,其余時間還有“地方參考版”,儼然是一份有相當厚度的報紙,而不再是“小報”了。進入21世紀,它更從原來新華社參考材料編輯部(簡稱“參編部”)分離出來,成立了獨立的參考消息報社。

  其實,它的最大變化,從報紙性質來說,是從“內部刊物”變成公開發行,報紙刊頭下的4個小字“內部刊物”悄然消失了,讀者可以在全國各地報攤上以低廉的價格買到它。這向世人展示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信息的開放程度大大增加。30多年前,周恩來在向法國總統德斯坦介紹發行《參考消息》的意義時說,“中國人不怕資本主義思想(宣傳)”,確實如此。

  這個變化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現的。它和中國其他改革開放措施一樣,都是漸進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過程。《參考消息》在開始這個過程時,筆者恰好在新華社的參考材料編輯部工作,親歷了其間的一些變化。現在,筆者把改革開放初期它從“內部刊物”變成公開發行過程中一些有趣的故事回憶出來並告訴讀者,對關心和想了解它的人,或許是一件有益的事。

  《參考消息》發行的黃金時期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一段時間,是《參考消息》發行的黃金時期,1979年達到900多萬份,不僅在中國報紙的發行量中獨佔鰲頭,就是在世界報紙的發行量中也是前幾名。出現這種情況,可以說有多種原因。

  第一個原因,應該歸之於20世紀70年代中央調整對外策略。為讓全國人民了解時代形勢,毛澤東下令擴大《參考消息》的閱讀范圍,打破當時隻允許中層干部以上和一定范圍的知識界的訂閱限制,要求全國共產黨的每個支部,包括工、農、兵、學、商等各條戰線,都要有一份《參考消息》。這樣一來,《參考消息》的發行量便從長期的幾十萬份一下子升到百萬份。

  第二個原因,是《參考消息》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好事,時間剛過不久,讀者還沒有遺忘。特別是《參考消息》的閱讀范圍擴大到基層后,初次接觸到它的讀者,看到了它的大量獨有報道是其他媒體上沒有的。這其中尤其令人難忘的報道至少有兩回:一回是《參考消息》刊登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同毛澤東、周恩來的6篇訪談錄﹔一回是1976年1月周恩來總理逝世后,《參考消息》一連20多天每天用兩三個整版篇幅刊登國外有關的反應,與當時被“四人幫”控制的其他國內報紙大不相同。

  第三個原因,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大規模落實干部政策。“文化大革命”前的《參考消息》,它的讀者是“限制性”的,對行政級別、職業性質都有規定,能夠閱讀《參考消息》,代表此人的一種政治身份和社會地位。“文化大革命”中不知有多少干部、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專政”的口號下被取消了《參考消息》的閱讀資格,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直到林彪事件后才得以恢復。“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特別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隨著落實干部政策,被取消閱讀《參考消息》資格的干部紛紛要求恢復閱讀資格,甚至把能否閱讀《參考消息》當成衡量干部政策是否完全落實的標志之一。那時參編部每天不知要收到多少來信,要求幫助解決這個問題。過去《參考消息》一般都是郵局送到訂戶所在單位,由收發室分發,叫做“集訂集送”,“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由於各種變化,讀者紛紛要求郵局直接送到戶。這些都迫使參編部和郵局打交道,替讀者呼吁爭取。

  第四個原因,是當時發生的和我國有關的幾件大事,吸引著讀者想從《參考消息》上得到更多的消息,這就是中美正式建交、鄧小平訪美和對越南的自衛反擊戰。尤其是后者,當時中央作出了一個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每日戰報,新華社不作公開報道,而由《參考消息》獨家公布,隻有《參考消息》的讀者才能了解每日戰況。

  上述四個原因,又可以歸結為兩方面,即行政力量對報紙發行量的影響和《參考消息》本身確有獨家報道的優勢。這兩個方面,對於《參考消息》的發行量能夠攀上巔峰大概有密切關系。

  突破做《參考資料》“摘要版”的傳統

  1980年,我被調到參考材料編輯部的領導崗位。當時參編部主管的刊物有10多種,《參考消息》是其中之一,當然是發行量最大的。在部領導的分工上,我除原管的值班室工作外,部主任陳理昂要我兼管《參考消息》。他說服我的理由,是我有曾經在報紙工作的經歷。按照“首先為中央服務”的方針,在眾多刊物中,無論如何,《參考消息》的工作排不上第一位。當時,《參考消息》的發行量已經開始出現下滑趨勢,而且一掉就是百萬份。這當然是一件大事,參編部領導班子著急,社黨組也專門為此開了會。對於讀者希望從《參考消息》上多看到一些有關外國人看中國的信息,上下都持審慎態度。當時參編部的領導班子對發行量下滑情況的認識,偏重於新出現的報刊市場競爭,希望《參考消息》能適應市場競爭,改進自己的編輯工作和發行工作。《參考消息》編輯組的同志大體也是這種認識。因此,編輯們一門心思在編輯方面下工夫,力求打破現狀,制止發行量下滑。

  《參考消息》的現狀是什麼?從工作方法和材料來源兩個方面來說,從1957年《參考消息》報問世開始,它就是從《參考資料》(參編部的主要產品,隻供黨和國家高級干部及有關單位閱讀)中選材。形象地說,《參考消息》是《參考資料》的“摘要版”,《參考消息》的編輯工作是《參考資料》的深加工工作。從信息管理的角度來說,就是《參考消息》讀者所能知道的信息,必須局限於中央已經知道的信息范圍內,超前知道是不允許的。打破現狀,就是打破從《參考資料》中選材的局限。

  《參考消息》刊登《參考資料》以外的材料,在粉碎“四人幫”以前隻有極少數幾次。譬如:1965年印度尼西亞發生屠殺印尼共產黨的政變時,配合發表了1927年中國國民黨“清共”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教訓的文章﹔1969年連載的日本記者所寫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長文﹔以后又有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和毛澤東、周恩來的6篇訪談錄。這幾次都是周恩來親自指示刊登的。粉碎“四人幫”以后,《參考消息》的最資深干部殷新程率先從《參考資料》以外選了一些稿件,記得有《20世紀大事記》、《義犬救主》等等,刊登在《參考消息》上。因為次數不算頻繁,稿件受讀者歡迎,又沒有引起任何有關方面的注意或制止,這種“偷跑”或說是打破做“摘要版”傳統的嘗試,就算是被默認了。這是在粉碎“四人幫”后接任參編部主任的方實主持工作時出現的事。直到1983年,這種做法才在社黨組會上被確認。

  我兼管《參考消息》后,對它提出的第一個建議是調整版面。“文化大革命”中,《參考消息》四個版的版面分配(一版要聞、反美斗爭,二版蘇美矛盾,三版其他重要新聞,四版對中國反應),是1971年時周恩來下達的指示,整個70年代一直沿襲下來。不管國際形勢發生什麼變化,黨的方針任務有了什麼改變、調整,沒有人去考慮變動它。我的建議是將一、四版登要聞、動態,二版圍繞一個主題搞成大專欄,三版搞成分類的小專欄,偏重知識性。我沒有直接向《參考消息》編輯部提出,而是在征求了部領導班子同意並經過社領導點頭后,才在《參考消息》編輯部內布置推行,這樣在編輯人員中也沒有遇到阻力。倒是外面有一些熟人向我提出質疑,擔心《參考消息》信息量大、消息多的特色被淡化,勸我不要走“雜志化”的路子。二版的“大專欄”,實行起來本來難度就大,又因為讀者中有這樣的擔心,實行了一個時期后,又作了調整,二版又恢復了登動態新聞。

  《參考消息》調整版面后,帶來的兩個新情況都是我事先未料到的:一個是進一步推動了編輯們到《參考資料》外去選材﹔另一個是增加了和社總編室副總編們的意見分歧。前一個現象,是編輯們為辦好《參考消息》而努力的積極性的表現,盡管我事先未料到,但我能理解﹔后一個我則全無思想准備。

  與社總編室副總編們的分歧意見,並沒有發生在《參考消息》是否打破做《參考資料》“摘要版”的傳統工作方法上,而是主要集中在所選出的一些具體稿件上,尤其是第三版小專欄的稿件上。過去,《參考消息》的樣稿,社總編室的副總編隻是瀏覽一下,很少發表意見,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要說話、要表態了。自從《參考消息》調整版面以后,在《參考消息》的樣稿上,經常看到被“槍斃”的稿件,並且沒有說明理由。這些被“槍斃”的稿件,大多是從港台報刊上選出的涉台稿件。

  記得有一篇從台灣報紙上選出的題為《源》的文章,也被社總編室值班的副總編給“槍斃”了。這篇稿件的內容,講的是台灣居民主要是從大陸遷徙過去的歷史。我理解編輯選擇這篇稿件的想法是要從一個側面說明祖國統一的道理,而不理解社總編室副總編為什麼要“槍斃”它。我把被“槍斃”的《參考消息》樣稿留存了一些,向部主任陳理昂匯報以后,建議請主管參編部工作的副社長召集一次社總編室和參編部領導的聯席會議,溝通一下意見,解決分歧。陳理昂支持我的建議。

  “文化大革命”期間,社一級領導對各編輯部的領導採取什麼體制我不了解,粉碎“四人幫”后仿佛又恢復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一位副社長主管參編部的工作,從政治到業務,參編部有事都去請示主管副社長。這時主管參編部的是兩年前調任新華社副社長的劉敬之。匯報上去后,劉敬之接受了參編部的建議,親自布置召開並主持了社總編室和參編部領導的聯席會議。

  當天上午,陳理昂和我攜帶著被社總編室“槍斃”了的《參考消息》樣稿提前到會。社總編室來了一位副總編。我說了《參考消息》編輯們選稿的考慮,請求解釋被“槍斃”的原因。那位副總編隻是坐著聽,一言不發,也不知道是接受了參編部的說明,還是不同意,弄得大家好不尷尬。最后,劉敬之隻得說,以后你們商量著辦吧。會議無果而散。

  會后,《參考消息》仍按自己對形勢、任務的了解選材,社總編室副總編們也依然行使他們認為該“槍斃”就“槍斃”的權力。這個問題直到馮健出任副社長兼社總編輯,把社總編室的幾位副總編和各編輯部的主要負責人組成一個編委會,每周開會討論報道問題,上下意見分歧的矛盾才大體上得以解決。

  我離休后,有一次遇到一位比較熟悉的也離休了的社總編室原副總編,向他請教那時社總編室為何對《參考消息》稿件看得那麼嚴。他苦笑著說,社長囑咐我們要把好關,我們把關的標准就是凡政策沒有明確規定的問題就不要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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