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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產國際曾阻止南昌起義，起義被迫推遲一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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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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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1919年3月的共產國際對推動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發揮過許多重要作用。然而，它凌駕於各國無產階級政黨之上，加之對各國具體情況不了解，在指導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過程中犯了許多瞎指揮的錯誤，給革命事業帶來了許多負面影響。中國大革命的失敗就有共產國際的重要因素，而對南昌起義的態度更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南昌起義：大革命失敗后周恩來“先發制人”的選擇
在共產國際對蔣介石、汪精衛一再縱容和讓步的錯誤政策的實施之下，轟轟烈烈的大革命終於被蔣、汪國民黨右派葬送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長沙“五·二一”馬日事變、武漢“七·一五”分共大屠殺，中國民主革命的光明前途被淹沒在共產黨人、革命群眾的血泊之中。
然而就在國民黨右派大舉屠刀向共產黨人砍來之際，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卻給中共中央發來一則電文，要求“制止工農的過火行動，將新的工農分子安排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組織革命法庭，由一位著名的國民黨員任主席，來審判反動官吏……”當時這份令人啼笑皆非的電文在武漢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共產國際顧問羅易宣讀時，大家都感到莫斯科太不懂得武漢的情形了，這一指示是無法執行的。
面對突如其來的政變，中國共產黨人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干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們又繼續戰斗了。當時由於汪精衛在漢口的大開殺戮，中共中央轉移到相對比較平靜的武昌辦公，而李立三、譚平山、林伯渠、彭湃、惲代英等黨的領導骨干先后前往江西南昌。大批的中共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也都在向南昌匯集。
在武漢汪精衛“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走一個共產黨員”的叫囂聲中，心力交瘁的陳獨秀被共產國際作為大革命失敗的“替罪羊”，於無奈中向中央遞交了辭去總書記職務的信函。在7月1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受到缺席批判，被共產國際撤銷了總書記職務。在這次會議上由周恩來、張國燾、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組成了臨時中央常務委員會，周恩來任軍事委員會書記，瞿秋白被共產國際指定接替陳獨秀的工作。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挽狂瀾於既倒，在中國革命面臨嚴重挫折的關鍵時刻，毅然提出了先發制人的建議，他指出：“現在大批同志都隨國民革命軍張發奎率領的第四軍行動，萬一張發奎受環境所逼轉而反共，那我們在四軍中的同志將被一網打盡，與其受人宰割，不如先發制人。”
周恩來“先發制人”的策略，就是開展武裝斗爭反抗國民黨反動派。他的這一想法反映出當時所有共產黨員對國民黨反動派背叛革命、大肆殺戮革命者、導致革命失敗的痛恨和反擊心理。正是在這一心理狀態下，黨內高層一些同志提出了一個建議：在南昌組織暴動，用武裝回擊國民黨反動派。這一建議與周恩來的想法不謀而合，周恩來當即對這一建議表示贊成，他認為，“在南昌由葉挺部的發難，聯絡湘鄂贛一帶的工農群眾，可以形成反武漢反南京的中心”。大革命時期曾在汕頭工作過、對東江地區較為熟悉的他還想得更多更遠：南昌的地形不易立足，主張暴動后移師廣東，以東江為根據地，汕頭有個出海口，可以與蘇俄聯絡。於是他要求中央從速確定南昌暴動計劃和策略，並要求共產國際經由汕頭迅速予以軍火和物資的支持。
事不宜遲，周恩來馬上和在武昌的個別中央政治局成員張國燾等人召開了會議，討論批准了南昌起義行動計劃，並討論確定起義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及其成員。
按照會議的決定，周恩來於會后馬上出發，取道九江，7月27日趕到南昌，在江西大旅社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宣布南昌起義的最高領導機構前敵委員會成員：周恩來任書記，李立三、惲代英、彭湃等人為委員。並成立了起義總指揮部，由賀龍任總指揮，葉挺任前敵總指揮，劉伯承任參謀長。參加起義的有賀龍指揮的原北伐軍第二十軍，葉挺指揮的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蔡廷楷指揮的第十一軍第十師，周士第指揮的第四軍第二十五師兩個團和朱德指揮的第三軍軍官教育團，總兵力2萬余人。起義的各項准備工作在不露聲色之中按計劃緊張地進行，起義時間定在7月31日。
這是中共中央在沒有共產國際參與和干擾下獨立自主作出的第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共產國際知道后會是什麼態度呢？
共產國際來電阻止南昌起義，起義在激烈爭論中推遲一天
此時，在漢口，共產國際新派來的全權代表羅明那茲聽到張國燾向他報告中共中央決定於31日在南昌舉行起義的消息，初來乍到的羅明那茲對中共中央沒請示共產國際就決定這一重大軍事行動顯得茫然不知所措，聲言一切要請示莫斯科，等莫斯科作最后決定。而后他向共產國際發去電報，報告了中共中央的南昌起義決定。7月26日下午4時，羅明那茲在漢口召開了在漢口的臨時中常委成員會議，參加的有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顧問加倫將軍和翻譯，中央常委張國燾、瞿秋白、張太雷等人。
共產國際阻止南昌起義的態度在這次會上得到表露。先是加倫將軍對南昌起義的必要性提出質疑。他說，他剛會見張發奎軍長，與之研究軍事問題，張軍長同意將其所統率的軍隊第四軍、第十一軍和第二十軍三個軍集結在南昌和南潯線上，不再東進，並逐漸轉移，回師廣東。加倫將軍認為，在這樣情況下，我們可以和張氏一同回師廣東，對爭取在軍事上共同反蔣極為有利。如果發動南昌起義，勢必與張氏鬧翻，在擁有優勢兵力的對手阻擊之下，我們恐怕難以到達東江。他說，除非張氏不同意上述條件，那我們就隻有在南昌行動起來。
接著是羅明那茲宣讀共產國際給伯納（即羅明那茲）和烏拉爾斯基（即加倫將軍）發來的曖昧的實質是不支持南昌起義的電文：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們認為你們的計劃（指南昌起義）是可行的，否則，我們認為更合適的（辦法）是讓（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辭去相應的軍事工作，並利用他們到農民中做政治工作。我們認為烏拉爾斯基（即加倫將軍）和我們其他著名的合法的軍事工作人員參加（南昌起義）是不能容許的。
（共產國際）最高領導機關。1927年7月25日
抄送伏羅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羅明那茲就電文作了更清楚的說明：共產國際的意思是倘若這暴動沒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發動。張發奎部的共產黨人可全部退出，到農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國的同志堅持要發起南昌暴動的話，共產國際派來的加倫將軍和其他軍事顧問是不允許參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沒有經費可供南昌暴動使用。他還強調說，這份電報是斯大林同志親自草擬並由布哈林署名的。
鑒於中國共產黨人對南昌起義的堅決態度，羅明那茲盡力施展解數，主要是採取打壓的辦法，使會議做出與共產國際的指示比較接近的三點決議：1、由於敵我雙方力量對比過於懸殊，因此應推遲起義時間﹔2、加倫將軍的建議是可行的，應由周恩來與張發奎取得聯系，共同商量軍隊轉移廣東東江事宜﹔3、派張國燾馬上趕往南昌宣布共產國際的指示和這次會議的決定。
羅明那茲是了解莫斯科來電的真正意圖是阻止南昌起義的潛台詞的，他以最大的努力在貫徹這一潛台詞所體現的真正旨意。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在國共關系破裂中遭到嚴重摧殘的中國共產黨人不僅沒有消沉，而且沒有以前馴服了，他們開始有自己的想法和主張。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羅明那茲最終拿出了共產國際的“紀律”這張王牌，才勉強作出了上述三點決議，在他看來，用“推遲起義時間”這個辦法最妙，既符合莫斯科的“潛台詞”旨意，又不會使莫斯科站到中國共產黨人的對立面，因為當時誰也不好說南昌起義不應當舉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當然最希望起義一旦“推遲”就無限期“推遲”下去。他最希望採取決議的第二點辦法。這也是莫斯科最熱衷的想法了。
於是張國燾當天起程。動身之前，他想到了一個問題並向羅明那茲提了出來：“萬一因時間或其他原因來不及阻止南昌暴動，又應如何？”羅明那茲除表示應堅決予以阻止外，不願對這一問題作負責的表示。張國燾的擔心不是多余的，他在九江因為等候火車逗留了兩天，直到30日早晨才到達南昌。這時離原定的31日發動起義僅有一天時間了，起義的各項工作已經基本就緒。
張國燾把上述決議告訴了周恩來。周恩來深感意外，他斷然拒絕了第二點決定，因為當時他已知道張發奎和汪精衛、孫科等人到廬山舉行會議，而且已經出現針對南昌的跡象，他覺得這位南昌守軍軍長很可能會掉轉槍口對付革命者。他對第一點決議予以部分接受，隻提出可以把起義時間推遲一天。張國燾也同意了。然而在幾個小時后，張國燾似乎還覺得不妥，建議周恩來再推遲起義時間。不易動怒的周恩來發火了，他說：“夠了，別再猶豫了，有責任我擔著。”但張國燾決定馬上召開前委緊急會議討論這個問題。7月31日上午，前委緊急會議就在江西大旅社裡召開，關於要否再次推遲起義時間嚴峻地提到大家面前。大家都明白，從張國燾帶來的共產國際來電和7月26日漢口會議作出的決議傳遞了一個很曖昧卻又很清楚的意思，那就是要阻止這次起義。會議的爭論極為激烈，會上，由於張國燾堅持要再推遲起義時間，周恩來憤而提出辭職，會議的氣氛達到白熱化。張國燾后來在他的回憶文章中說到了這次激烈爭論的場面：
“周恩來憤而辭職的表示，使這個極度緊張的會議達到了沸騰點。所有參加會議的人，除了葉挺和我外，都不願對原有的決定作任何的改變，這是極為明顯的。他們都好象騎上了虎背，抱有義無返顧的氣概。……我自不願意鬧到不易收拾的境地，除批評了幾句周恩來那種要挾式的辭職表示外，也就到此止步。”
會議的爭論直到中午，最后終於決定8月1日拂曉舉行起義。
但事情又起變化，會后發現敵人在異常調動，考慮到可能泄密。於是周恩來當即決定於午夜提前起義。起義部隊經過5小時激戰，很快佔領了火車站、政府辦公機關等要地，到8月1日天亮之前，戰斗已基本結束，起義軍全殲南昌守軍朱培德部約三千人，繳槍萬余支，控制了南昌全市，起義取得了勝利。
8月3日，蔣介石調動軍隊進攻南昌，起義軍陸續撤出南昌，按計劃南下廣東。因敵我力量懸殊，於10月初在廣東潮汕地區三河壩激戰數天后被打散，一支轉移到海陸豐，與彭湃領導的農民武裝一起堅持斗爭。另一支由朱德、陳毅率領，轉戰湘粵贛邊區，最后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領導的工農紅軍匯合，共同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南昌起義在阻力重重中能順利發動的原因和意義
眾所周知，南昌起義重要的歷史意義已被黨史界所充分肯定，比如“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創建了人民軍隊，是中國共產黨實施‘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武裝斗爭思想的開始”等等。南昌起義還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在極為困難環境下為挽救革命所作出的巨大努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早期成果。這其中，不僅有敢於斗爭、敢於勝利的獻身精神，而且說明了我們黨在經過大革命的挫折之后，已經開始總結經驗教訓，已經開始獨立思考，並擁有了依靠自己智慧和力量去開創革命新局面的能力。開始摒棄了事事依靠共產國際，事事請示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事事正確的依賴思想和迷信思想。正因為如此，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才能在共產國際態度模棱兩可、不負起義后果、實際上是阻止起義的來電之后，仍以極大的魄力和勇氣頂住共產國際的政治壓力，克服共產國際“不予軍事、經濟和物質支持”所帶來的種種困難，堅持按計劃發動起義。
在7月26日的漢口會議上，面對中國同志對莫斯科來電內容的質問，羅明那茲板著臉孔威脅說：
“我們在漢口是根據我們這一地方的情況來看問題，共產國際是根據全部國際的情況來決定行動的，它所考慮的有國際關系、中蘇關系，以至許多我們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們不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行事，不僅會遭到失敗，還有違反紀律的罪名。”
當時還能比較客觀看待問題的張國燾曾經道出了共產國際來電的實質是“顯然欲置身事外，不僅要俄人勿卷入反對國民黨的旋渦，而且不肯暗中在經濟上有任何支援，是要使南昌暴動陷入絕境，何況莫斯科還有阻止南昌起義的電令，將來南昌暴動失敗了，我們還要負擔違令蠻干的罪名。”
在張國燾被羅明那茲派往南昌，去宣布共產國際的來電和會議的決定、勸解和阻止南昌起義的過程中，他遭到了一片反對之聲。后來走上叛黨道路的他在《我的回憶》一書中敘述了這一情況：
27日早晨我到達九江，大批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物都由武漢來到這裡。……我很快找到了賀昌（少共中央委員）、高語罕（武漢軍校政治教官）、惲代英（南昌暴動前敵委員會委員）、廖乾五（第四軍政治部主任）和關向應（少共中央委員）等同志，舉行會議，告訴他們26日中央常委會議的經過和決定，他們都表示南昌暴動勢在必行，已無討論余地。……尤其是惲代英表現得最為激昂。他說：“共產國際害死了中國革命，葬送了成千上萬的同志。現在南昌暴動一切准備好了，忽然來了甚麼國際指示，阻止我們的行動，我是誓死反對的。”他強調“要按照已經決定了的計劃往前直干”。
30日早晨我到達南昌后，立即與周恩來、李立三、彭湃等人舉行會議，報告26日漢口中央常委會議的決議。……我的話剛講完，李立三即站起來急劇地說：一切都准備好了，哈哈！為什麼現在還要重新討論？其他同志也與李立三持同一態度。……周恩來憤怒地說：“（26日漢口會議）這個意思和當時中央派我來南昌的決定不相吻合嘛，如果我們此時不行動，我隻有辭職，也不再出席今天的特別委員會會議。”
《我的回憶》寫於作者叛黨之后，其立場觀點已站到了黨的對立面，書中不乏吹噓自己、誣蔑、攻擊我黨和有關領導同志的內容，但正如出版者在出版說明中所說的，該書仍具有一定的史料參考價值。尤其是關於我們黨與共產國際關系方面的詳細闡述。
而在周恩來的一生中，發怒則是十分罕見的事。他這次提出辭職是基於共產國際對南昌起義的又一次瞎指揮和明顯是阻止態度的義憤。在大革命中，他已深深感受共產國際的瞎指揮給中國革命帶來的許多消極影響，為了南昌起義能按時按計劃發動，他終於拍案而起。周恩來是南昌起義的核心人物，沒有他和絕大多數同志的堅持，聽任共產國際的，就不會有南昌起義的發動。
（作者為中共漳州市委黨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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