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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后中共“暫時不動香港”戰略出台始末
齊鵬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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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長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在“中國人民將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勝利”的前夕醞釀產生新中國的外交政策的過程中,開始思考如何處理中英兩國之間的“歷史遺留問題”——香港問題的。新中國“外交方針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間”,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毛澤東用形象化的語言所闡釋的“另起爐灶”和“打掃干淨屋子再請客”。“我們採取這種態度,可以使我們在外交上立於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可以使新中國的外交關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因此,中國共產黨人態度非常明確:新中國將不“繼承”舊中國的外交“遺產”──“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宣布“廢除賣國條約”,宣布對於舊中國“所訂立的各項條約和協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應加以審查,按其內容,分別予以承認,或廢除,或修改,或重訂”。這裡,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三個不平等條約。正是在“樹立新中國獨立自主的外交形象,營造新中國和平建設的國際環境”的原則指導下,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對於香港問題的特殊政策也開始有了“腹案”,即后來所歸納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針。形象化的說法就是“暫時維持現狀不變”。據周恩來1951年回憶:“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這是一項從維護新中國的國家利益出發超越了“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束縛的“現實主義”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一方面,中國共產黨人絕不放棄對於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香港的主權要求,堅持徹底洗刷殖民主義的恥辱以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的立場和奮斗目標,在這一點上,沒有也不允許有“絲毫的動搖和妥協”﹔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人強調在具體解決香港問題時要“尊重歷史、尊重現實”,要“謹慎從事”,要避免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從“單純的革命熱情”出發“犯冒險主義的錯誤”,主張在國內、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的情況下“一攬子”地解決這一“歷史遺留問題”。在條件不具備、時機不成熟時,“暫時維持現狀不變”。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由周恩來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經非常透徹地闡釋了這一戰略決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是,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決者,應提出解決,其尚不可能解決者,則應暫緩解決。凡問題對於中國人民無害或無大害者,即使易於解決,也不必忙於去解決。凡問題尚未研究清楚或解決的時機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於去解決。總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們對於原則性與靈活性應掌握得很恰當,方能站穩立場,靈活機動。”1949年2月,米高揚代表斯大林來當時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經醞釀成型的新中國對內、對外政策時,毛澤東也向他耐心地說明過中國共產黨人的這一立場:“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要採取另一種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採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於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總之,要看形勢的發展再作最后決定。”

  事實上,早在中國內戰剛剛爆發的1946年12月,毛澤東就已經非常明確地闡釋過“解決香港問題可以從緩”的戰略思考。當時,毛澤東會見哈默、羅德裡克、陳依范三位西方記者,哈默問毛澤東:“在香港問題上中共的態度如何?”毛澤東回答:“我們現在不提出立即歸還的要求,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先急於要這塊小地方干嗎?將來可按協商辦法解決。”

  (二)中英雙方在香港問題上的“默契”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內對於香港問題最早提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具體建議的是“負責對外貿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漢年和廖承志。潘漢年向中央建議說:“軍隊不宜進駐香港。理由是:美國執行杜勒斯的封鎖政策,上海、天津、青島等港口城市與國外的貿易往來幾乎斷絕,如再收回香港,則這惟一通向國際社會的貿易渠道將會被封閉。共和國初建,急需的軍事物資和惟一的外匯收入渠道也必然斷絕。對於香港而言,也必將成為死港。因此,在一定時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國人暫時管轄乃是上策。”廖承志向中央建議說:“要武力解放香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來說,隻是一聲沖鋒號,就能把紅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暫時留在英國人手中,為了英國自己的利益,它也不會放棄大陸這個巨大的市場。這就等於把美國對中國的立體封鎖線撕開一個缺口:我們能從香港進口我國亟需的物資﹔也可以利用香港作為我們與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國兄弟黨同志可以從這裡進來,各國的民間友好人士也可以從這裡入境﹔另外,香港還可以成為我們了解世界各國情況的窗口,這些深遠的戰略意義,會隨著似箭的光陰,越往以后,越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澤東、周恩來對於他們的意見非常贊賞。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人對於香港問題作出“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主要是出於“必要性”和“可能性”的雙重考慮。

  一方面,為了打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新中國的全面封鎖,中國共產黨人有必要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對外開放,而不是“閉關鎖國”﹔自力更生為主,同時也不放棄爭取外援。這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既定方針”。毛澤東十分明確地講:“我們是願意按照平等原則同一切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我們必須盡可能地首先同社會主義國家和人民民主國家做生意,同時也要同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蘇聯當然是第一位,但同時要准備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國做生意。”“建國大憲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也明確規定:“凡與國民黨反動派斷絕關系,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採取友好態度的外國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之談判,建立外交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礎上,與各外國的政府和人民恢復並發展通商貿易關系。”但是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清醒地認識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對於“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是“十分不滿”、“十分不安的”,“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我們。”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反對中國人民的陰謀計劃”。事實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國一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就“三管齊下”──政治孤立、經濟封鎖和軍事包圍,企圖“將新中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為了鞏固年輕的共和國,為了保衛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在國際外交關系上採取了堅定的原則性和高度的靈活性相結合的政策,把香港問題放在新的國際形勢下考慮,”作出了“暫時維持現狀不變”的戰略決策,以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聯系的“橋梁”。關於這一點,英國人有比較客觀的評論:“共產黨領導人或許預見到把英國管理的香港作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戰略價值。例如,從早期的中日戰爭中,他們已經發現香港可作為一個重要的供應基地,九龍到廣州鐵路在此期間所發揮的作用已可對此作出明証。他們也很可能認識到,若香港一直由一個英國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將可作為日后處理與英國關系的一種政治籌碼,甚至是一張與美國──一個與共產黨勢不兩立的國家──保持聯系的皇牌。不管是什麼因素影響了毛澤東的行動,他得到回報的速度卻比預期中快。1950年,中國要求香港成為朝鮮戰爭中供應石油、化學品、橡膠、汽車和機械儲備的基地。而當朝鮮戰爭導致聯合國和美國對中國實行貿易禁運時,香港和澳門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為中國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維持了三十年之久。”

  當然,中國共產黨人保留香港這一“傳統”的“國際通道”作為新中國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聯系的“橋梁”,也不能排除還有對蘇聯一貫的“大國”、“大黨”之“霸權主義”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預防措施的深遠考慮。新中國成立之時,嚴峻的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人民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但是,“一邊倒”外交政策的前提是不能“犧牲”新中國的“獨立自主”,對於這一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是有高度共識的。因此,香港學者所言──“斯大林在解放軍渡過長江之前,曾向中共領導人提出‘劃江而治’的主張,被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拒絕了。毛澤東開始警惕中國會不會成為蘇聯衛星國的危險,他始終對大鼻子的意圖存有戒心。保留香港,是為了向蘇聯表示可以得到別的援助來源,以幫助恢復受戰爭蹂躪的中國經濟,以加強同莫斯科討價還價的實力。”──雖有偏頗,卻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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