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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四清”運動
邱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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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運動是1963至1965年期間,根據中共中央連續發布的《十條》和《二十三條》指示,在我國部分農村和少數城市基層開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參加了由公安部和山東省公安廳組成的工作隊,去山東曲阜姚村公社姚村大隊薛村生產隊搞了八個月的“四清”工作。在當時和爾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參加“四清”工作對個人來說十分重要,不僅要寫進人事檔案,連“戶口簿”上都有記載。我的戶口自1964年1至8月,曾遷移到曲阜又遷回北京。因為那會兒還沒成家,是集體戶口,由單位給統一遷出與遷入。若干年后,從戶口簿變動欄的記載中,才知道當年搞“四清”,我是帶著戶口去的。

  1964年春節過后,我跟隨由十局一名副局長帶隊的“四清”工作隊,坐了一夜火車,第二天清晨到了濟南,在車站前賓館稍事休息后,轉車到津浦線泰安──兗州間姚村站下車(距離曲阜縣城最近的火車站,公社所在地),在公社與共同編隊的省公安廳的同志們匯合。當天,我們就進村住進了貧下中農家裡,我所在的姚村大隊薛村生產隊,有我和陳國棟兩人,還有省公安廳一位張處長(經常不在,可能是半脫產或在別的生產隊另有住處)。省公安廳副廳長(前后分別為薛銳和邱大江)蹲點也在這個大隊。據說前一年,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曾在附近蹲點搞過“四清”,所以曲阜的“四清”運動是公安機關搞的,有點對口幫扶的意思。

    “訪貧問苦”遭遇的尷尬

  工作隊進村后,要求隊員扎根串聯、訪貧問苦。實際上,地方給工作隊員安排的住處,並非是村裡的“貧農”,因為薛村真正的貧農,是騰不出單獨的一間住處的。我的房東是大隊團支部書記,她是村裡除黨支部書記、大隊長和會計以外的第四號人物。“四清”的具體工作,是從召開社員大會宣講兩個《十條》開始的。那時候開個會很不容易,一般是晚飯后召集社員開會,天還大亮時就催促社員到大隊部院子裡開會。可是等上一兩個小時,人也到不齊,出席率最多不過六七成,包括孩子和老人。

  接下來是扎根串聯、訪貧問苦。要求通過串聯貧下中農,形成可靠的階級基礎,孤立富裕中農(我所在的薛村生產隊沒有地主)。可是,當地是孔子故裡,依然保持傳統的家族稱謂習慣,按輩份稱呼。薛村人幾乎全姓孔,少數幾家姓嚴。孔姓的慶、祥、繁、令、德,是當時聚集的五輩人。三五位富裕中農都是大輩份,小輩人見到時稱爺道叔,上邊要求小輩直叫他們的姓名。為此,工作隊費了好大勁,收效卻不大!

  憶苦思甜更是難以發動,我找了幾位看上去較老的貧下中農(當時農村四五十歲的人已顯得很蒼老),請他們講講舊社會所受的苦。多數人都不願意講,個別的講著講著,就說起困難時期沒飯吃餓死人的事。我遇到過兩次這種訴苦,真是尷尬得不知如何是好!

    與社員“三同”

  干部下鄉搞運動或開展某項工作,歷來都要實行“三同”,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當時,我大學畢業后到公安部研究所工作沒幾年,還是頭一回以干部的身份下鄉,“三同”給我留下深刻印象,至今記憶猶新!

  “同吃”是入戶吃派飯,一天換一家,不是什麼人家都可以去,一定得去貧下中農家裡。去的時候帶一斤小米和三角錢,后來發現吃“派飯”的人家很歡迎這種安排,因為當地太窮了,我記得每餐飯就是玉米面糊糊和煎餅,沒有煎餅時,糊糊裡面放一些蒸不熟煮不爛的白薯干。幾乎沒有什麼菜,有個涼拌或清炒藕片、白薯粉皮就相當不錯了。到了麥收前,糊糊裡是頭一年埋在地下的白薯葉子,麥收后才能吃到曲阜地區特有的白面薄餅。城裡來的工作隊員吃得都很少,所以,管一天飯,一斤糧食與三角錢還有剩余!

  可是,工作隊每十天要去公社開一天會,頭幾次還集中起來講講工作情況,也就是個把小時,隨后是趕集,公社所在地正好十天一大集。中午是兩個白面饃和一碗紅燒肉。到后來是光改善伙食,很少開會,連老鄉們也知道工作隊每十天去公社吃一頓。

  “同住”就是住在社員家裡,那時候要求住在貧下中農家裡。因為進村時工作隊員的住處已安排好了,過后我發現,那每人單獨一間的茅草房,並不是村裡貧農能夠騰得出來的。領導同志蹲點的住房,更是貧農不可能擁有的。所以“同住”應該是住在村裡就是了。

  “同勞動”最實際又有意義,因為沒人監督,工作隊員又都是主動要求下去的,那時候好像真的沒有人厭惡勞動。我雖然生長在城市,不大會干農活,從送糞、耪地、鋤草、拉犁,到拔麥子、打場、秧白薯,各項農活都嘗試過,當然頂不上一個整勞力。記憶最深刻的是人拉犁,一個生產隊沒幾頭耕牛,三四個人拉一把犁,真的是重體力勞動!

    我了解到的“四不清”

  “四清”即清賬目、清倉庫、清財物、清工分。當時,人民公社是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生產大隊多數是空架子。我所在的薛村大隊名義上轄附近的三個生產隊,大隊黨支部書記是位老實巴交的農民,開會、平時總是一言不發,我離開時建議勸其退黨。大隊長隻管派生產隊的農活,沒見他管過大隊部的事,而會計主要負責生產隊的工分、很有限的財物和賬目,倉庫裡好像也沒什麼儲備。

  薛村生產隊會計是位有小學文化的農民,較同村其他人有些心計。他又是較長的“祥”字輩,多數人喊他叔。最初,聽到一些群眾意見,他家比別人富,好像問題不小。有人反映,省廳那位張處長經常到會計家吃飯,有時還喝酒。我便鼓動幾個對他意見大的人,想開他的斗爭會。后來因為沒有過硬材料,“清”了幾個月,結果隻發現有少量“多吃多佔”問題,隻好作罷!生產隊底子薄,工分低到幾分錢一個工,年終每家分的口糧差不多。誰家富一點很讓左鄰右舍眼熱。再就是干部的“生活作風”問題不絕於耳,像什麼送婦女主任一塊香皂就發生關系等,很讓我們這些還沒結過婚的青年困惑,不知該怎麼辦。好在它不屬於“四不清”,離隊時都沒有作為問題留下。

  八個月很快就過去了,匆匆撤離時和老鄉還真有了點感情。回到北京后,第二年學習《二十三條》,歡送下一批去陝西省長安搞“四清”的同志時,領導上讓我結合自己親歷的“四清”,講講農村的階級斗爭形勢。可我怎麼也弄不明白:八個月沒覺得有“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呀!最后還是按文藝作品模式,演繹一出故事交差。

  (劉海波摘自《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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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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