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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喬木的一樁未了心願
吳自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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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9月28日,中共著名的政治理論家胡喬木在解放軍301醫院與世長辭,享年80歲。他曾被毛澤東戲稱為“靠喬木,有飯吃”,鄧小平則贊譽他是“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而就在這年的7月份,他在病床上還對陪伴了他50余年的老伴谷羽說:“我要活到九十歲,我希望做兩件事:一是完成對主席50年代政治活動的回憶錄的寫作﹔二是重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著作。”可病魔並沒有給他這個機會,讓他帶著對未竟事業深深的遺憾離去了。

  “一是完成對主席50年代政治活動的回憶錄的寫作”

  在中共黨史上,胡喬木的名字是與毛澤東緊密聯系在一起的。1941年2月胡喬木奉命調到毛澤東身邊工作,從此開始了他長達25年的秘書生涯,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在此后近四分之一的世紀裡,胡喬木在毛澤東的教導下迅速成長起來,從一名普通的秘書成長為中共領導人之一。有的老同志說:“沒有同毛澤東的這段緣分,就沒有今天的胡喬木。”胡喬木對這份感情更是珍惜,他在他的文集第一卷序言中這樣深情地寫道:“毫無疑問,就我個人來說,沒有毛澤東同志的指導教誨,我就很難寫出這些文章,我的寫作能力也很難像在這本書裡所表現的逐漸有進步。”

  毛澤東是一代偉人,無論是他在世時還是在他逝世以后,都有很多人著文記敘和研究他的方方面面。由於胡喬木特殊的工作崗位、深厚的理論素養以及他對毛澤東的特殊感情,黨內外很多同志早就建議胡喬木寫一些紀念文章,但他一直沒有答應。直到后來確定要寫點東西的時候,他對知名的中共黨史學家鄭惠說出了當初的原委:“我雖然做過毛主席的秘書,但許多重要的事情並不是經過秘書執行的,說不出多少有分量的東西來。”而且繁重的領導工作也使他沒有更多的精力擔負這項工作。到了1989年,在一次談話中胡喬木說:“十三大以后,我已經有可能集中精力面對黨史工作了。我是願意承擔這方面的責任的。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所以有一種戰戰兢兢的感覺,希望在有生之年,在這方面能多做一些工作。如果病倒了,這件事自然就做不了了,但隻要活著,就會盡力干的。”

  這年,胡喬木開始整理他的文集,把思緒拉回到了四五十年代他跟隨毛澤東的歲月,那些久遠的記憶又重新浮現在腦海中。10月的一天,曾任毛澤東資料秘書的著名中共黨史專家、理論家逄先知將《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送他審閱,他做了許多修改,並親自寫了《校讀后記》。這本書豐滿的回憶和翔實的材料更使他陷入了對往事深深地追思之中,萌動了寫“回憶”的念頭。

  胡喬木一貫對工作抓得很緊。現在下定決心要完成這件許久以來的心願,他更成了坐不住的人。1990年2月,他找鄭惠談話,表示想寫一本反映40年代毛澤東思想發展、毛主席怎樣在40年代領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后勝利的書,用毛澤東的著述、活動作主線,用當時具體的歷史作背景,把毛主席在40年代所作的貢獻作一個比較條理化的分析,目的是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增加一點內容,對這方面的教育有所貢獻。這次談話中,他還談到了初步設想的6個題目。后來由於到美國作學術訪問,寫作暫時擱置。

  1990年11月,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送給胡喬木提意見。稍后,《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書稿寫出,這是胡喬木多年提倡的一本書。原以為在較短時間內難以寫好的書,現在不僅出版了,而且達到了較高水平。這給胡喬木以很大啟發,促使他下定決心盡快成立編寫組來協助他展開工作。

  1991年6月26日,在經過仔細考慮后,胡喬木給江澤民等中央領導和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寫報告請求支持和幫助,表示准備“寫本關於毛主席的回憶錄”,並在紀念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時出版。報告隨即得到批准。

  這時,由於癌細胞擴散,胡喬木的身體已經變得很衰弱了,家人和醫生還沒有把真實情況告訴他。9月6日,他同編寫組的全體同志見面,興致勃勃地詢問了過去不熟悉的同志的情況,對由不同年齡層次的同志組成的班子表示滿意,對有幾位年輕人參加更是格外喜悅。寒暄過后,他開始布置寫作題目和要求。

  胡喬木對工作一向嚴謹,這次寫毛主席更是一絲不苟。在談到內容和主人公時,他說:“內容以回憶毛主席為主,全書以毛主席為主體,是對他的回憶,不把中央整個活動放到裡面。中央一些活動同毛主席沒有關系的,就不說了。因為是個人回憶,擬定的題目同40年代、50年代的大事不完全吻合,有些很大的事我不了解,沒有接觸過,就不好寫進去。有些事也許沒有那麼大,但從個人回憶方面說,比較清楚,就列到題目裡了。說是個人回憶,但有相當多的事也不能僅限於個人回憶。有些事我接觸過,但詳細情況不很了解,這種事還是要寫,因為它很重要,需要通過查材料講清楚。這種情況在40年代更多一些。40年代大部分時間我不能成為事件的參與者。寫的時候不要勉強加入個人成分。勉強加入不適當,使讀者感覺是故意把個人加進去,失掉書的主旨,成為不是回憶毛主席,而是回憶自己。回憶成分多少要看事實。凡是可以回憶的,個人接觸多的就寫進去,也還是以毛主席的活動為主。”在談到每篇專題的篇幅時,他說:“最早是想一篇隻寫一萬字,現在看一萬字不行,可能要到兩萬、三萬。看題目涉及的內容,需要講多少就寫多少。”在材料來源上,他談了三點:“一是黨中央保存的檔案﹔二是各種公開的出版物、回憶錄、文章和當時的記載﹔三是個人的回憶。”在談到出書的時間與寫作質量時,他明確地說:“出書的時間,1993年紀念毛主席百年誕辰,最好在那個時候出。這樣,時間比較緊。當然還是以書的質量為第一標准。如全書不能都寫完,也可以分冊出。”談完總的要求后,胡喬木宣讀了他想到的37個題目。

  敲定大綱后,胡喬木安排了一個相當緊張的日程表,要求每個星期聽取一次匯報,談一個寫作題目。從1991年9月編寫組成立至1992年4月的7個月內,他一共找人談話10多次,加上編寫組成立之前的10多次談話,共達20多次。胡喬木逝世以后,編寫組商定將書的內容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談話錄”,是胡喬木20多次談話的記錄整理稿﹔第二部分為“初擬稿”,是按照胡喬木生前擬定的題目,並根據他多次談話的精神撰寫的。這個方案得到中央有關方面的批准,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胡喬木回憶毛澤東》。

  中央有關方面審閱這部書稿后都作了肯定的評價。同時這本書也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修訂再版時印了75000冊,這是黨史著作中不多見的。

  中央有關方面領導的肯定和讀者的喜愛也許能夠部分實現逝者胡喬木的遺願吧!

  “二是重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著作”

  如果說胡喬木一生的轉折點是來到毛澤東身邊,那麼他第一次為全國人民所知則是由於10年以后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從那時起他就以理論家和黨史專家聞名於世了。

  195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紀念日。中央決定6月30日在北京集會慶祝,屆時由劉少奇代表中央作報告。五六月間,劉少奇找來因胃穿孔動了大手術尚在休養中的胡喬木,請他代為起草慶祝報告。胡喬木在40年代曾協助毛澤東編校過《六大以來》、《六大以前》、《兩條路線》等重要文獻,又曾參與起草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黨30年的歷史了然於胸。有了這些黨史方面的知識准備,他用了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就寫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長達四五萬字的初稿。毛澤東看后非常滿意,在送審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以胡喬木名義在《人民日報》發表。這可把胡喬木難住了:“這麼一來,我怎麼向少奇同志交待呢?”后來毛澤東傳話過來,少奇那裡由他去打招呼,報告另找人起草。6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署名的《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新華社全文轉發,全國各地報紙全文刊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人民出版社還印了單行本。一時間成為各地紀念建黨三十周年的主要學習文件。

  胡喬木長期在幕后工作,即使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發言人公開亮相,那也隻是“新聞首腦”的形象。這一次,他作為理論家、黨史專家的身份,開始為人們所知道。他的一生,雖寫過很多的社論、評論、決議、文件,但《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其少有的署名著作,而且國內外影響極大。這是總結中國共產黨30年歷程的第一本開創性簡明黨史,也是第一本以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觀點來敘述中共歷史的書。它對以后很長一段時期的黨史教育和黨史研究工作都有很大的影響,甚至成為后來黨史著述的范式和藍本。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成為胡喬木的代表作。然而胡喬木對這本為人所稱道的小冊子並不滿意,認為無論從邏輯、史實等方面都有一些錯誤。后來黨史界曾多次建議他修改,寫中國共產黨的40年、50年、60年,可他覺得那要下很大的功夫,讀很多書,把自己一輩子精力都用上也寫不好。

  1990年3月全國黨史工作座談會后,胡喬木對他的秘書說了這樣一句話:“今后惟一的工作是搞黨史。”他根據楊尚昆、薄一波提出要盡快寫出一部完整的黨史的要求,向胡繩等建議由中央黨史研究室先集中力量寫一部40萬字左右的比一般教科書站得高、有新意的能夠反映黨的70年歷史的著作,作為獻給黨七十歲生日的禮物。起初,他打算自己主持這部書的定稿工作,可是由於健康狀況,他沒有承擔起這項工作。在健康不允許的情況下,他吩咐秘書通過各種途徑查找近幾年來出版的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著作,讓秘書幫他購買海外出版的有價值的書籍。他說:“不讀這方面的書,不掌握這方面的研究動態,就無法提修改意見。”1991年7月28日,胡繩送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的清樣,請他審閱。看著胡喬木日漸加重的病情,胡繩勸他不要著急,慢慢來,著重看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及結束語這些寫作難度較大、分寸難以把握的部分就行了,但他一拿起清樣又不顧一切了。由於病情加重和藥物反應,他經常頭暈、惡心,但他還是用了不到5天的時間就把這幾章看完了。他在清樣上作了許多修改,有的地方是成段地補寫,寫得十分精彩。他還寫了許多小紙條,就某一事件的史實或論斷提出具體修改意見。8月3日,胡喬木又找胡繩來談了很久。他對寫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表示高度的評價,要胡繩轉告北京的同志。隨后他立即報告楊尚昆,請他召集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會議,批准出版這本書。8月8日,中央黨史工作領導小組舉行批准出版這本書的會議。胡喬木在會上主動提出他要為這本書寫一個題記:“我現在雖然連寫封信都很困難,但我願意為這本書寫個題記,表示對這本書負責。”這篇題記8月15日寫成,這是喬木一生寫的最后一篇評論文章。錢鐘書讀了甚為欣賞,譽之為“思維縝密,詞章考究”。

  1991年8月底,《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出版了。10月8日,胡喬木抱病出席了這本書的出版座談會,他在發言中對這本書的出版表示由衷的贊賞和高興。

  雖然胡喬木一生竭忠盡智,對中共黨史著作的編著和黨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他還是為自己不能親手編寫一部完整的中共黨史而遺憾。今天黨史學界已經有了大、中、小三部完整的黨史著作,還有難以計數的其它形式的黨史著作,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局面。胡喬木若看到今天黨史工作的繁榮局面,一定可以欣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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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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