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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漢宸與中國貿促會的成立 
王俊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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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紀初,為打破西方的經濟封鎖,發展國際貿易及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方面的交流,周總理考慮到當時中國尚未與大多數國家建立外交關系,1952年5月,中國成立了以南漢宸為會長的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為中國同一些尚未正式建交的國家開展民間貿易提供條件,以打破帝國主義對我國的經濟封鎖。

  戰后首次與日本客人接觸1952年5月14日,中國代表團在莫斯科會議上邀請的三位日本國會議員——參議院高良富(女)和眾議員帆足計、宮腰喜助一行,從莫斯科飛來北京。這是中國貿促會成立后接待的第一批外賓,也是日本代表第一次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三位日本友人都是打著別的旗號申請出國護照,輾轉來到莫斯科出席會議的。

  這是戰后第一次與日本客人接觸,大家心裡都沒有底。南漢宸、廖承志召集中國貿促會秘書長冀朝鼎、中國進出口公司副經理倪蔚庭和“日本小組”的孫平化、肖向前、謝爽秋、林芳等人商量談判和接待問題,一是安排參觀訪問,讓日本客人了解新中國的真實情況,二是就貿易問題開始接觸。

  南漢宸和廖承志研究決定,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談判,中方由冀朝鼎、倪蔚庭主談,孫平化、肖向前負責接待工作,把日本客人請進北京西城區宣武門附近頭發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裡,同吃、同住、同活動,孫平化及時把有關情況報告廖承志,廖承志定期向周總理匯報談判進程。

  周恩來知道日本國會議員帆足計、宮腰喜助、高良富等人能夠訪華極其不易,特別指派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南漢宸與其友好協商,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

  周恩來認為中日兩國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中,在尚未恢復邦交的狀態下,可以通過民間貿易的方式互通有無,推動兩國關系緩慢發展。於是在1952年6月1日親自主持《中日貿易協議》的簽字儀式,並指示南漢宸發表談話說:

  “中日兩國在經濟上過去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恢復與發展兩國間的正常貿易對於兩國人民均屬有利,特別是對於日本人民的經濟恢復與發展更有重大意義……根據平等互利原則,經過誠懇協商,協議在今天正式簽字了。雙方議定在以貨易貨的基礎上,每方購入與售出各為價值3000萬英鎊的貨物……此次所簽協議,僅為兩國人民間的貿易關系恢復的開始,我們相信這一協議的完成,將使兩國人民間的貿易有可能繼續擴大,並有助於中日兩國人民新的和平友好關系的建立。”

  南漢宸在周總理的指示下,憑借自己豐富的社會閱歷和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經驗,不斷地在荊棘叢生的中日關系的峽谷中奮力開辟著可行的途徑。他與“民間大使”西園寺公一、長期擔任日中友好協會會長的黑田壽男和理事長宮崎世民及宇都宮德馬、日本經濟界著名人士村田省藏、鈴木一雄、木村一三、帆足計、高良富、宮腰喜助等都建立了密切的關系。
  
曲折的對日民間貿易

  1956年夏,在北京舉辦了日本商品展覽會。出於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仇恨,中國老百姓把日本國旗罵為“膏藥旗”,北京不少市民聽說日本商品展覽會要挂“膏藥旗”,紛紛向“日展”辦公室提出抗議。南漢宸根據周總理指示耐心地進行解釋,並在展覽會開幕式上強調,這次日本商品展覽會的勝利展出,標志著中日貿易進展出現的新氣象,中日貿易將會有更大的發展。我們應該攜手起來,共同為建立中日兩國間的正常貿易關系,為爭取簽訂兩國政府間的貿易協定,簽訂兩國銀行間的支付協定,互設商務代表機構而努力。

  1958年1月8日,南漢宸與山本熊一簽署了關於擴大中日貿易、強化業務聯系的會談備忘錄。在岸信介蓄意阻撓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的政策一再受到中方的揭露和批判的形勢下,在貿易協定上簽字的日本三團體也向日本政府提出強烈的要求。4月9日,日本政府對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做了答復說:“日本政府鑒於擴大日中貿易的必要性,將尊重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的精神,在日本國內各項法令的范圍內,同時根據沒有承認政府這個事實,還考慮到目前的國際關系,給予支持和協助,以便達到擴大貿易的目的。”

  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等三團體在接到日本政府答復的當天,將該項復文航寄給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主席南漢宸。南漢宸主席經請示中央並與國務院外辦研究,於4月13日電復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等三團體負責人池田正之輔、山本熊一,指出日本政府的答復不但沒有提出任何應有的明確的保証,而且蓄意進行破壞,復電說:

  “我方研究了日本政府關於第四次貿易協定所做出的答復。這個答復表明,日本政府對於第四次中日貿易協定的實施,不但沒有提出任何應有的明確的保証,而且蓄意進行破壞。我方斷然拒絕接受這個答復。航郵轉來的答復正文,將原封退還。”

  南漢宸認為協定的最主要精神是友好,而日本政府的“答復”一邊說要尊重協定的精神,一邊卻強調無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要尊重同台灣蔣介石集團的關系,並以不承認中方機構“具有官方的特權地位”為借口,公然聲明不承認中方機構有權懸挂本國國旗。這不是“尊重”,而是蹂躪協定的精神,破壞協定的基本原則,與中國為敵。

  南漢宸指出日方對協定的“支持和協助”有三個前提條件,第一個是在“國內各項法律的范圍內”。本來,尊重駐在國的法律和風俗習慣是理所當然的,問題在於日本政府把國內法作為一種限制性條件,不是保証協定的實施,而是加以阻撓和破壞,例如懸挂國旗問題,日本當局早就表示,日本刑法第92條關於損毀外國國旗的懲罰協定,不適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岸信介4月9日又說,損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行為,隻能根據損害私人財產的刑律來處理。同樣是國內法,在這個問題上哪一條都不適用,目的都是使中方機構無法懸挂本國國旗。當時大家都感覺到,沒人能保証日本政府不會同樣以國內法為借口,使中方機構和所屬人員得不到安全保証和工作便利。

  南漢宸氣憤地指出日方第二個前提條件是“根據沒有承認政府這個事實”。中日貿易協定是雙方民間團體的協定,根本不牽涉到兩國互相承認的問題。誰都知道這個答復是同蔣介石集團進行多次秘密會談作出的,其實際含義是要討好蔣介石集團。所謂“官方的特權地位”完全是憑空捏造。中日兩國、中日兩國民間團體和商品展覽會在對方國家懸挂本國國旗,過去從來沒有因為沒有邦交而感到不便。雙方懸挂國旗當然是代表自己的國家,把國旗說成是私人財產,倒是聞所未聞的今古奇談。

  南漢宸指出日方提出的第三個前提條件是“考慮到目前的國際關系”,顯然是指日美關系。協定簽訂后,美國政府不僅對日施加壓力,粗暴干涉,而且指使蔣介石集團對日採取威脅性措施。在這種情況下,“考慮國際關系”隻能意味著屈從美國政府的意志。

  南漢宸指出日本政府虛偽地表示對協定“支持和協助”,隻是為了國會即將舉行選舉,三個前提條件實際上是使協定無法實施。日本政府的答復,最后還說要“達到擴大貿易的目的”,似乎認為即使在屈辱和不平等的條件下,中國也非同日本進行貿易不可。應該記得“禁運”沒有能夠扼殺中國,今天的中國已經不是20年前的中國!

  南漢宸主席在復電中逐句批駁了日本政府答復的謬論后說:“貴方對於中日協定的簽訂曾經盡了極大的努力,日本人民對於這個協定也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我方不能不坦率地指出,在日本政府設置的障礙沒有掃除以前,這個協定是無法實施的。”
  
中國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

  《人民日報》4月15日發表社論《再論岸信介政府破壞中日貿易協定》,對南漢宸的對日復電表示,“我們完全支持中國國際貿易促進會所做出的嚴正表示”,接著嚴肅指出:“岸信介政府企圖玩弄兩面三刀的手法達到潛在的帝國主義野心的目的,不僅在中國人民面前行不通,而且也將使其他亞洲人民更加認清它的真正面目”﹔“岸信介一面對中國人民顯示出露骨的敵意,一面想從中日貿易中撈一把,那是絕對辦不到的。”

  中國擔心的事情果然很快發生了,5月2日在長崎舉辦的中國郵票剪紙展覽會上懸挂的五星紅旗,被日本暴徒公然扯下,長崎日中友好協會等主辦團體要求日本當局嚴懲暴徒,但日本當局卻按照“不承認中國國旗”的說法,以“輕微犯罪”罰款500日元了事。

  對此,南漢宸、雷任民氣憤地代表中國貿易促進會,立即打電報給日本國會議員促進日中貿易聯盟、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本日中輸出入組合等三團體,指出這個事件不是偶然的,在事件發生之前,台灣方面曾要求長崎地方當局和展覽會摘下中國國旗,但是遭到拒絕。事件發生后,日本當局立即釋放了日本犯罪分子,這是公開侮辱中國國旗的行為,中國人民表示十分憤慨。這個事件應由岸信介政府負全部責任並承擔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5月9日,陳毅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發表談話,逐步把對日關系降到零點。
  
打開僵局的艱苦努力

  為打開處於極端困難狀態的中日關系,周總理1960年8月23日會見日中貿易促進會專務理事鈴木一雄時,提出政府協定、民間合同、個別照顧的貿易三原則。周總理特別對個別照顧進行解釋說,你們日中貿易促進會可以根據上述中日貿易三原則,對你們認為友好的、有可能做的、對雙方都有利的生意,可以進行介紹。可以同中國的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南漢宸接洽,他們懂得這個原則。個別照顧,中華全國總工會也知道,可以找總工會談。

  “貿易三原則”傳開之后,許多日本商社企業紛紛表示衷心擁護與接受,願意在承認“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和“政經不可分原則”前提下,與中國恢復和發展貿易關系,這就要選定友好商社。

  據南漢宸調查,有許多中小商社從50年代已經和中國有貿易往來,他們的商社和企業規模雖然不大,但他們所從事的中日貿易的范圍是相當廣泛的,最多的是農產品、水產品、鋼鐵、纖維、工藝美術、肥料、礦產、畜牧、書籍、醫藥品(特別是中藥)、香料等,涉及兩國民間經濟活動的各個領域。在地域的分布上,基本上以東京、大阪、名古屋、京都、神戶為中心,但在從北起札幌南至鹿兒島包括長野、群馬、廣島、靜岡等地,他們對中國態度友好,離開從中國進口的豬鬃等原料就寸步難行,對他們應該予以照顧。

  日本中小商社經日本日中貿易促進會、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日中友好協會等團體和友好人士的介紹,向中國貿促會表明進行貿易的願望,再經日方團體審查,從日本中小商社負責人中選拔承認中日關系政治三原則、貿易三原則、政治經濟不可分原則合格者,推薦給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主席南漢宸,由中國貿促會核准才能成為友好商社,他們受理后復信表示同意建立業務關系,郵寄發送廣州交易會請帖,同時通報給當時歸口經營具體業務的各專業進出口總公司和有關部門備考,有此資格者再與中國有關貿易公司聯系,簽訂民間貿易合同。

  1961年4月,南漢宸向日方首批被批准的38家友好貿易商社發出參加廣州出口商品交易會的邀請,南漢宸在廣州熱情接待。在廖承志、南漢宸協助下,中日工會代表1960年5月在廣州就首批“照顧物資”的細節達成協議,第一次成交的生漆7月運抵橫濱,在日本產生了很大影響。從10月開始,日本貿易商開始到北京洽談業務,中日貿易逐步發展起來了。
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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