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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明史研究專家吳?的《朱元璋傳》
楊建民(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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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元璋傳》,是明史研究專家、曾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的一部史學專著。正常來說,這樣一部著作應該與毛澤東不會有太大關系。但事實上,這部書中小到個別人物命運走向的資料探尋,大到全書總體基調,都受到了毛澤東相當大的影響。這些影響,在《朱元璋傳》中留下明顯的痕跡。

  一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應友人的約請,用兩個月的時間,編寫出一本《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的歷史通俗小冊子。編寫這冊書的目的,與吳?當時的經濟狀況有很大關系。當時吳?在敘永分校,到昆明的來回路費支出,弄得他幾乎傾家蕩產。他的家鄉淪陷於日軍鐵蹄下,母親和妹妹衣物蕩然無存,無以為生﹔此時國統區內的物價又天天上漲。在實在沒有法子支持下去時,友人來約稿,對方給的稿酬不低,有1萬元。吳?后來說:“抵得上半年多的薪水,於是不能不欣然同意了。”這筆錢先拿到手3000元,吳?立即寄了2000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余下1000元,便作了妻子的醫療費。

  據吳?后來在1964年的說法,此書寫作還有另一個原因:“由於當時對蔣介石集團反動統治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的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可以說,是經濟和政治兩方面的因素,促使吳?寫出了這樣一部小書。

  這本小冊子后來先后出了兩個本子。一為《由僧缽到皇權》,二為《明太祖》。之所以分出兩冊,經濟因素佔得甚大。多出一次,稿酬可以多得一些,這是當時無可回避的現實。《由僧缽到皇權》中,有明顯借古諷今的內容。書中第四章,題為“恐怖政治”。從史料入手,討論了胡惟庸、藍玉等朱元璋一手制造的冤案,揭露了朱元璋大量誅殺臣屬的情形。朱元璋在位時,文字獄尤為嚴重。吳?運用史料,列舉出大量例子,對這種黑暗的統治方法及手段,給予了強烈的批判。吳?還揭露了朱元璋組織錦衣衛這樣的特務組織,鎮壓威懾各級官員及百姓的情況。書中寫道:在各種場合──“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集會場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樣的人在活動。”這與當時的國民黨形成了鮮明比照。

  《由僧缽到皇權》寫於抗日戰爭的烽火時期。當時資料匱乏,連一些基本的書如《明太祖實錄》、《高皇帝文集》等也找不到。幸好吳?素來有積存卡片的習慣,有一些重要的資料零星地記在上面﹔更主要的,吳?對明史相當熟悉,這就使他有可能在短時間完成這部不失閱讀興味的小冊子。盡管如此,吳?畢竟具有嚴謹的治學態度,不久后就對此書表示不滿。他決定回到北平后,在史料充裕的情況下,將此書重寫一次。1946年,清華大學遷返北平,第二年,吳?便開始了對《由僧缽到皇權》的全面改造。由於資料豐富,這次書的篇幅也增加了將近一倍。為與前書有所區別,這個改造本使用了《朱元璋傳》這個書名。

  二

  毛澤東與吳?開始發生聯系,正是因為這本《朱元璋傳》。1948年8月,此書初稿寫定時,吳?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協的號召,從北平輾轉前往解放區,《朱元璋傳》原稿也被他隨身攜帶。同年11月,吳?來到當時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在這裡,他受到了毛澤東與周恩來的親切會見。

  在交談中,毛澤東詢問吳?最近有何著述,吳?便將這部手稿交給毛澤東閱讀。毛澤東向來愛好博覽群書,於是在百忙之中,抽暇開始閱讀這部書稿,閱讀中有了感觸,還“特別約(吳?)談了一個晚上”。這次約談當然是圍繞這本書來的。給吳?特別深刻印象的,是毛澤東“除掉指示出書中許多不正確的觀點以外,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顯然,這次約談對吳?震動很大,以至他在1950年2月發表的《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裡,還鄭重地認為:“(談話)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

  那麼,毛澤東指出的“彭和尚”是怎麼回事呢?彭和尚是指元末民間組織彌勒教的首領彭瑩玉。他借傳教之際,組織力量,后來拉起了起義隊伍,成為首領。但起義成功后,他便不見了,史料上也不見有什麼記載。當時的吳?,對自己參與政治活動,也認為是應社會一時之需。他曾與聞一多相約,“等到民主政治實現,便立刻退回書齋,去充實自己,專心著作”。所以,他認為彭瑩玉和尚“功成身退”,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傳》一書中,對“彭和尚”的結局,他便發出這樣的贊嘆:

  “彭瑩玉可以說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氣,勤勤懇懇播種、施肥、澆水、拔草。失敗了,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做起,決不居功,決不肯佔有新播種的果實。第一次起義稱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壽輝,雖然誰都知道西系紅軍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師的名字會嚇破元朝官吏的膽,但是起義成功以后,就煙一樣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間去了。任何場所以至記載上,再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了。”

  毛澤東是政治家、革命家,對歷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場和見解。他當時對吳?說: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該有逃避的行為……毛澤東還有這樣的判斷: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在退回《朱元璋傳》原稿時,毛澤東還特地給吳?附上一函,除了肯定書的優點,還從整體上談了對該書存在問題的閱讀感受:

  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工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吳?字辰伯,“似尚未完全”的“完全”二字下,加有著重號。雖然毛澤東提出建議,但由於當時工作匆忙,吳?已來不及對全書進行大的改動了。這部稿子,大致還按原來的樣子,在第二年4月,由在上海的三聯書店印了出來。

  三

  幾個月之后,吳?與錢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托,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進行接管。吳?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同年11月,他又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此時的他,也難以返回書齋,過他所向往的讀書生活了,所以,1950年初,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較全面的檢討,寫出了《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文中除了對自己成長經歷、求學以及做學問過程進行回溯分析外,對毛澤東指出《朱元璋傳》中的具體問題,也在思想上做了檢討:

  “我和(聞)一多都具有知識分子的潔癖,孤高自賞,脫離群眾。自以為清高,其實是逃避,自以為超階級,其實並不如此,在我的《朱元璋傳》裡也濃厚地透露出這樣的思想。

  我寫一個元朝末年的革命組織者領導者彭和尚,一輩子做宣傳、組織工作,是西系紅軍的領導人,他堅強不屈,領導人民斗爭,跌倒了舐舐血爬起來又前進。但是到徐壽輝起義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見了。我對這個人贊嘆不已,認為功成不居,不是為了做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當然,我很中了《史記》的毒,吃了張良的虧。但是司馬遷張良不能替我負責,我得對我自己負責任。”

  其實,吳?的這些缺點,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大致都有的,也算不得什麼過錯。但是,面對當時如摧枯拉朽的革命形勢,這樣的想法就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吳?之所以這樣說,除了性情因素,也是時代潮流推動所致。

  對於毛澤東當時對“彭和尚”結局的推斷,這篇文章也有了回應:“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細翻《明實錄》,居然查出,又過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軍隊所擒殺。這樣看來,他並沒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爭到底。”“在我的書裡面,不但看法是錯誤的,連史料也是不完備的。”

  如此看來,這部《朱元璋傳》就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重新予以理解和修改的必要了。在與毛澤東交談和讀到毛澤東的信之后,吳?開始了對“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的學習。他細讀了列寧的《國家與革命》,認識了國家的意義、階級的意義﹔他還認真閱讀了《毛澤東選集》,對馬克思主義如何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進一步的體會﹔他尤其感到,從毛澤東的著作裡,他“懂得了辯証法的運用”。通過這些學習,他說:“我不再贊嘆彭和尚了,我已經應人民的征調,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務。”

  在這段時間裡,吳?一面緊張工作,一面思考。從“贊嘆彭和尚”的功成身退,到進政府為人民服務,這中間有了很大的轉變。所以,吳?並未立即開始動手修改《朱元璋傳》,而是“蹉跎”了5年。到了1954年4月,吳?才下定決心,擠出時間,按當時的思路和對毛澤東指示的領會,開始重寫《朱元璋傳》。

  這是第三次修改這部書了。因工作繁忙,吳?斷斷續續用了一年的時間,將書稿修改完成。可是,面對時代的進步,吳?反倒沒有信心起來。所以,這次修改稿並沒有正式出版,而是油印了100多本,分送給各方面專家及朋友,以聽取意見,當初提出意見的毛澤東當然在其中。

  當時反饋回來的意見,多和時代潮流相關。很多學者指出這個本子用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分析得還不夠。對此書分量最重的意見,自然來自毛澤東。毛澤東認為: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指朱的晚年)。

  這,也許是吳?始料未及的。

  吳?當初寫這部書,除經濟原因外,政治上就是為了“影射蔣介石”,借古諷今,指桑罵槐。既然如此,對朱元璋的描寫,怎麼會好得起來?何況朱元璋后來誅殺大臣,禍害百姓,用錦衣衛等特務手段制造社會恐怖,大興文字獄,迫害知識分子的情況,正史、野史均有充分記載,這也是吳?當初選他出來作為反面人物,以諷時世的基點。可眼下,毛澤東提出這樣的意見、建議,幾乎有著使《朱元璋傳》基點動搖、傷筋動骨的味道。

  四

  以階級關系、階級矛盾的眼光分析不夠,再加上毛澤東的被吳?概括為“對朱元璋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也不夠全面”的意見,使吳?十分為難。以他當時的觀念,以他所受到的嚴格的歷史學研究方面的訓練,一下子要將這些意見建議消化、吃透,並立即改正過來,顯然有太大的困難。

  此書對史料的運用大約已經很充分了,現在主要是思想、角度,就是如何來看待和運用這些史料的問題,這的確使吳?更難措手。因此,等到下決心修改《朱元璋傳》時,已是再度“蹉跎”了9年之后的1964年。

  1964年2月,生病休假中的吳?,開始了對該書的第四次改寫。因為時間充裕一些,每天都可以動筆,經過兩個多月,《朱元璋傳》終於定下稿來。

  在定稿的“自序”中,吳?還談到了重寫這本書的目的:“是想通過對這個具體人物的敘述,了解這個人物所處的時代﹔通過對這個具體人物的總結,提供對歷史人物評價的標准、尺度……”

  那麼,這個定本,與先前的本子相較,有哪些明顯地修改呢?在《由僧缽到皇權》這個小冊子裡,吳?對朱元璋一手制造的胡惟庸、藍玉等冤案,做了詳細地揭露﹔記錄了他以此誅殺臣屬就達5萬人之眾,以致“殺得全國寒心,出現了人人戰戰兢兢”的局面。此次改定本中,雖然仍存留下被殺的重要大臣名單,及其他被濫殺的大致人數(10多萬人),但卻對朱元璋的這一行為做了一番“矛盾分析”:“貴族地主對人民的非法剝削,對皇朝賦役的隱蔽侵佔﹔淮西集團對非淮人的排擠、打擊﹔軍事貴族可能發生叛變的威脅﹔相權和君權的矛盾,這些內部矛盾的因素隨著國家機器的加強而日益發展,沖突日益嚴重,最后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還說:“他用流血手段進行了長期的內部清洗工作,貫徹了‘以猛治國’的方針,鞏固了朱家皇朝的統治。”盡管如此,讀《朱元璋傳》,內中展示的隨意誅殺官員乃至百姓的作為,仍讓人觸目驚心。在這一點上,吳?仍堅守了一個歷史學家的史德。

  對於毛澤東要把朱元璋“寫得好點”的建議,吳?雖然做了小幅的調整,仍很難得出朱元璋是個好皇帝的結論。隻是在結尾的總體評價中,吳?才運用當時人們熟悉的兩分法,宏觀上將朱元璋做了一番肯定:“和歷史上所有的封建帝王比較,朱元璋是一個卓越的人物。他的功績在於統一全國,結束了元末20年戰亂的局面,使人民能夠過和平安定的生活﹔在於能夠接受歷史教訓,對農民做了一些讓步,大力鼓勵農業生產,興修水利,推廣棉花和桑棗果木的種植,在北方地多人少地區,允許農民盡力開墾,即為己業,大大地增加了自耕農的數量﹔在於解放奴隸,改變了元朝貴族官僚大量擁有奴隸的落后局面,增加了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在於嚴懲貪官污吏,改變了元朝后期的惡劣政治風氣……這些措施都是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的,有利於社會的前進的,是為明朝前期的繁榮安定局面打了基礎的,是應該肯定的。”

  最后,他對朱元璋下了這樣的定論:“ 如上所說,朱元璋有許多功績,也有許多缺點,就他的功績和缺點比較起來看,還是功大於過的。他是對社會生產的發展、社會的前進起了推動作用的,是應該肯定的歷史人物。在歷代封建帝王中,他是一個比較突出、卓越的人物。”

  五

  1965年2月,這本吳?費了很大心血修改成的《朱元璋傳》,終於再次由三聯書店印出,可時間距前次出版已過了10多個年頭。對於素稱快手的吳?來說,個中意味大約也頗難一一道明。

  該書出版后,由於文筆生動簡練,史料扎實,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當然,吳?首先會給毛澤東送上。雖然與毛澤東最初提意見、建議相隔很久,但畢竟盡最大可能按照他的思路做了調整,所以,毛澤東也表示了贊許。可以說,在中國史學專著裡,受到毛澤東如此直接和深入影響的,《朱元璋傳》大約是首選之作。

  當然,這部書仍然是吳?的著述。作為一個受過嚴謹訓練的明史專家,他還是對毛澤東的建議做了長時間的思考,而並不貿然落筆。這從毛澤東提意見后,此書久久不能修訂出來的過程可以看出。雖然有毛澤東對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應該肯定和寫得好點的意見,可吳?仍將朱元璋暴虐的一面寫得相當充分。對他大量殺人,大興文字獄,運用特務手段威懾人民的行為,仍一一運用史料,予以展示。這也保持了作為歷史學家的自主認知和判斷。這也許是《朱元璋傳》在數十年之后,仍然能作為史學專著立住腳跟、經受住歷史檢驗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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