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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何叔衡的三個女兒
易鳳葵 袁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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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近、現代史上誕生了許多杰出的女性,她們中有很多是同胞姐妹。這些同胞姐妹,有的出自名門望族,有的出自革命家庭。湖南寧鄉的“何家三姐妹”,就是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的3個女兒——何實懿、何實山、何實嗣。

  她們生長於英雄輩出的地方,紅土地培育了她們與眾不同的氣質和品性

  沙田位於寧鄉縣西部山區,偏僻而寧靜。“山不在高,有仙則名。”就在這樣一個偏僻的小山鄉裡,卻誕生了何叔衡、謝覺哉等一批杰出人物。

  何家三姐妹生於斯、長於斯,從小就在父輩的影響下,經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禮。她們的名字都是父親取的,而且都有些來歷。由於她們三姐妹分別在沙田何姓家族同輩中排行第十一、十三、十四,父親在為她們取名時,充分考慮了這一點,取其排行諧音為其名。除了遵循家族的傳統外,何叔衡給女兒們取的名字還另有深意。大女兒何實懿於1903年出生,而在此之前,何叔衡與妻子袁少娥的第一個兒子不幸夭折。對於女兒的出生,其他家人都反應冷淡,惟獨何叔衡對女兒的出世是滿心歡喜,並為其取名“實懿”,希望她將來成為女中典范﹔二女兒何實山於1905年1月12日出生。何叔衡並不像妻子一樣對生的又是女兒感到喪氣,為了安慰妻子,也為了向家人、親友表示他並不看輕女孩,何叔衡還特意在二女兒“三朝”那天擺酒請客,並為她取名“實山”,希望她做一個實實在在、頂天立地的人﹔三女兒何實嗣於1908年4月出生。至此,何叔衡已有3個女兒了,卻無一個兒子。這一次,舉家上下和親戚本家都慫恿他納妾了。面對這種封建傳統的壓力,何叔衡終於忍不住憤怒了,他大聲對前來勸其納妾的人說:“誰說我斷了后?有女就是有后,這個女兒我就叫她實嗣,她就是我家的實際繼承人。”

  杓子沖的楓葉由綠變紅、又由紅變綠,三姐妹都已到了讀書的年紀。俗話說:“三歲看小,七歲看老”。姐妹3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也許隻能說是父親給取的名字太貼切了,她們名字都恰如其分的反映出各自的性格。大姐實懿不但長得水靈,而且從小就溫柔乖巧,算是姐妹中最勤快、最聽話的了,她的性格像極了母親﹔實山的性格則極為敦厚,待人誠懇,姐妹中一有矛盾,她總是第一個出來“調停”,姐姐和妹妹都願意聽她的,同村的伙伴們也最愛和她一起玩﹔隻有實嗣是男孩子的個性,從小膽子天大、敢做敢當,甚至同村的一些男孩子都怕她,性格頗像父親。

  對於這3個寶貝女兒,何叔衡打心眼裡喜歡。他對女兒的愛不僅表現在為其取名上,還體現在以父親的慈愛和師長的嚴厲來培育她們成長。在那個動蕩不安的年代裡,何家三姐妹是幸運的,她們有幸在沙田這方紅色熱土出生、成長,她們更有幸擁有一位思想開明、有遠見卓識的父親。何叔衡一貫認為男女應當平等,對“重男輕女”的封建陋習深惡痛絕,這一思想也深深影響到了3個女兒。有一年暑假,何叔衡從學校回到家中,剛到門口便見到女兒們一字排開坐在門檻上,口中念著“笑莫露齒,話莫高聲”之類的封建禮訓,覺得又好氣又好笑。他摸著女兒們的頭說:“我的女兒不要學這些臭規矩,你們有話可以大聲講,想笑就放聲大笑吧!來,現在比賽,看誰的笑聲最大!”霎時間,父女4人的笑聲響徹何家大屋,引得屋裡的人都出來看熱鬧。何叔衡還堅決不允許家裡給3個女兒裹腳,他把家裡的裹腳布全搜攏來用刀砍碎,還作《放腳歌》一首:

  ……

  走起路來像殘疾,搖搖擺擺出洋相。
  快學何家閨女樣,大手大腳好姑娘。

  后來這首《放腳歌》在當地廣為傳唱,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1921年是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關鍵之年,也可以說是決定何家三姐妹命運的一年。這年盛夏,剛剛參加完中共一大的何叔衡從上海回到了沙田,對3個女兒的人生道路作了安排和指引。此時,何實懿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不但模樣俊俏,而且生性溫柔細膩、善解人意。父親走后不久,她便嫁給了附近一個姓王的忠厚農民,盡自己最大的能力照顧、陪伴著爺爺和母親。實山、實嗣姐妹早就在寧鄉縣城讀書。實山在寧鄉女子職業學校,實嗣在寧鄉第一女校。在學校讀書期間,她們帶頭剪掉了象征封建傳統的辮子,表達了同封建思想徹底決裂的決心。何實山積極參加學生運動,在實踐中鍛煉自己﹔而何實嗣則是學校學生會的負責人之一,在同學中威望頗高。1923年上半年,寧鄉第一女校調來一個叫段蘊輝的人當校長,此人是個守舊派,滿口“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之類的言論。有一次,此人又拿這些陳詞濫調來畢業班訓話,不滿16歲的何實嗣實在忍受不了,就站起來質問:“五四運動都過去這麼多年,清王朝也早已推翻,段校長怎麼老是宣傳這些封建思想?婦女解放還要不要?”校長哪能容學生頂撞,於是破口大罵,罵實嗣是不受教育的東西,養女不教如養豬。如父親一樣耿直坦蕩、感情強烈的實嗣哪受得了,於是與之對罵起來。段校長氣得面紅耳赤,走過來准備將她拖出去,她竟一拳打在了校長當胸。這還了得,校方開除了何實嗣學籍。后來何叔衡知道此事后,笑著說:“我的女兒敢打保守校長,這還不錯。”1925年,姐妹倆在父親的引導和安排下相繼走上了革命道路。

  革命戰爭年代,她們舍小家為大家,為了共同的目標奮斗著

  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何實山與何實嗣一同從長沙回到寧鄉工作。此時的何實山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與幼年同伴、少時同學的中共地下黨員夏尺冰結婚。姐妹倆回到寧鄉后,發現縣團防局等反動武裝在到處捉拿共產黨員,沙田老家早已不能立足了。不僅如此,她們還遭到族人的驅逐,不准姓何。隻有大姐何實懿仍默默堅守著,家中稍有些事,她便想方設法回來幫著做。在那樣的困境中,何實懿對這個家的照顧是爺爺和母親最大的慰藉。實山、實嗣雖然很想見見母親和姐姐,但迫於形勢隻能徒嘆奈何。她們在組織安排下來到唐市張氏族校,以教書為掩護秘密為黨工作。不久后,中共寧鄉縣委機關也秘密遷到唐市,何實山擔任了婦女委員,何實嗣負責青年工作,仍以教書為掩護。姐妹倆的工作逐漸繁忙起來,露面的次數多了,麻煩也來了。“何叔衡的兩個女兒都在張氏族校教書”的消息不脛而走,危險在悄然逼近……

  1928年4月初的一天,天還沒大亮,張氏族校便被團防局悄悄圍住了。幾個男黨員在縣委書記姜運開的帶領下從后牆下面的池塘逃走了,何實山、何實嗣不會游泳,隻得另想辦法。情急之下,姐妹倆趕緊把平時學員們做的一些普通服裝換上,打扮得越土氣越好,決定實在躲不開了就說自己是女子職業班的學員——女子職業班的學員都是成年婦女。學員們知道消息后,為了掩護她們,都往學校裡面涌,等天亮后裡面已有了許多人,然后故意又以今天不能上課為由要出去。隨著人的出出進進,何家姐妹就夾雜其中溜出去了。團丁們圍到中午,一無所獲。經歷這次險情后,姐妹倆先是投奔了安化縣的一個親戚家,后來又回到寧鄉,住進何叔衡少時同窗——徐瑞貞的家裡,在這一住就是半年。在此期間,何實山生下了第一個、也是惟一的一個兒子,后來夏尺冰給兒子取名“威遜”。不久后,何實山隨夏尺冰一起到湘陰的中共湖南省委機關工作,小威遜隻好放在寧鄉的親戚家寄養。何實嗣則轉移到上海。

  1928年秋,何實嗣第一次踏上了上海的土地,但她沒有見到父親何叔衡,何叔衡此時已遠赴蘇聯參加中共六大去了。組織上將何實嗣安排在由毛澤民負責的聚成印刷公司工作。在這裡,一位上海小伙子逐漸引起了她的注意。他叫杜延慶,上海嘉定人,為人熱情誠懇,對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的何實嗣照顧有加,還介紹何實嗣轉為了中共黨員。慢慢的,何實嗣對這個清瘦的上海小伙子產生了好感,她感到這位青年身上有一股力量在時刻感染、激勵著自己向上。杜延慶也暗暗喜歡上了這個開朗大方的湖南妹子。這年冬天,印刷廠被查封了,毛澤民立即宣布疏散全部工人,聽候黨組織的下一步安排。1929年春節后不久,杜延慶和何實嗣在毛澤民家裡置辦了一桌新婚酒席,一對有情人就在這樣的危難時刻結成了革命伴侶。婚后,何實嗣隨杜延慶回其老家嘉定。1930年,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杜忠厚出生。何實嗣夫婦隻在嘉定休養了幾個月,便返回上海工作,小忠厚隻好放在嘉定。回上海后,他們仍從事印刷工作,隻是不在同一個廠。1930年9月,杜延慶因印刷廠暴露而被捕,被判8個月監禁。1930年秋,何叔衡返回上海。不久何實山、夏尺冰也來到上海。

  何實山在來上海前已懷上了第二個孩子,由於路上的奔波勞累,她到上海不久便因病流產了,醫生說她不宜再生育,動員她做了子宮切除手術。這意味著她從此不能再為人母。何實山養一段時間后,被組織分配到毛澤民負責的印刷廠,和妹妹實嗣同做裝訂工作。那時的局勢已非常緊張,中共的地下機關大多被破壞了。何實山在印刷廠工作才幾天,便與妹妹一道被捕了。在獄中,姐妹倆裝成鄉下來的年輕人,說是不懂政治,來上海做工,為了混口飯吃才到印刷廠當小工的,國民黨的警察一時半會兒也拿不到其他証據,就暫時把她們關起來。

  一個女婿和兩個女兒先后被捕,令何叔衡心急如焚,正當他思謀著如何設法營救時,報上的一條消息卻令他如雷擊頂——夏尺冰在長沙英勇就義。夏尺冰是3月初從上海返回長沙的,由於交通員叛變,他剛到長沙就被捕了。敵人知道他是何叔衡的女婿后大喜過望,企圖從他口中得到重要情報,便對他嚴刑逼供、反復提審,前后折磨了兩個多月。他咬著牙,矢口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終於使敵人老羞成怒。6月15日,夏尺冰以一腔熱血染紅了長沙的土地,用生命詮釋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堅定信念。

  何實山與何實嗣出獄后,何叔衡將夏尺冰犧牲的噩耗告訴了她們。面對這突如其來的巨大打擊,何實山幾乎暈厥過去,扑到父親懷裡泣不成聲。此后很長一段時間,何實山都無法擺脫這種讓心靈滴血的傷痛。是年底,她被調到了中共中央交通局,主要做內勤工作。該局的負責人就是此前和夏盡冰、何實山一道來上海的陳剛。陳剛已經知道夏尺冰犧牲的消息,十分同情何實山的艱難處境,在生活上、工作中處處關心她,這讓何實山在感激之余更增添了一分力量,漸漸從悲痛中走了出來。

  1931年11月,由於上海的環境日益惡劣,中共中央決定要何叔衡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去。正式啟程前一天,何叔衡叫來女兒、女婿,也把陳剛請來了,在住處親手置辦了一小席酒菜,算是自己的告別宴。何叔衡最不放心的就是二女兒:“實山啊,尺冰是不能復生的,合適了,經黨組織批准就結婚,也好相互有個照應。”他邊說邊看著陳剛。實山已是滿臉緋紅,陳剛則默默地點了點頭。接著,何叔衡從手上摘下一個刻著“衡”字的戒指遞給何實山,“你結婚時我肯定不會在場,這戒指就送給你作紀念吧!”他又叮囑已有孕在身的何實嗣,要她注意身體,有精力就多為黨做一些工作。何叔衡對兒女們說:“既要隨時准備為革命事業獻出生命,也要盡可能避敵鋒芒,堅決不做不必要的犧牲。”不曾想,這竟成了何叔衡對兒女們最后的叮囑。

  當時的交通局除了聯絡、溝通上下關系外,還有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收發各黨組的交通經費,而這也是何實山的主要工作。她是外地人,經常要攜帶錢物出入各處,不但要躲避警察特務,還要防范地痞流氓,有好幾次都是身處險境,幸而她膽大心細,一一化險為夷。1932年2月,何實山和陳剛經黨組織批准正式結婚,成為相伴一生的革命伴侶。

  由於地下工作的關系,何實山與妹妹何實嗣雖然相距不遠,卻極少有機會見面。1932年夏天的一個傍晚,何實山正在准備晚飯,杜延慶突然來了。還沒來得及喘口氣,杜延慶便說:“我……她,她生了!”何實山欣慰一笑:“是啊,是時候了哩!你也別太急,好不容易來一趟,吃了飯再走吧。”“不了,我還要回去照顧她。”杜延慶說著便往外走。“那生的是……”何實山急忙追問。“嘿,是男孩!我先回去了。”何實山追了出去,沖杜延慶的背影喊道:“你看你急的!告訴妹妹,過兩天我就去看她。”兩天后,她便和陳剛一道特意去了一趟妹妹家。姐妹見面,倍覺親切,實嗣拉著姐姐閑話家常,陳剛和杜延慶兩個大男人自覺去張羅午飯。飯桌上,大家聊起了父親,決定由杜延慶執筆,代表他們4人給父親寫封信,告知他們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情況。臨走時,何實山把身上的錢都給了何實嗣,叮囑她多吃點東西,注意身體。

  這年春夏之交,溫柔賢淑的何實懿不慎感染傷寒,在那個缺醫少藥的小山村一病不起,不久后便不治身亡,年僅29歲。何實懿一輩子都沒有走出沙田,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事跡,但她繼承了父親的秉性,甘為革命充當后盾,為這個革命的家庭默默奉獻了一生。

  1937年“七七事變”后,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何實山、何實嗣姐妹被組織安排在后方工作,她們同樣也在戰斗,隻不過是處在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早在1935年夏秋時節,陳剛、何實山夫婦先后被派往莫斯科工作和學習。隨著全國抗日形勢的高漲,“回國抗日去”的念頭在他們腦海中越來越強烈。1937年底,他們輾轉來到延安,卻沒有見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父親。何實山心頭掠過一絲不祥的預感。幾日后,他們一同去看望了父親的同鄉兼老友謝覺哉。寒喧過后,何實山急急地向謝老詢問起父親的情況。誰知謝覺哉把身子背了過去,良久,才轉過來對何實山說:“實山,要挺住,你父親已經不在人世了。他是個好人,是牛一樣的硬漢……”說著已是老淚縱橫。原來,何叔衡早在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長汀轉移途中就不幸犧牲,用生命實踐了“為蘇維埃流盡最后一滴血”的諾言!這個消息對於何實山來說無異於晴天霹靂,她大哭了一場,久久不能釋懷。而遠在重慶的何實嗣因為丈夫杜延慶善意的隱瞞,對此還一無所知。直到1940年夏從重慶來到延安后,何實嗣才從姐姐口中得知父親早已犧牲,姐妹倆抱頭痛哭了一場。這年重陽節,何實山、何實嗣夫婦4人相約來到寶塔山,採菊為香,將酒酹地,以抒發對父親的無盡哀思……

  在延安,姐妹倆經常見面。這是一段愉快的生活,她們先后進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結業后,何實山被分配到中央情報部,擔任了人事處處長,何實嗣則留在中央黨校秘書處工作。陳剛擔任了中央社會部第二室主任,而杜延慶則干回老本行印刷工作,不久又擔任了中央印刷廠副廠長。1945年,他們分別以中央機關代表和四川代表的身份參加了中共七大。這是我黨歷史上一次具有裡程碑意義的會議,同樣也為何實山、何實嗣之后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是年底,陳剛與何實山遠赴東北,從這時起,何實山更名為石礎。次年初,杜延慶和何實嗣再赴重慶,開展工會工作。

  她們與共和國同呼吸、共命運,雖歷盡滄桑仍然堅持自己的信仰和正確的方向

  1950年仲夏,古城西安。何實嗣以前來過這裡,這次卻要長住了。杜延慶此時已擔任西北總工會副主席,中央照顧他們的夫妻關系,分配何實嗣到西安工作。何實嗣把自己在北京的一些情況告訴了丈夫。原來,何實嗣是隨中央機關一同進入北京的,她先是在統戰部工作,后來調任政務院科長。全國解放前夕,她又被調回中南海印刷廠擔任黨支部書記。廠子隸屬於政務院,規模不大,要求卻很高。新中國成立伊始,各種機構剛剛成立,文件、報告印刷量大得驚人,何實嗣的工作非常繁忙。她給丈夫講起了第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情景,描述了毛澤東作報告時的神採,以及后來中央的領袖們和她們這些工作人員合影的情景,神情異常興奮。那時姐姐何實山也在北京,姐妹倆經常會面。實嗣還告訴杜延慶,姐姐去了一趟湖南寧鄉的老家,看望了年邁的母親,並帶回了她的兒子威遜。

  剛到西北總工會時,何實嗣擔任了勞保部長。沒多久,她就坐不住了,恰好當時要派一支工作隊入新疆,何實嗣毫不猶豫地報了名,並獲得批准。到新疆后,她又主動請纓到伊犁工作。省裡的領導開始不同意,因為那裡形勢復雜、環境凶險,擔心她的安全,可她的態度異常堅決,領導隻得同意。何實嗣到伊犁工作了幾個月,不怕苦不怕累,做事雷厲風行,冒著各種潛在的危險向工人宣傳我黨路線方針和民族政策,通過她的宣傳發動,那裡的工會民主改革很快就如火如荼地展開了。由於工作中的突出表現,何實嗣得到了上級的認可和同志們的愛戴。1954年,她作為西北總工會的代表隨李貞將軍率領的代表團訪問了蘇聯。同年,她與丈夫被調到中華全國總工會。回到全總后,夫妻雙雙被安排到干部學校學習,一學就是3年。

  1958年起,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隨著“五風”錯誤的泛濫,全國經濟形勢越來越緊張,許多地方甚至民不聊生。這年初冬時節,在四川工作了11個年頭、已擔任四川省監察委員會副書記的何實山,深入四川內紅農村調查老百姓的生活情況。50多歲的何實山不顧山路難行,在聽了當地一位村長“即使3年不打一粒糧食,我們食堂也能維持下去”之類的匯報后,決定隻帶一個女秘書隨行,到農民家裡面看一看。天色漸暗,忽然,道路一旁有聲響,秘書眼尖,看到在一棵樅樹后躲著一個人,便大喊“什麼人?”一個當地的農家漢子怯怯地走了出來,肩上扛著一個麻袋。何實山上前打開一看,裡面是一小堆生姜般大小的紅薯。經過詢問,何實山知道了這人是食堂的一位炊事員,因為糧食短缺,從土窖裡掏半麻袋准備做種的紅薯出來煮給大家吃,全食堂的人也就一人一個。炊事員知道何實山是省裡來的干部,嚇得不輕,跪地請求何實山不要把他說的話告訴村長,要不然自己可能會被斗爭死的。何實山扶起炊事員,重重地嘆了一口氣。原來群眾的生活已經困難到了這種程度!原來說句實話還要冒掉腦袋的危險!接下來看到的情景更讓何實山永生難忘。在中國共產黨執政了12年后的中國,老百姓竟然還要面對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存危機!這天晚上,何實山失眠了。她決定把這次調查到的情況如實地向省委匯報。

  20世紀60年代初,何實嗣調任北京市化工研究所所長兼黨支部書記。面對當時的生活困難情況,何實嗣盡全力地為同志們提供方便,大到科研設備的購買,小到誰家有人病了,或哪家有剛生的孩子等,她都記挂在心上。她就像父親何叔衡當年在湘江學校一樣,是一條“老黃牛”。

  1961年下半年,隨著中共中央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的貫徹實施,全國經濟開始復蘇,姐妹倆又看到了新的希望。然而,讓她們始料未及的是,幾年后,“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山雨欲來風滿樓”,隨著運動的發展,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和部門的領導受到了沖擊和批判。身在北京的何實嗣、杜延慶打電話給何實山,把北京的一些情況告訴她。而何實山則告訴他們,成都已鬧得天翻地覆。一夜之間,成都的大街小巷就貼滿了大字報,到處都是游行的隊伍,口號喊得震天響,從中央的領導人,到基層單位的主要負責人,統統要打倒!面對這種情景,陳剛和何實山當然感到了局勢的嚴峻,盡管他們知道自己沒犯什麼罪,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不久后,陳剛被“勒令”停職反省,不用什麼手續,一紙大字報宣布了事。1966年底,他被當作牛鬼蛇神關押起來。他們的家也被抄了,連何叔衡生前送給何實山的那枚戒指也被抄走。不久后,何實山也接到通知,要她到黨校去集訓。在北京的杜延慶、何實嗣也受到了沖擊。兩人先后都靠邊站,接受造反派的批判斗爭,繼而又進黨校、牛棚、接受勞動改造……對於這些,他們都能忍受,但讓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有人竟然對何叔衡的歷史提出疑問。這些人認定何叔衡是跳崖自殺,按照他們機械的判斷,凡是自殺的都是自絕於人民。於是,在對杜延慶和何實嗣的批判中又多了個問題,問他們的父親是不是烈士。對此,杜延慶和何實嗣回答得很肯定,他們決不允許這群少不更事的紅衛兵污辱他們的父親,何實嗣更是理直氣壯地說:“毛主席早就作過了結論,你們去問他老人家吧!”

  1967年6月7日,被造反派關押半年多、長期經受精神和肉體折磨的陳剛在四川含恨離開了人世,時年61歲。想到丈夫為革命奮斗一生,竟換來如此的結局,何實山不禁悲從中來,失聲痛哭。有人出來喝止:“哭什麼?一個反革命死了有什麼值得哭的?而且他是自殺的,是自絕於黨和人民。”“不,不可能!”何實山強忍悲痛,堅決反擊道:“陳剛的個性我最清楚,他是絕不會自殺的!絕不會!”她急急地離開了陳剛的遺體,四處找人反映情況。她要把這個消息報告中央。造反派此時慌了神,他們立即報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有人指示他們,給陳剛加上叛徒、歷史反革命的罪名立即火化。然而,也恰在這時候,傳來了周恩來的指示:陳剛同志的政治歷史是清楚的,這個由中央負責,你們必須保護遺體,查明死因上報。按這一指示,成都、北京等地的醫生對陳剛的遺體進行了鑒定,一致的結論是:“由於心臟病惡化,發生急性心力衰竭致死。”本來有這樣的結論就足夠証明一切了,但造反派刻意隱瞞了實情,直到1973年,問題才得以解決。先是中共四川省委恢復,黨的權威重新樹立起來,接著何實山被解放出來,擔任了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在何實山的要求下,省委指派專人負責解決陳剛的問題,查出了1967年時由成都、北京等地醫生所作出的聯合鑒定,立即上報了中央。周恩來很重視,親自過問這個事情,以中共中央的名義為陳剛恢復名譽,批准為陳剛發喪,舉行了追悼會。何實山戴著白花走在靈車前,面對前來為陳剛送葬的干部、群眾,她感動得淚流滿面。“陳剛,你若在天有靈,也可以安息了!”

  1976年,“文革”結束。春回大地,何實山、何實嗣歷盡滄桑仍不改初衷,她們把自己的晚年歲月也毫無保留地獻給了黨和人民。1977年11月,何實山當選為四川省政協副主席。1978年,她又被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她一如既往地像老黃牛一樣地工作,為四川人民的富裕安康嘔心瀝血。1990年9月17日,何實山在成都病逝,享年85歲。何實嗣則於1978年擔任了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副館長,1984年還兼任了北京市參事室副主任。1989年1月,何實嗣在北京逝世,享年8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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