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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擊司令譚余保
周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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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余保,湖南省茶陵縣人,大革命時期在家鄉參加農民運動,入了黨,后來上井岡山參加了朱毛紅軍,成了職業革命家。1932年8月,譚余保當選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長,1933年升任為主席。紅軍第五次反“圍剿”作戰失利以后,中央決定退出中央蘇區,命任弼時等率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突圍西征,留下中共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譚余保和湘贛省軍區司令員彭明輝等繼續堅持湘贛蘇區的革命斗爭。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譚余保以堅定的革命信念,頑強的斗爭精神,在武功山區堅持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留下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現擷取幾個片斷,以饗讀者。

  生死存亡,棋盤山會議挽救了湘贛蘇區

  主力紅軍長征后,整個湘贛省蘇區隻留下5個獨立團約3000余人,裝備也很落后。國民黨當局趁主力紅軍撤退之機,糾集5個師的兵力,對湘贛蘇區成包圍之勢,妄圖一口吞掉湘贛紅軍。陳洪時、譚余保率部跳出重圍,進入安福縣境的武功山區。但是,敵人一直窮追不舍,採用“分進合擊”和“篦梳”戰術,對紅軍進行圍追堵截。1935年2月,彭輝明在武功山雙園坪戰斗中犧牲。幾個月下來,部隊減員甚多,隻剩下800余人,僅有的一部電台也已損壞,湘贛省與紅六軍團和黨中央失去了聯系。

  就在紅軍游擊隊處處受挫的生死存亡關頭,省委書記陳洪時卻叛變投敵了。從湘南邊界回來的譚余保聽到這個消息后驚呆了,半晌,才咬著牙根罵了一句:“娘那麼皮,真是可恥!”

  在這短短的時間裡,湘贛省的“三巨頭”就剩下譚余保一個人了。在國民黨報紙“武功山共匪基本剿清”的叫囂聲中,譚余保帶著身邊的幾個干部戰士,跳出重圍,神不知鬼不覺進入蓮花縣的棋盤山區。他們分散行動,四處聯絡,尋找失散的同志。幾經輾轉,很快就找到了獨立五團團長曾開福、茶攸蓮中心縣委書記吳金蓮、三團政委劉培善和蓮安萍中心縣委書記朱水生等100余人。

  7月下旬,譚余保在棋盤山絲瓜塘召開了有40余人參加的湘贛省干部緊急會議,批判了陳洪時等人叛變投敵的可恥行徑,分析了當前的斗爭形勢,總結了經驗教訓,統一了思想認識,制定了“保存實力,穩步發展,以待時機”的戰略方針,並研究了行動方案和工作任務。

  面對極其險惡的斗爭局面,譚余保挺身而出,勇挑重任,擎起了湘贛邊革命斗爭的大旗。在這次會上,撤銷了原湘贛省委、省蘇維埃政府和省軍區,組成了以譚余保為書記、曾開福為副書記,劉培善、段煥競、王用濟、譚湯池、顏福華為常委的湘贛臨時省委。同時還成立了湘贛軍政委員會游擊司令部,譚余保任主席,曾開福任司令員(曾開福叛變后,譚余保兼司令)。

  棋盤山會議,是湘贛邊三年游擊戰爭的轉折點。雖然整個游擊隊隻剩200余人,但通過開展反動搖、反叛變的斗爭,革命信念更加堅定了,戰斗力也更加強了。為了保存實力、穩步發展,譚余保將原游擊隊建制改編成3個大隊和1個教導隊,堅持以武功山為依托,相鄰地區為回旋余地,採用隱蔽分散,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開展斗爭。譚余保幽默地解釋說:“敵人來得多,我在茅山坐,敵人來得少,我就跟他搞,以后打仗就這種打法。”

  湘贛省委和湘贛游擊隊,在譚余保的領導下,很快就恢復了正常的工作秩序,安宜萍、茶攸蓮幾個中心縣委也恢復了黨的組織。游擊隊經過整編,更加靈活機動,在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三大任務中取得了很大的進展。他們在群眾的支持下,聲東擊西,晝伏夜擊,摧毀車田、南廟、嚴台等國民黨守軍的碉堡11個,打垮吉安縣油田區一個保安中隊,殺了永新縣浬田區長漆伯昂,在安福縣洲湖鎮擊斃了下鄉巡視“剿匪”的國民黨縣長朱孟珍,震驚了國民黨當局。《江西民國日報》描述說:“千余共匪,襲擊安福,縣長殉難……”

  出人意料,疾惡如仇的譚余保和“肥羊”成了朋友

  1935年下半年,湘贛邊游擊隊發展到近300人。時入冬季,游擊隊的給養成了大問題。譚余保和幾位領導商量,決定去茶陵老家吊一隻“肥羊”。

  這隻“肥羊”名叫周季勛,茶陵八團鄉人,15歲就考中了秀才。此人儀表不俗,口才很好,為人耿直,血氣方剛,在地方反貪官、趕縣長的行動中敢說敢為,連湖南都督譚延?都很欣賞他,還任命他為茶陵縣稅政局長。

  但是,周季勛並不迷戀官場,不久就棄政從商,后又在家鄉開辦鎢礦、鐵廠和電燈公司,成了茶陵的首富。大革命時期,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他當上了茶陵縣挨戶團團長,專門與共產黨和紅軍作對,縣蘇維埃政府主席譚余保成了他的政敵。較量了好一陣子,他覺得這些造反不怕死的譚余保們不好對付,就辭去了挨戶團長職務,躲進了長沙城。

  前些日子,江西、湖南一些報紙相繼登出了“湘東贛西殘匪剿除已盡,湘贛邊境安寧”的報道,因而一些外逃的土豪劣紳陸續回鄉。譚余保分析,周季勛家鄉有這麼多的產業,又臨近春節,他一定會回來看看的,於是派出特務員譚冬崽前往偵察。

  果然不出所料,周季勛回老家過年了。不過他極少露面,帶著野老婆梁鳳嬌住在龍頭鐵廠。這龍頭鐵廠地處湘贛交界的山區,離武功山不遠,附近又沒有多少人煙,有利於游擊隊活動。譚余保接到情報,立即派出副司令曾開福帶領一班人馬前去襲擊,並反復交待,一定要捉活的。半夜過后,游擊隊員在譚冬崽等人的接應下,進入廠內,解決了衛隊武裝,沖進小洋樓,把正在溫柔鄉中騰雲駕霧的周季勛赤條條地從熱被窩裡拖了出來,用被子裹著,綁在一把竹睡椅上,神不知鬼不覺把他抬上了武功山。

  此次出擊,兵不血刃,吊到一隻“肥羊”。當肅反委員顏福華對他進行審訊時,周季勛卻不配合:“要殺就殺,何必多言,落到了你們土匪手裡,不可能有命回去。”人稱“紅色煞星”的譚余保,此時卻顯現出少有的耐心,他親自為周季勛鬆綁:“周先生,久仰了,你放心,我們絕不會殺你,借此機會還要與你交朋友呢。”

  譚余保把周季勛單獨引進寮棚,談了一些“貴我”之間的政見后,說道:“今天請你來,是想請先生給我們幫幫忙。”

  “好說,隻要在下能辦到的,一定盡力。”

  “我們要借大洋一萬塊。不,是借一萬塊大洋的東西。”譚余保說。

  周季勛聽到這個數字,心裡發顫,但又不敢討價還價,隻好硬撐說:“鄙人全力相助,但你得讓我回去籌措呀。”

  “對不起,那還得委屈你幾天,你寫信回去叫家人籌措,你交貨,我放人,決不食言。”

  周季勛按照譚余保的吩咐,給在茶陵縣政府當官的大兒子周燦先寫了一封信,叫他趕快籌辦短槍100支,子彈1萬發,還有食鹽、西藥、電池、絨衣、跑鞋、油布等物品如期送上山來,以贖老父性命。

  周季勛被“吊羊”,一家人心急如焚。如今接到父親書信,看到了生還希望,自然加緊籌辦。他們按照游擊隊規定的辦法,把一批批物資送到了蓮花、安福交界處的秘密山頭。但是,槍枝彈藥還沒有著落,周燦先隻好親赴江西上饒,向岳父尹耀南求援。

  尹耀南是國民黨中將軍長,時駐防上饒。面對此事,尹耀南也頗感棘手。但是,親家蒙難,情勢危急,不好坐視不管。思索之際,隻好請駐長沙的六十二師師長陶廣想辦法。他在信中說:“為湘贛邊界剿匪,速通融馬牌、槍牌短槍各50支,子彈1萬發,另日由我軍調撥歸還。”

  陶廣接到書信,同樣感到為難。雖說是剿匪之用,私下調撥槍支彈藥乃違犯軍令,弄不好有殺頭之禍。但是,尹軍長是自己的老上司,如今當了師長,也是蒙他提攜。知恩不報,是為人乎?正猶豫之際,周燦先趕忙塞過幾根金條說:“區區薄禮,不成敬意,來日還當重謝!”

  第二天,周燦先成了全身戎裝的少校軍官,帶著司機和衛兵,將一批貼著“剿匪物資”的木箱從長沙運到了茶陵。

  槍枝彈藥交割清楚了,譚余保也放人了,他對周季勛說:“周先生,你為革命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我們不會忘記,后會有期。”

  不料,此事被茶陵縣鏟共義勇隊副隊長譚省吾發覺,譚與周季勛早先為爭鎢礦之事有隙,如今抓到周氏把柄,准備先敲一筆,再報上峰。周季勛感到大事不好,立即派人與譚余保取得聯系,經商量研究,設下了應對計策。

  周季勛以願意破財為由,請譚省吾去現場調查礦脈,劃定礦山給他,早已埋伏好的游擊隊立即將其抓獲,然后用以槍換命為條件,逼其寫下字據。不久,湖南省政府軍法處以“軍火濟匪”罪名將譚省吾緝拿歸案,打下大獄。

  1949年12月,譚余保擔任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回茶陵老家視察時,念及周季勛,當得知周已被鄉農會關押准備鎮壓時,譚余保請茶陵縣委、縣政府組織出面,向農會群眾講清他的功過是非,取得了群眾的諒解,將其釋放,戶口遷入縣城,以民主人士相待,給予生活出路。周季勛直到1957年才病故。

  嬌仔被反革命“收買”了,他掀翻了桌子,大發雷霆

  1930年春,譚余保的父親、妻子及二女兒晚嬌、兒子狗牯在逃難途中被敵人打死,隻有6歲的大女兒嬌仔命大,被難民救出,后來譚余保就一直把她帶在身邊。

  譚余保既要指揮戰斗,又要管孩子,在惡劣的戰爭環境中,確實給他增添了不少麻煩。但是,年幼的孩子很懂事,父親開會研究工作,她就在一旁讀書寫字,平時行軍轉移,她就跟在爸爸身邊,碰到緊急情況,就由戰士們輪流背著。嬌仔小小年紀就和大人們一起過著極其艱苦的游擊生活。有一段時間,譚余保去湘南活動,游擊隊女戰士易湘蘇便成了她的臨時監護人。

  1936年8月某日凌晨,大地一片漆黑。由於叛徒的出賣,敵人被引進山來,襲擊游擊隊臨時駐地。譚余保領著戰士一邊反擊,一邊撤退,警衛員譚冬崽左手牽著嬌仔,右手握著駁殼槍跟在身邊保護著譚余保父女,當行進到一條山沖時,譚冬崽摔了一跤,嬌仔也跌進了深淵……

  也許是嬌仔命大,她順著山槽滾下數丈深,落在了蘆葦叢中,人絲毫無損。聰明的嬌仔沒有喊叫,一直靜靜地躺在那裡。直到第二天,沒有人聲槍聲了,她才慢慢地順著山沖往外走。走啊走啊,她又怕又餓,感到極度的疲乏,迷迷糊糊便睡著了。當她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個捉蛇的山民家中。一對慈祥的老人給她喝水吃飯,洗澡梳頭,老人見她怪可憐的,就把她一直留在了家裡。

  幾天后,攸縣清鄉隊發現了譚嬌仔,他們知道老漢沒有兒孫,覺得可疑,就把她帶到了鎮公所,並打電話報告了攸縣鏟共義勇隊副隊長洪宗楊。

  洪宗揚畢業於國民黨第二軍官學校,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五師方維夏部任過連長,大革命時期擔任過攸縣農民自衛軍總隊長。1927年被捕,后經攸縣一批紳士聯名具保出獄,搖身一變,成了如今這個角色。

  洪宗揚對這個女孩似乎很感興趣,親自來到鎮裡。他知道譚余保身邊有個女兒,於是他找了個“反水”分子確認了她的身份。不知他要扣留她作為人質還是想為自己留條后路,他沒有加害譚嬌仔,反而說:“這麼大的孩子捆她干什麼,放了,我帶回去調查處理。”

  洪宗楊把嬌仔帶到了鄉下老家,交給父親洪首魁照看。年過七旬的洪首魁,盼孫心切,一見這聰明標致的嬌仔,高興得不得了,要嬌仔喊他爺爺,給她吃好的,穿好的,還將其改名為洪木蘭,送進小學讀書。

  譚余保失去了女兒,心情十分沉重。戰斗結束后,派譚冬崽等到邊界找了好幾回,未曾找著,后經多方打聽,才知道嬌仔落到了敵人手裡。

  游擊隊下山來到壟上整訓時,地方當局和游擊隊的沖突也基本平息了。這時,譚余保便安排譚冬崽赴攸縣接回嬌仔,誰知洪首魁也跟著來了。譚余保一見很不高興,立即拿出一百塊光洋給嬌仔說:“去,交給洪爺爺,謝謝他對你的收養,你跟我去抗日。”

  誰知洪首魁不僅不接錢,反而央求譚余保說:“譚主席,我不要錢,我要人,木蘭被我帶親了,離不開她。再說,她才13歲呀,怎麼去抗日?還是給我留下吧。”

  譚余保不理睬洪首魁,鐵青著臉問女兒:“嬌仔你說,你跟誰呀?”嬌仔見父親那嚴厲的樣子,嚇得不敢說話。

  譚余保緊逼著問了幾次,嬌仔就是不開口,隻是流眼淚。火暴脾氣的譚余保一巴掌打了過去,罵道:“娘那麼皮,我知道,你已經被反革命收買了。”

  譚余保的肺都快要氣炸了,一手把桌子也掀翻。這時,項英和張?秀聽到吵鬧聲闖了進來,一問原由,項英便批評他說:“老譚,你怎麼這樣耍蠻呢?嬌仔還是個孩子,懂得什麼?再說人家救了你的人,也是件好事嘛,讓她長大一些再來接她也可以嘛!”

  三縣談判之后,譚余保在攸縣完婚,繼而奔赴延安

  國共和談以后,中共中央中南局決定,湘贛邊300余名游擊隊員編入新四軍開赴抗日前線,譚余保等80余名官兵仍留下堅持在湘贛邊,以便將來建立南方抗日根據地。湘贛臨時省委改為湘贛特委,由譚余保任書記兼新四軍司令部參議。

  不久,南京淪陷,九江失守,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為了安撫南方,穩定局勢,重慶方面特電令南方各省,要加緊搞好與共產黨的合作。地處武功山周邊的蓮花縣和湖南的茶陵、攸縣相繼來函來人,邀請譚余保下山談判,以求區域和解。

  中南局書記項英親自來到武功山,不僅批准譚余保去談判,還鼓勵他要主動開門工作,以利兩黨團結,共同抗日。第三天,譚余保換上新四軍軍服,在項英親自帶領下來到蓮花縣,與該縣縣長朱維漢商談游擊隊整編時的活動范圍和軍餉供給,游擊隊與保安團隊如何脫離接觸以及釋放政治犯等一系列問題。

  談判比較順利。協議簽訂后,朱維漢設宴招待項英、譚余保一行,他顯得特別熱情,頻頻給項英、譚余保敬酒夾菜。不料,這朱縣長不勝酒力,幾杯下肚,舌頭就短了,說起話來語無倫次:“譚先生,有人傳說你青面獠牙,殺人放火,好不厲害,今日有幸相見,先生卻是風度雅致,情理通達,完全是訛傳啊!”

  譚余保感到話不是味道,本想發作,可在這個場合,又有項英在此,還是控制了自己,隻是青著臉不做聲。此時,一盤扣肉上桌了,朱維漢又信口雌黃:“譚先生,多吃點,你們在山上當土匪是難得吃到的。”

  “?!”譚余保怒不可遏,一拳擊在桌子上,指著朱維漢的鼻子罵道:“娘那麼皮,哪個是土匪?你今天不說清楚就不放過你!”

  朱維漢嚇得兩眼發呆,冷汗直冒,任憑譚余保怒罵,他隻是耷拉著腦袋不做聲。

  項英對朱維漢警告一陣后,便對譚余保使眼色,意思是叫他冷靜一點。譚余保並不理睬項英,仍然指著朱維漢說:“簽了字的東西我認賬,如果你敢耍花招,老子的槍眼是不認人的。”說完氣咻咻地離席而去。

  幾天之后,譚余保帶著警衛員,在茶攸蓮中心縣委書記譚湯池的陪同下,如期赴茶陵談判。譚余保在蓮花“罷宴”的消息早已傳到了茶陵,茶陵縣長陳文彬不敢怠慢,親率黨政官員來到車站迎接。譚余保是茶陵人,這個曾被懸賞萬元要捉拿的“土匪頭子”返鄉,看熱鬧的人把茶陵街頭擠得水泄不通。

  從談判桌到招待席,陳文彬接受朱維漢的教訓,他不提過去,不談恩怨,言詞“干淨”,不乏溢美。還老說茶陵譚姓風水好,出過大名鼎鼎的譚延?,如今又有譚先生這一輩,弄得譚余保點頭不是,搖頭也不是,心裡暗罵道:這家伙好滑頭。

  過了好一陣,譚余保說話了:“諸位,過去你們把我當‘匪’,今天你們把我當客,這當然是國共合作的結果。陳縣長盛宴款待,我表示感謝。但是,至今還有我們一些同志關在你們的大牢裡,陳縣長如果真有誠意,何不當即放人。”

  “那當然。”譚余保這一“軍”,“將”得陳文彬措手不及。為了執行協議,做出姿態,陳文彬立即吩咐警察局將女游擊隊員馮秋姑放了出來。

  茶陵談判,譚余保是比較滿意的,臨別時他握著陳文彬的手說:“陳縣長,但願我們為抗日救國共同盡力。”

  譚余保還沒有離開茶陵,攸縣縣長成道奧便派出攸縣國民軍副總隊長、譚余保的本家譚硯華專程來茶陵迎接。但在宴會上,他居然把攸縣鏟共義勇隊隊長、譚余保的冤家仇人洪忠陽也請來作陪,使他感到十分尷尬。

  成道奧是個腦瓜子很靈、頗能應付場面的人物,一見譚余保那副臉色,趕忙舉著酒杯站起來說:“諸位,國共合作了,本縣鏟共義勇隊早已撤銷,洪先生近日也接到本黨政府通知,將調往抗日前線任職。如今,譚先生,洪先生都是抗日軍人,讓我們攜手合作,共同為抗日干一杯!”

  譚余保聽到這樣說,心緒稍為好了一些,在一陣陣的敬酒聲中舉起了酒杯。宴會后,洪忠陽還邀請他去做客,順便看望了女兒。

  三縣談判回來,譚余保深有感觸地說:“與他們打仗,我可不含糊,和他們談判應酬,他們又精又刁,得多長個心眼。”

  1938年秋,經毛澤東提議,譚余保被通知前往延安參加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

  9月2日,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曾山在新四軍駐吉安辦事處負責同志陪同下,來到九龍山。一見譚余保,曾山就開門見山地說:“老譚,我今天來此有兩大任務,其一,中央通知你去延安參加六中全會﹔其二,你和易湘蘇同志好了這些年,也向組織提過要求,由於戰爭原因,拖了這麼久,如今水到渠成,你們今晚就結婚吧,我來當証婚人,至於手續可以到延安去補辦。”

  1938年9月8日晚,譚余保與易湘蘇在攸縣一家小客棧裡舉行了婚禮。幾碗泡茶、幾包香煙,連警衛員在內也隻有十來個人,就像一個小小的茶話會。曾山宣布說:“我代表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批准譚余保、易湘蘇同志結為夫妻,同時還批准易湘蘇及周勝武、陳斌兩名警衛員隨譚余保同志后天一起赴延安!”小客棧頓時響起了一陣陣掌聲。

  兩天后,譚余保、易湘蘇一行數人奔赴延安,開始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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