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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鐵夫——領導中共天津地下黨的外國革命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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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鐵夫和張秀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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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７月10日。延安橋兒溝休養所。一位年僅36歲的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因突患傷寒，醫治無效而永遠閉上了雙眼。黨中央為他召開了隆重的追悼大會，他永遠安息在延安清涼山上。他就是出生在朝鮮的李鐵夫同志。他是唯一一位曾擔任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和中共河北省委主要負責人的外國革命者，在當年來華的各國革命者中，他在中共黨組織中擔任的領導職務是很高的。新版《辭海》中還新收有他的生平條目。今年是李鐵夫逝世70周年。
民族解放先鋒 來華投身中共
李鐵夫（1901-1937），原名韓偉鍵，化名金元鎬、胡國明、韓國李，雲崗等。他出生在朝鮮東北部咸鏡南道洪原的一個農民家庭。他青少年時代就積極投入到國內抗日斗爭的洪流中，立志為民族解放舍生忘死。在參加反對日本殘暴統治的愛國學生運動中，他堅毅、果敢、有主見，表現出了很高的組織才能，並脫穎而出，成為急先鋒。1919年3月1日，朝鮮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三一”獨立運動。在全國反日大示威的群眾游行集會現場，他作為朝鮮學生獨立運動總指揮部的負責人之一，慷慨激昂地宣讀了由代表們聯合署名的《獨立宣言》。日本警察署對這位學生領袖恨之入骨，四處通緝他。在躲避追捕中，他巧妙周旋，多次化險為夷。４月間，他輾轉流亡到中國，與中朝革命斗士們共同戰斗。在上海，他擔任《新大韓新聞社》編輯。當時，正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上海宣告成立，這也使他看到了奮斗方向。1920年，他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學，先后在京都帝國大學醫科和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學習，研讀了許多馬列主義著作。光陰荏苒，4年后他學有所成，視野寬闊了，也更加堅定成熟了。他重返朝鮮后，以《東亞日報》或《朝鮮日報》記者、編輯的身份為掩護，從事創建朝鮮共產黨的活動。他加入了朝鮮馬列主義同盟，並於1926年春天在朝鮮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1928年２月，朝共遭到大破壞，他也再次遭到通緝。經共產國際介紹，這位不畏艱險、百折不撓的硬漢再度流亡中國，繼續傾力從事革命工作。不久之后，他就在上海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歷經血雨腥風 直面殘酷斗爭
1931年，李鐵夫接受中共的指派，赴北平工作，出任黨的外圍組織——北平反帝國主義大同盟黨團書記，從此開始了在中共地方重要領導崗位上長達6年的曲折任職經歷，成為中共黨史上一個特殊的現象。這也表明，當時有著共產主義信仰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在超越了民族和國界的基礎上並肩戰斗在一起的。
1932年9月后，李鐵夫相繼擔任中共河北省委宣傳部長、組織部長。當時，革命陷入低潮，共產黨員生存毫無保障，可謂血雨腥風，白色恐怖。中共河北省委機關1933年春即遭破壞，李鐵夫處於極度險境之中。5月18日，他在北平秘密出席反帝大同盟黨團會議時，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被押往南京監獄。在獄中，他咬緊牙關，始終沒有吐露黨組織的秘密，經受了肉體折磨和生死考驗。同年７月15日，經黨組織和朝鮮同志營救，他獲得保釋出獄。當時的斗爭是殘酷的，情況是復雜的。矢志不渝的李鐵夫經過好一番周折，才和省委重新建立起聯系，並接受了嚴格的組織審查。在此期間，他沒有被安排職務，但他被允許對黨的反帝斗爭和文化工作的開展提供一些意見和建議，還能為黨刊撰寫文章。
在津假扮夫妻 真結革命伴侶
1934年年初，在天津英租界小白樓附近的朱家胡同（今解放北路與曲阜道交口處）內一家裁縫鋪的樓上，住進了一位漢語發音不太准、對外公開姓“楊”的“福建人”。 這個戴著深度眼鏡的學者模樣的人，就是李鐵夫。原來，他的黨籍獲得恢復后，黨組織派他化裝來津工作。他先棲身英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附近的二十六號路（今開封道）沿街3號的吳硯農家中，后來住到小白樓這處秘密的黨的活動據點。這時，他的身邊還有一位自稱南開中學語文教員的年輕女士與他形影相隨。他們經常手挽手外出，儼然一對恩愛夫妻。
原來，這是組織上為給李鐵夫來津開展工作創造條件，做的巧妙安排。這位年輕女士真名叫張秀岩（1895－1968），也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她剛剛從北平調到中共天津市委機關工作，任天津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她1926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著豐富的地下斗爭經歷，曾任北平文化界左翼聯盟黨團書記、北平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
二人假扮夫妻，組織“家庭”。這一招確實起到了掩人耳目的作用。這種當年叫“住機關”的應急措施，使二人都不容易暴露身份。他們似乎有許多朋友經常來“家”裡聚會歡聚。原來，這是同志們在秘密開會。朝夕相處，二人共同擔負“家庭”重擔，在革命友誼基礎上建立起了真摯的感情。
李鐵夫的原配早年病逝，張秀岩則一直獨身。當年年底，經黨組織批准，他們正式結為伴侶。張秀岩先后在國民黨當局天津市統稅局和北寧鐵路局找到了差事，以微薄收入維持這個特殊家庭的簡朴生活。李鐵夫則承擔起家務活兒。丈夫教妻子日語、妻子則幫丈夫整理讀書筆記和文章素材，二人苦中作樂，但也其樂融融。
認清“左”傾錯誤 毅然秉筆直書
“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加深，引起了階級關系的重大變動。但是，黨內卻正在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北方黨組織的某些負責人不顧困難處境，在不具備條件的情況下，經中央代表推動，錯誤地提出“開展游擊運動，創造北方蘇區，建立紅軍”等口號，一味要求採取正面斗爭行動，公開搞飛行集會，盲目發動了一系列武裝暴動，致使黨組織和群眾斗爭屢被破壞，很多黨員被捕犧牲，損失嚴重。
李鐵夫對此深感痛心。他堅守黨在白區的工作紀律，但他也模范堅持黨的原則。他從黨的利益出發，秉筆直書，體現共產黨員的忠誠。張秀岩也支持他，鼓勵他。本著對黨的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他在冷靜思索的基礎上對局勢進行了客觀估計和分析。從1933年11月至1934年2月，他相繼撰寫了《關於黨內問題的幾個意見》、《關於目前整頓組織的幾個意見》、《關於官僚主義的嚴重性》、《“左”傾機會主義的反動性》、《黨內斗爭和自我批評》、《轉變基礎和反關門主義的問題》、《反帝運動不開展的原因是什麼》等一系列文章和意見書。
“鐵夫路線”遭批 依舊堅持真理
他連續八次上書中共河北臨時省委，要求改變斗爭策略，還把部分文章投到黨的北方刊物《火線》上。他的意見得到河北臨時省委部分領導成員的贊同。但是，中央駐北方的某些代表卻火冒三丈，視其為嚴重政治問題，予以嚴厲批判。1934年3月30日，臨時中央發出《致北方代表及河北省委的信》，要求對李鐵夫給以“最后嚴重警告，停止其一切領導工作”，並要求“在河北黨內開展極殘酷的斗爭”，對於支持李鐵夫觀點的同志進行嚴肅處理。隨后，河北臨時省委作出《關於反對右傾取消主義的決議》。一場反對所謂的“右傾取消主義的鐵夫路線”的批判斗爭，大規模地開展起來。５月，李鐵夫被錯誤地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失去組織聯系和工作條件。
當時，李鐵夫正在全身心投入到抗戰救亡宣傳工作中，他參與吉鴻昌舉辦的抗日武裝力量培訓班的講課，還擠出生活費幫助辦刊物。內部遭到排擠和迫害，外部還要時時提防敵人追捕。他們的處境一度非常困難。他們在痛苦中摸索著，在孤獨的處境中仍然忘我地為黨工作，表現了共產黨員高度的組織性、原則性。“一二·九”運動爆發后，李鐵夫通過聯系的青年學生，參與組織領導了天津學生“一二·一八”大游行。他還組織部分進步青年成立了一個馬列主義學習小組，常在河東舊俄國公園內活動。
但是，每當他們把群眾組織起來時，省委某些負責人便派人來干涉，把他負責的任務接過去，另派他人領導，並對他予以警告。盡管不被信任、受排擠，但李鐵夫和張秀岩並不失望，一次次繼續開辟新領域，努力排除阻力建立新關系。他們始終堅定不移，無愧於黨的事業。
得到少奇首肯 委以抗日重任
1934年8月起，中共河北省委陸續從北平遷到天津。對“鐵夫路線”的“無情打擊”和“殘酷斗爭”以天津為主陣地，竟然持續了一年多。1936年３月初，中共天津市委重建。張秀岩擔任市委婦女部長。同年春天，劉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派，來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糾正“左”傾錯誤。李鐵夫和張秀岩也作為天津市委成員參加了天津市委日常工作。５月，日本帝國主義增兵華北。李鐵夫及時向市委書記林楓建議，揭露日本侵略者妄圖消滅中國的陰謀，宣傳黨的抗日統一戰線政策。按照劉少奇的部署，市委決定組織廣大愛國學生再次舉行游行。在游行前夕，李鐵夫主動深入到法商學院、北洋工學院找黨員和“民先”骨干具體安排。市委的堅強領導，促使天津“五·二八”大游行獲得成功。不久后，劉少奇代表北方局充分肯定了李鐵夫的主張和他在惡劣環境下對黨的工作做出的貢獻，糾正了強加給他的不實之詞，后召集會議，決定恢復李鐵夫與黨的聯系，並任命他為河北省委委員兼中共天津市委書記，同時任命張秀岩為市委副秘書長。所謂的反“鐵夫路線”的斗爭也基本得到遏制。
李鐵夫主持市委工作后，充分發揮組織優勢，發展黨員和基層支部工作，不斷培植革命力量，推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開創了黨在天津工作的新局面。他幫助法商學院、南開大學籌建起黨支部，還建起“民眾救國會”、“工人救國會”、“農民救國會”。市委還組織廣大群眾有效地反對日貨走私。天津的抗日救亡運動又呈現蓬勃發展的良好勢態。
延安介紹經驗 逝后全黨紀念
1937年5月，根據中央指示，李鐵夫作為白區工作代表奔赴延安，准備參加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和全國黨的白區工作會議。在白區工作會議上，中央徹底結束了王明在白區工作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統治。他在會上的兩次發言中，批判了“左”傾關門主義傾向，受到與會人員的普遍關注。毛澤東與他促膝談心時，為他和張秀岩“受了打擊，受了冤屈”而鳴不平。由於他長期在白區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積勞成疾，身染肺結核，黨中央留他在陝甘寧西北局邊工作、邊休養。在李鐵夫病重期間，中央給張秀岩發來“大哥病重”的電報。但當張秀岩輾轉到達延安時，他已不幸逝世。《新中華報》刊登了他的生平傳略。
后來，張秀岩的唯一心事還是關於所謂“鐵夫路線”的肅清問題，雖然1936年北方局恢復了李鐵夫的職務，但由於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李鐵夫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平反。
1940年10月26日，中央作出了關於李鐵夫問題的明確結論，由李富春和蔡暢同志找張秀岩談話。李富春同志在談話中指出，“李鐵夫同志的意見基本上是正確的，不是反黨路線。”他又對張秀岩說：“中央認為你也沒有什麼錯誤，你一直在困難條件下獨立開展工作，並且引導侄兒侄女走上革命道路，黨是完全信賴你的。”原來，張秀岩出生在霸縣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二哥即后來淪為漢奸的張璧。但是，在她的帶動和指導下，全家先后有11人走上了革命道路，毛澤東后來特意贊揚張秀岩“改造了一個家庭”。 劉少奇也找她談話，贊揚李鐵夫是一位值得紀念的好同志。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黨中央對李鐵夫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的意見做了實事求是的結論，予以肯定。1945年黨的七大上，又指出，1934年河北省委領導的反“鐵夫路線”的斗爭，是第三次“左”傾路線錯誤在組織問題上、干部政策上的表現。李鐵夫的問題終於被澄清，得到圓滿解決。在七大期間，黨中央還專門為他重新立碑並書寫了碑文，石碑的正面鐫刻著：朝鮮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朝鮮共產黨中央委員，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李鐵夫同志之墓。落款是中共中央辦公廳。
李鐵夫堅持黨性、堅持原則、重視實際、深入群眾，同“左”傾錯誤路線斗爭的動人事跡至今仍被傳頌。他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孜孜不倦的革命精神和對追求真理的執著精神，為中共黨史譜寫了光輝的一頁，也是值得天津人民永遠懷念的。（勇則 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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