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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外交往事:鄧小平生前的兩個個人願望
黃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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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年八月下旬,黃華陪伴埃德加·斯諾重訪保安,在毛澤東舊居前留影。
  《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2007年8月版)是由我國前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外交部長黃華撰寫的個人傳記。 

    作者從延安時期即開始外交工作,與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友情甚篤。20世紀50年代在新中國參加萬隆會議、日內瓦會議中,黃華擔任顧問和新聞發言人。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擔任我國駐加納大使、加拿大大使、常駐聯合國代表,“文革”時出使埃及,他是中國唯一一位未被調回國參與“文革”的大使,也是直接參與中美建交的領導人之一。 

    這部長達45萬字的回憶錄披露了大量鮮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接待斯諾第三次訪問新中國

    1970年6月,中央決定以毛澤東主席的名義邀請埃德加·斯諾夫婦訪華。周總理通知調我回北京參加接待工作,我是第一個從干校調回北京的干部。我們班裡的同志為我餞行。 

    新中國成立后,斯諾曾於1960年和1964年兩度訪華。1960年的那一次,我正要去加納任大使,同斯諾的一些老朋友到機場去接他,但沒有時間同他多接觸。1964年,我在非洲,更沒有機會同他見面。現在好了,我可以好好地陪陪我這位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友。當然,這還不是我個人感情的事。斯諾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是毛主席、周總理這些中國領導人的老朋友。他的每一次訪華,都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1960年他來中國,花了五個月的時間訪問了十四個省,十六個主要城市,尋訪他舊時留下的足跡,觀察新中國發生的變化,寫出了他的第一本介紹新中國的書《大河彼岸》。在他這次訪華期間,毛主席、周總理分別同他長談了兩次。毛主席同他推心置腹地長談,還說想到美國的密西西比河和波多馬克河游泳。周總理對他談了中美大使級會談的情況,解釋了中國對中美關系的原則,實際上提出了十年后他同尼克鬆總統談判中美關系的框架。1964年斯諾到中國的前幾天,蘇聯的赫魯曉夫下台,第二天,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周總理在斯諾抵達北京后很快見了他,給他看中國原子彈爆炸的十二幅照片。斯諾說他可以立即回日內瓦,在瑞士報紙上發表這些照片。斯諾高興地開玩笑說,你們真是拿了一手好牌,一個K(指當時阿富汗國王來訪),兩個Q(指來訪的阿富汗王后和布隆迪王后),一個J(指來華訪問的怡和洋行董事長凱瑟克),現在又打出一張A(原子彈)。之后,他把這些照片在瑞士報紙上發表了,立即轟動了全世界。 

    1970年8月,斯諾要作為第一個西方記者來看文革中的中國。他對中國懷著深厚的友情,一直關心中國發生的一切。西方傳媒關於中國文革的報道使他迷惑、憂慮,他想親自到中國來看一看。他寫信給在中國的老朋友,甚至寫信給毛主席,詢問訪華的可能性。 

    當時外交部有個高官,不想讓他來。但毛主席認為應當請他來,不僅讓他來看看,還有些想法要讓他傳播出去。於是,中國駐法國大使黃鎮受命把斯諾從瑞士請到了巴黎,同他談了訪華的事,問題迎刃而解,斯諾夫人洛伊斯也被邀同行。1970年7月31日,斯諾夫婦從瑞士乘飛機到香港。斯諾這時的身體太虛,又有高燒,一直休養到8月14日才坐火車抵廣州,再換飛機到北京。《華盛頓郵報》的觀察家說,斯諾的這次訪華是中國人有興趣發展與美國關系的信號﹔美國駐香港總領事也發電至華盛頓說,這次訪華有利於創造中美關系的奇跡。 

    我和何理良到北京機場迎接斯諾夫婦。去接他們的還有斯諾的老朋友路易·艾黎和馬海德大夫等人。斯諾一下飛機,就同我熱烈擁抱,我們正好有十年沒見面了。 

    回到中國訪問使斯諾興奮不已。他對看見的一切都感到親切和新鮮,連機場路兩旁的整齊的楊樹也令他贊嘆不已。斯諾告訴我,他和現在的夫人洛伊斯結婚也有二十年了。說她原來是紐約市的一位話劇演員,對中國的舞台藝術很感興趣,早想來中國,但是以前一直沒有機會。還說,他們有兩個孩子,男的叫克裡斯多弗,女的叫西安,現在都在瑞士。斯諾性子很急,也很坦率,一開口就要我們這些老朋友向他介紹最近五年中國的情況,並說說這次邀請他訪華的原因。這兩個問題,他后來都得到了權威的和有說服力的解答。 

    兩天以后,斯諾夫婦在頤和園同朋友吃晚飯,突然接到周總理的邀請,去觀看一場中國乒乓球隊與朝鮮隊的表演賽,並同他交談。周總理在落成不久的首都體育館會見斯諾,自然給在場的各國外交官留下非同一般的印象。總理先同斯諾談了當時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關心的“防驕破滿”問題,未點名地批評了林彪。從表情上來看,斯諾一點都不明白“防驕破滿”的含意。總理還建議他先到外地參觀或去北戴河休養一段時間。斯諾急著要去採訪毛澤東、周恩來和了解中國情況,哪裡舍得花時間去休養,他婉謝了總理的好意,同意先去各地參觀訪問。會見中,總理對美國情況問得很仔細,斯諾則詢問中美關系是否有機會創造新的開始,總理說邀請他訪華就是希望對此問題找到一個答案。 

    當時總理勸斯諾先去參觀或去北戴河休養的建議背后確有重要原因。那時林彪野心膨脹,在黨的高層會議上三番五次提出要修改憲法和設立國家主席的主張,要毛澤東擔任國家主席,其實是想自己取代並當國家主席。他的主張幾次被毛主席否定,但他仍堅持己見。周總理這時的工作非常繁忙,因8月下旬即要召開十分重要的黨的九屆二中全會,討論的議題之一是修改憲法,即是否要設國家主席問題,而當時有不少人在跟著林彪搖旗吶喊,因此有許多說服工作要做﹔第二個議題是討論國民經濟計劃方案問題,這事也因“四人幫”蓄意阻撓,要通過並不容易﹔其他議題是毛主席極關心的備戰問題,需要大量投入,如何解決等。由於這些問題都很棘手,毛主席和周總理尚無暇顧及斯諾的採訪問題。 

    根據總理的指示,從8月下旬起,我和何理良及外交部的兩位英文翻譯徐爾維和姚偉同志,陪同斯諾夫婦在北京和外地參觀。我們參觀了清華和北大,包括斯諾三十年代任教燕京大學新聞系時的燕園。在林巧稚大夫的陪同下,我們參觀了反帝醫院(即協和醫院)。然后參觀有光榮革命歷史的二七機車廠等地。接著飛西安,去訪問延安和保安。1936年斯諾和馬海德騎著牲口到保安去的那條峽谷小路,現在是寬闊的黃土公路了。我們的汽車快到保安時,路旁突然鑽出許多歡笑的孩子,向我們歡呼。斯諾像回到故鄉一樣,充滿懷舊的深情。他尋找毛主席當年住過的窯洞、紅軍大學舊址和他當年住過的招待所,還同我在毛主席舊居前照了張相。斯諾夫人告訴斯諾,她看見許多人穿著舊的、打補丁的衣服。斯諾說,當年這裡的老百姓一人隻有一條褲子和一件上衣,上衣在夜裡還要當被子蓋。還說:1936年這裡隻住著一百人,現在有三千人﹔過去這裡完全沒有工業,隻有一家小鋪子,紅軍是在小祠堂裡開群眾大會的,現在這裡有十三個手工工廠、一個機修廠、一個發電廠,主要街道兩旁全是小商店,還有一家小百貨公司、一個有一千個座位的戲院。老百姓的住房、穿著和飲食雖然很簡單,同過去那種赤貧的狀況相比還是有很大的差別。保安的領導人在新建的政府辦公樓熱烈歡迎我們,歡迎宴會則在露天舉行。干部和農民同我們一起吃新鮮的玉米、烤紅薯、陝西式的大米撈飯、辣子雞和紅燒豬肉。老區的干部和群眾對斯諾這位美國老朋友是有真情的。 

    我們回到北京,很快又乘飛機去沈陽和鞍山參觀,到廣州參加廣交會,到杭州、上海、南京和武漢訪問。斯諾對我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武漢長江大橋和從電影上看到的成昆鐵路的建成贊賞有加,他沒有想到在完全沒有外援的條件下中國完成了這些偉大的工程。他的身體並不好,卻堅持一步步走完兩公裡長的長江大橋。在上海,出面接待他的是徐景賢,他敘述文化大革命在上海發動的經過,介紹了造反派奪權的安亭事件。斯諾對徐景賢說,沒有老干部就沒有你們今天。這時他忽然站起來說,你們要老革命觸及靈魂,可他們的靈魂是干淨的。講完就告辭,弄得徐景賢很尷尬。自1936年就打從心眼裡敬佩紅軍的斯諾是生氣了。我還從來沒見過斯諾這樣生氣。 

    再次回到北京后,10月1日,我陪斯諾夫婦上天安門城樓,觀看國慶游行。毛主席在城樓上同西哈努克親王和各國駐華使節握手致意后,請周總理來邀斯諾夫婦去主席那裡,主席同斯諾作了一些交談,他們站在天安門城樓中間,大約有四十分鐘。事后毛主席說,這是放個試探氣球,觸動觸動美國的感覺神經。 

    斯諾是個十分認真和勤奮的記者,看重實地調查,愛同各種人接觸交談,喜歡一個人到街上走走,用他那半通不通的普通話同人聊天。有一天晚上,他走出北京飯店到后面的小街散步,看見一些人在排隊買烤白薯,那是他最喜歡吃的,於是也排在人群中。輪到他買的時候,老頭兒向他要糧票,他才明白在中國那時買糧食包括買白薯不僅要付錢,還要付糧票!他趕忙回飯店向我要了糧票,才吃上了那香甜的烤白薯。 

    12月7日,周總理給我寫了封信,要我向他報告斯諾夫婦訪問了什麼地方、工廠、學校,接觸了什麼人,還有多長時間留在北京,以便主席考慮何時見斯諾並同他談些什麼問題。總理提醒我,在我的報告中不要建議林彪、江青見斯諾﹔更不要提請總理見斯諾。總理要我報告斯諾的訪華情況,是理所當然﹔對我的那些提醒,倒出乎我的意料。實際情況是,自從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后,尤其是以林彪和江青為首的兩個反革命集團又勾結又爭奪最高領導權力的圖謀已有明顯表露,對此周總理和許多老革命同志看得十分清楚。1970年8月、9月間在廬山舉行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發言又提出設國家主席的主張,陳伯達鼓吹天才論,篡權意圖被毛主席迅速識破,他指示收回林彪的發言文件,寫了《我的一點意見》,嚴厲批評陳伯達,並對之發起了批陳整風運動。 

    斯諾在中國訪問已經四個月了,安排他採訪毛主席的事不能再拖了。周總理知道斯諾的報道具有巨大的影響力,因而不能讓斯諾被林、江利用,但其深層原因又不好對我明說,因此隻好在12月7日夜裡寫了一封短信提醒我。至於他本人,雖然斯諾幾次要求採訪,可是他從來是克己奉公,嚴於律己,那時更不能招致非議,囑咐我不要提到他。 

  斯諾對中國最后的報道

    1970年12月18日晚,毛主席請斯諾去中南海談話和吃早飯,由王海容和唐聞生二人參加擔任記錄和翻譯,一直談到中午。首先他說,外交部有人反對你來,說你是美國特務,此人就是喬老爺(喬冠華)。然后他談到文化大革命,文革中的講假話和武斗,也談到個人崇拜。他問斯諾,如果沒有人崇拜,你會高興嗎?當斯諾談到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地腐敗的時候,毛主席未作出反應。關於中美關系,毛主席表示:尼克鬆早就說要派代表來,他對華沙那個會談不感興趣,要當面談。他是代表壟斷資本家的,解決兩國關系問題就得同他談。如果尼克鬆願意來,我願意和他談。談得成也行,談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當作旅行者來談也行,當作總統來談也行。總而言之,都行…… 

    我沒有參加這次會見,但根據周總理的指示,由我負責初審斯諾關於主席這次談話的“紀要”,以便作為正式文件印發到全黨和全國各基層單位。 

    12月25日毛主席77歲誕辰前夕,《人民日報》在頭版通欄位置報道了毛主席12月18日會見斯諾“同他進行了親切、友好的談話”的消息,並且刊出10月1日毛主席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群眾游行隊伍時的合影照片,再一次用含蓄的方式向美國發出信息。尼克鬆后來回憶說,毛主席同斯諾所談歡迎他訪華的內容,他在幾天后就知道了。 

    在斯諾這次訪華期間,周總理曾幾次同他談中美關系和中國的國內形勢,在毛主席12月會見斯諾之后,總理還同斯諾長談了一次國內經濟情況,給他提供了1960─1970年我國工農業生產的主要數字。 

    為了在聖誕節時同兒女們團聚,洛伊斯·斯諾決定先離華回國,斯諾則留在中國等待毛主席審定談話稿。這時,天氣寒冷,斯諾還隻穿一件毛衣和單褲,又是細致周到的周總理建議給斯諾做一件呢子大衣和買一件絲棉襖,以我的名義送給他。我們知道斯諾手頭並不寬裕,原先要全程免費招待斯諾夫婦,但斯諾為了避免國外有人說斯諾受中共賄賂,在離京回瑞士前,硬是把幾個月的旅館房費交給了北京飯店。 

    1971年2月,斯諾結束這次長達半年的對中國的訪問,回到瑞士。他的訪華報道,最重要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同他的談話,先后在意大利的《時代》雜志、美國的《生活》雜志等報刊上發表。《生活》雜志的文章和毛主席同斯諾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照片,已放在尼克鬆辦公室的案頭。4月間,美國白宮發言人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尼克鬆總統已經注意到斯諾文章傳達的信息,他希望有一天能訪問中國。 

    斯諾對7月基辛格的秘密訪華,中美發表公告,尼克鬆總統要訪問中國等這些消息感到十分興奮。他在瑞士家中,忙著撰寫他這次訪華的新書《漫長的革命》,准備在次年尼克鬆訪華前先抵達北京,採訪這一震撼世界的大事。但這時斯諾的身體很不好,經常感到疲倦。后來經過醫院檢查,發現他的肝腫大,得了胰腺癌,斯諾住進了醫院。在醫院他接到一封來自尼克鬆的信,問候斯諾的健康,對斯諾“長期杰出的生涯”表示敬佩,還說他將訪問中國,如果斯諾能先期作為他的訪華特使,他將感到極大的榮幸。斯諾認為,尼克鬆的信是一杯苦酒,美國同新中國的關系早就該建立了。他沒有回復尼克鬆的信。 

    斯諾夫人為丈夫的病寫信求援,寫給在美國和英國的親友,也給在中國的馬海德寫了一封。馬海德復信給她,請斯諾考慮到北京接受治療。她還收到周恩來總理的信,其中附有毛主席和鄧穎超的問候,不久又收到宋慶齡的信。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親自關懷下,北京日壇醫院為斯諾准備好了病房,布置得很有家庭氣氛,等候斯諾一家人的到來。我們還包租了法航班機的一等艙,供斯諾一家乘坐。去瑞士迎接斯諾的六人醫療小組,由馬海德率領,於1972年1月抵達日內瓦,立即由中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陪同他們去斯諾家。醫療小組為斯諾作了檢查,認為他的胰腺癌在手術后有廣泛轉移,肝功能衰竭,隻好改變計劃,把病房設在斯諾家中,就地治療。 

    2月初,我作為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正在亞的斯亞貝巴出席安全理事會會議,接到北京的特急電報,說斯諾病危,周總理要我趕往瑞士去看望斯諾,代毛主席和周總理本人向斯諾問候。我趕到斯諾家,他剛從前幾天的昏迷中清醒過來,馬海德對他說:“你看誰來了?是黃華!”斯諾立即睜大眼睛,臉上出現極興奮的笑容。他伸出瘦骨嶙峋的雙手緊抓住我和馬海德的手,用盡全身的氣力說:“啊!咱們三個‘赤匪’又湊到一起來了。”1936年,我們三人一起在保安時,斯諾常把反動派咒罵紅軍為“赤匪”當作笑料。現在聽他這樣說,我既感動,又心酸!我在斯諾家看望他兩天,同斯諾的兒女談了很久。我講述他們的父親如何同情中國人民在舊社會遭受的苦難,如何不畏艱險去偏遠的中國西北,探訪和了解中國的革命道路,向全世界傳播了中國的革命偉業。我問斯諾的女兒,知不知道她為什麼叫西安。她回答,“中國有座古城叫西安,爸爸年輕時就是從那裡出發去尋找毛澤東,尋找東方的魅力的。”兒子克裡斯多弗說,“妹妹的名字多好,那麼我的名字就叫延安吧!爸爸也去過延安。” 

    1972年2月15日,尼克鬆訪華的前六天,中國的春節,斯諾辭世。 

    斯諾在遺言中寫道:“我熱愛中國,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生前一樣能留在中國。美國撫育我成長,希望死后我也有一部分安置在哈德遜河畔。” 

    1973年5月,北京大學舉行了非常正式的斯諾骨灰安放儀式,洛伊斯·斯諾帶著女兒和妹妹參加了骨灰安放儀式,大理石墓碑上的碑文是葉劍英元帥書寫的。一年后,斯諾的另一部分骨灰埋葬在紐約市哈德遜河東岸的林間空地。 
【1】 【2】 

 
來源:《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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