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
1975年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后的整頓風雲 (5)
姜毅然 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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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不為所動沉著應對

  1975年8月21日下午,鄧小平同國務院政治研究室七位負責人一起,第四次讀《毛澤東選集》的選篇《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讀完后一起吃飯時,胡喬木問:主席關於評《水滸》的談話是針對什麼的?是不是有所指?鄧小平心中清楚,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確實是有所指的,但鄧小平有一種政治上的大智慧,他有意叉開話題,並且設法不讓“四人幫”誤導。於是,他回答說:“就是文藝評論,沒有別的意思。是主席用三個月的時間聽讀《水滸》得到的看法,要人整理出來的意見。決不是指著當前黨內斗爭的實際。”(《中共黨史資料》2004年第2期121頁)鄧小平這樣說,是因為他明白,毛澤東對否定“文化大革命”,隻是擔心,並無確証,因此評《水滸》也不是明指哪些人就是投降派,而“四人幫”則是想利用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反對自己。為了打破“四人幫”的陰謀,他不表態,並且隻把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當作文藝評論。這樣,“四人幫”的文章就做不大,如果他們非要做大,就會露出破綻。

  果然,“四人幫”急不可待了。

  1975年9月中旬,國務院在山西省昔陽縣召開了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這次會議,本來是鄧小平為了抓農業生產而提議開的一次會議。政治局同意開這次會議,目的也是為了搞好農業生產。當時,中央部長、副部長一級的領導干部,各省市自治區副省級以上的領導干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開這樣大規模的抓生產的會議而且又有這樣多的領導干部參加,這在“文化大革命”以來,是空前的。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決定開這次會議的目的,是進一步搞好整頓,並且提出“全面整頓”的任務,通過整頓,把生產搞上去,首先是把農業生產搞上去。可是,到會的江青卻拋開會議主題,在會上多次插話,與鄧小平唱反調。不僅如此,她還在會上大談同會議主題毫不相干的《水滸》中的“兩條路線斗爭問題”,同時扯到評《水滸》的“現實意義”上來。同時,江青還在談話中影射攻擊周恩來,說國務院有更大的人物支持鄧小平。會后,江青找到鄧小平,提出要求:把我的講話錄音在全黨播放,在黨內印發我的講話稿。鄧小平沒有表態。江青又去找到華國鋒,要華國鋒印發她的講話稿。華國鋒也沒有表態。

  1975年9月24日,鄧小平陪同毛澤東會見越南勞動黨第一書記黎筍后,向毛澤東匯報最近工作時,談到了江青在大寨會議上的講話及江青會后向他提出的要求。毛澤東聽后,氣憤地說:“放屁!文不對題。那是學農業,她搞批《水滸》。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1975年9月2日毛澤東同鄧小平談話的記錄)不久,華國鋒在一次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工作之后,也向毛澤東談到了江青要求在全黨放她的講話錄音、印發她的講稿的問題。毛澤東指示:“稿子不要發,錄音不要放,講話不要印。”(1975年9月毛澤東聽取華國鋒匯報時的指示)

  原來同意搞評《水滸》的毛澤東,為什麼又做出了這樣的指示呢?

  實際上,毛澤東發表評《水滸》的談話,以及后來同意向全黨轉發,隻是出於這樣一個考慮:要向全黨敲一敲警鐘,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到底是誰、怎樣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是沒有根據的,他不想再搞政治運動,更不想把國家搞亂。這是與江青等人想搞政治運動,借評《水滸》打倒一批人,有本質上的不同的。此時的毛澤東,既要肯定“文化大革命”,又希望全國能夠安定團結,把生產搞上去。當他的評《水滸》的談話發下去后,他也看到,除了“四人幫”十分積極之外,全黨反響普遍較冷淡,特別是實際工作部門,一直在抓業務工作,根本不搞評《水滸》。由此他考慮到,目前再人為地搞一場運動,是很不適當的。而此時江青的表演也確實拙劣,引起了黨內許多干部的反感。再通過“四人幫”這些人搞評《水滸》,會激起更大的矛盾。於是,毛澤東適時收手,他隻把評《水滸》限制在一定的時間和范圍。正是從這一考慮出發,毛澤東才對鄧小平、華國鋒講了上述那些話。

  毛澤東此話一發,自然影響全黨。一場眼看就要被“四人幫”掀起的全國性的評《水滸》運動逐漸淡化下來,直到最后無聲無息。這樣,從8月15日毛澤東發表評《水滸》的講話起,到9月下旬毛澤東先后和鄧小平、華國鋒談話止,“四人幫”所極力搞的評《水滸》,實際上隻搞了40多天就冷落下來。此后,各地報刊的評《水滸》文章,轉到了側重於古典文學評論方面,而“四人幫”對評論古典文學是不感興趣的,於是,評《水滸》就不了了之了。

  毛遠新多次對毛澤東說鄧小平搞整頓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毛遠新是毛澤民的兒子。由於毛澤民是在新疆犧牲的,當1975年9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舉辦慶祝建區20周年的活動時,特意請已任遼寧省委書記、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沈陽軍區政委的毛遠新去新疆參加慶祝活動。9月27日,毛遠新從遼寧赴新疆的途中路過北京,去見毛澤東。毛澤東見到毛遠新,想起了毛澤民,對毛遠新倍感親切。毛澤東認為,毛遠新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參加造反,在“文化大革命”中“經受了鍛煉”,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發展起來的干部,在“政治”上會是很“成熟”的。毛澤東在與毛遠新的談話中果然感到,毛遠新“成熟”了。他有地方工作“經驗”,談話中對“政治問題”有自己的見解,毛澤東對此很高興。毛澤東原來就比較喜歡毛遠新,現在更加喜歡毛遠新了。毛澤東這時有一個打算,就是打算把毛遠新留在北京,留在他身邊。這一段時間,毛澤東正對鄧小平領導的整頓產生許多懷疑。本來,毛澤東是支持整頓的,但鄧小平在領導整頓的過程中,通過實際工作,糾正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中過“左”的東西,由此,毛澤東懷疑鄧小平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而他是不允許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所做的兩件事情之一(一件是打敗蔣介石、日本帝國主義,一件是發動“文化大革命”─筆者注)。但毛澤東長期臥病在床,對實際情況不太了解,更不了解下邊對鄧小平實際工作情況的看法。他認為,毛遠新長期在基層工作,對基層干部、群眾的想法很了解。於是,毛澤東與毛遠新談話的話題,自然轉到了當前人們對“文化大革命”到底怎麼看的問題上來。毛遠新對毛澤東說:“自己感到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毛澤東問:這股風來自哪裡?毛遠新回答說:我認為來自中央。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判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我擔心中央,怕出反復。毛澤東問:你擔心中央出反復?毛遠新回答說:75年國務院開務虛會,遼寧省有兩個人參加,他們把講話稿帶回去,我看了,覺得國務院幾個副總理講話有些問題。特別是中央75年4號文件(指《中共中央批轉1975年國民經濟計劃的通知》,此件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后下發──筆者注)發下去以后,群眾反映很多。有人找我說,形勢剛好,社員積極性也起來了,看了4號文件不理解,有情緒,還問主席知道不知道。毛遠新的話使毛澤東陷入了深思。他認為毛遠新的話是客觀真實的。毛遠新工作在基層,了解實際情況,了解群眾情緒,而且毛遠新與鄧小平沒有任何歷史恩怨關系,對鄧小平沒有個人成見,因此,他說的話,是對的。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話。

  由於毛澤東聽信了毛遠新的話,對鄧小平日益產生不滿。這種不滿,通過他處理兩封信表現了出來。

  原來,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在工作中與清華大學黨委書記遲群、黨委副書記謝敬宜發生了矛盾。劉冰是老干部,而遲群、謝敬宜是通過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劉冰對遲群、謝敬宜在清華大學搞的“左”的那一套做法十分不滿,對遲、謝二人的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也看不慣。久而久之,產生了矛盾。這些矛盾發展到了不可開交的地步。於是,劉冰和另外兩個副書記直接向毛澤東寫信,反映遲、謝二人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中存在的問題。由於遲群是“四人幫”的親信,謝敬宜是毛澤東直接從身邊派出去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二人都是有特殊背景的人物,所以,劉冰等人把寫給毛澤東的反映二人問題的信,通過鄧小平轉給毛澤東。鄧小平收到劉冰等人的信后,認為信中說得有理,就把他們的信轉給毛澤東了。劉冰等人共給毛澤東寫了兩封信,都是通過鄧小平轉的。第一封信是1975年8月間寫的,毛澤東看了劉冰等人寫的這封信,心中不悅,但沒有說什麼,指著放文件的櫃子對秘書說:“先放著。”劉冰等人沒有得到回音,就又在當年的10月間給毛澤東寫了第二封信,這封信也是通過鄧小平轉的。毛澤東看了劉冰等人的第二封信,又把劉冰等人的第一封信找出來重新看了一遍。他對劉冰更加不滿,並由對劉冰的不滿轉而對鄧小平不滿。他對鄧小平不滿,出於兩條,一條是鄧小平轉了劉冰等人的信,另一條是劉冰等人的信中,有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情緒。他認為,劉冰等人是代表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的那些人的意見的,而鄧小平轉劉冰的信,就是表明他也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聯系毛遠新對他說的話,他認定鄧小平確實是那些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們在中央內部的代表。10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后,把陪同會見的李先念、汪東興留下談話,直接表示了對鄧小平的不滿。他說:“現在有一股風,說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覺悟。清華大學劉冰等人來信告遲群和小謝。我看信的動機不純,想打倒遲群和小謝。他們信中的矛頭是對著我的。遲群是反革命嗎?有錯誤,批評是要批評的。批評就要打倒,一棍子打死?小謝是帶三萬工人進清華大學的。遲群我還不認識哩。”毛澤東接著針對鄧小平說,“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寫給我,還要經小平轉。你們告訴小平注意,不要上當。小平偏袒劉冰。你們六人(小平、先念、東興、吳德、小謝、遲群)先開會研究處理。此兩封信(指劉冰等同年8月和10月的兩次來信)印發中央政治局在京各同志。清華大學可以辯論,出大字報。”(1975年10月19日毛澤東同李先念、汪東興的談話記錄)

  隨后,李先念、汪東興把毛澤東19日談話的內容向鄧小平做了傳達。鄧小平敏銳地預感到,他與毛澤東在對待“文化大革命”問題上的分歧已經不可避免,毛澤東對自己已經有了成見,他將面臨一場新的政治風暴,而這場政治風暴,對自己是不利的。但鄧小平通過這些年的實際生活,已經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固定認識,他對這種認識是不會改變的,是要堅持到底的。為了堅持自己的認識,他不怕失去任何東西,正如他自己說的:不怕第二次被打倒。他毅然決定,把毛澤東19日的談話,傳達給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由政治局去討論。23日,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了毛澤東19日的談話,並決定,按毛澤東的意見,召開清華大學黨委擴大會議傳達討論。27日,鄧小平、李先念、吳德、汪東興聯名給毛澤東寫信提出:“傳達時,其中主席對小平、江青同志批評的內容,建議不傳達。”毛澤東批示“同意”。

  1975年10月10日,毛遠新回到北京。此時,毛澤東已經決定把毛遠新留下當聯絡員。毛澤東的這一決定已經向政治局通報了。毛遠新從此就留在了中南海,住在怡年堂后邊的一個小院裡。

  毛遠新留在北京當聯絡員后,一開始還很謙虛。對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等老同志很尊重。但由於毛遠新的身份特殊(是毛澤東的侄子),工作特殊(當毛澤東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別人對他也高看一眼,特別是他等於是代毛澤東參加政治局會議的,他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的是毛澤東的意見,因此,他似乎是毛澤東的代言人。因此毛遠新逐漸自以為了不起了。尤其是,他是靠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的,在思想上是“左”的,與江青他們一致。因此,自然與“四人幫”搞在一起,對“文化大革命”也是肯定的。在這一點上,他與鄧小平是對立的。二人之間雖然此時還沒有發生爭吵,毛遠新在政治局也沒有表決權,但毛遠新對鄧小平是有成見的。因此,毛遠新在向毛澤東匯報時,也經常講鄧小平的壞話。

  11月2日,毛遠新在又一次向毛澤東匯報時談到,鄧小平從不談“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對“文化大革命”不滿意,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線不對。毛澤東聽后,決心把他和鄧小平之間的分歧挑開,讓毛遠新出面以召開會議的方式“幫助”鄧小平。

  毛澤東此時還是希望鄧小平能承認“文化大革命”正確,在認識上和他保持一致,這樣,既可肯定“文化大革命”,又能發揮鄧小平的才干,讓他繼續領導國務院工作,把經濟搞上去。因此,他不採取開政治局會議的辦法,而是採取指定幾個人開會,以及逐步擴大幾個人開會的辦法,“幫助”鄧小平。毛澤東還考慮到,開政治局會議,江青等人會借機做文章,那樣的話,在政治局會議上就會發生爭吵,對鄧小平也不利,因此他指示毛遠新,擴大的“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不要江青參加,會議的情況也不要告訴江青,“對江青,什麼也不要講。”開會時,鄧小平堅定自己的立場、觀點。他堅決不承認“文化大革命”對,隻是說自己主持中央工作時,在一些具體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在路線上沒有錯,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的,把生產搞上去沒有錯,安定團結沒有錯。鄧小平還表示,自己願意寫書面檢查。會后,鄧小平寫出書面檢查,交給毛遠新轉給毛澤東。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也隻檢討具體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不談“文化大革命”問題。

  “擴大”的“幫助”鄧小平的會議之后,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會議情況。毛澤東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又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書面檢查,很不高興。他認為,對鄧小平批還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鄧小平“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

  當毛遠新問道:對鄧小平要求解除他擔負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之責任如何處理時,毛澤東思考了一下,說:“小平工作問題以后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1976年1月21日毛澤東同毛遠新的談話記錄)毛澤東的這個話的意思很明確,就是同意鄧小平不再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了,這也意味著不讓鄧小平接周恩來的班任國務院總理了,但對他的現任職務暫時不動,同時繼續批評他,“幫助”他“提高認識”,等待他轉過來。

  毛澤東指示毛遠新:把問題拿到政治局會議上去解決。但是,這次政治局會議也沒有達到毛澤東的期望。會上,大多數人不發言,鄧小平本人更是不談“文化大革命”正確,他還是重復原來所說的,在具體工作中有缺點和錯誤,但沒有路線錯誤。鄧小平表示,還可以再寫一篇書面檢查。鄧小平寫出的這份書面檢查,仍然同上次的差不多。毛澤東聽毛遠新匯報了政治局會議情況,又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第二次書面檢查,對鄧小平十分不滿。他決定,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同時決定,在發動這場運動之前,開一次“打招呼”會議,向那些對“文化大革命”有抵觸、有“右傾翻案”問題的領導干部“打招呼”。

  毛澤東做出開“打招呼”會議的決定,是因為他吸取了“文化大革命”發動前沒有向廣大干部“打招呼”以致許多領導干部被打倒的教訓。他做出這個決定后,親筆寫了一個“關於打招呼問題”的批語,他寫道:“過去(指“文化大革命”發動前──筆者注)隻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縣委書記打了招呼,所以沒有受沖擊。在多數人身上復雜一點。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要估計這種情況。一些老同志打了招呼,如周榮鑫、李昌、胡耀邦、胡(指胡喬木──筆者注)、劉冰、李井泉等幾十人也要打招呼。”

  一開始,毛澤東還是想把事情限制在一定范圍。他提出:在開“打招呼”會議之前,讓鄧小平主持開一次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政治局會議要形成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毛遠新向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鄧小平接過毛澤東的話婉言拒絕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遑論魏晉,由我主持開這樣的會不適宜。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了鄧小平說的這些話,毛澤東當然很不高興。毛澤東決定,“打招呼”會議擴大范圍,讓一百多人都要參加“打招呼”會議。他讓鄧小平擬一個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名單,並且讓鄧小平主持“打招呼”會議。這兩件事,都是鄧小平不願意做的。擬定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員名單,實際上是讓鄧小平認定哪些人有“右傾翻案”問題﹔主持“打招呼”會議,實際上是讓鄧小平主持解決自己“問題”的會議,但在當時鄧小平已經婉言拒絕讓他主持政治局會議形成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文件的情況下,他對這兩件事不好再推辭,不得不同意做這兩件事。

  11月21日,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由毛遠新轉交給毛澤東。報告說:“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個招呼,免犯錯誤。現擬了一個一百三十六人的名單,並擬了一個打招呼的談話要點,都是由政治局會議討論修改了的。現送上,請審閱批示。打招呼的方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塊談,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備把談話要點發給各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書記,也給他們打個招呼。此點也請主席批准。”鄧小平還在這個報告的后面附上了“打招呼”談話要點。這個要點中,按毛澤東的意見提到:毛主席對劉冰等人的來信很重視,認為這是當前兩條路線斗爭的反映,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毛澤東聽工作人員讀了鄧小平的報告和談話要點后,在鄧小平的報告上批道:“很好。但不僅隻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聽同議,如此次十七人會議那樣。即也要對青年人打招呼,否則青年人也會犯錯誤。請政治局再議一次,或者分兩次開,或者先分后合。”毛澤東的這個批示,由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做了傳達。毛澤東寫完這個批示的第三天,又考慮到,有青年人參加(即讓造反派參加--筆者注)“打招呼”會議,不太合適,這些人參加會議,就會對其他人大批特批,反而會把事情搞復雜了。於是,毛澤東寫信給鄧小平說:“還是先給老同志打招呼,青年問題暫緩。”

  11月24日,中央開“打招呼”會議。鄧小平主持了“打招呼”會議,並在會上宣讀了“打招呼”的《講話要點》,余下他再不說什麼話。參加“打招呼”會議的人大多數不表態,少數表態的人,也隻說些無關緊要的話。這種情況,與前些日子中央開的幾次會一樣,沒有出現毛澤東所期待的結果,毛澤東肯定不會滿意。由此,鄧小平預感到,一場大的政治風暴即將來臨。因此,鄧小平在這次會上表情嚴肅、堅毅,一句話也不說。參加會議的張震對他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要多保重。”鄧小平聽了,也隻是點了點頭。

  果然如同鄧小平所預料的,毛澤東對“打招呼”會議的結果十分不滿意。他決心在全國范圍發動一場“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在全國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文件,一場政治運動又在中國大地上開展起來。

  鄧小平成了批判對象,“四五運動”后,被再次打倒

  正是在這場政治運動中,鄧小平成了斗爭對象。在運動開始之后,鄧小平就不再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了,實際上是處於閑置狀態。

  鄧小平處於閑置狀態后,便不再露面了,這引起了全國人民的關注。關於鄧小平被批判的消息很快就在全國干部、群眾中傳開了。而且,大家心裡都清楚,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就是針對鄧小平的,鄧小平就是被“四人幫”搞掉的。在公開場合,人們雖然嘴上不說什麼,但心中積壓著的對“四人幫”的憤怒和不滿與日俱增。但是,一場大規模群眾運動正在醞釀,而其導火索,是周恩來逝世后廣大群眾悼念周恩來的活動被“四人幫”干擾和破壞。

  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逝世。廣大人民群眾沉浸在悲痛之中。人們以各種形式,自發地悼念周總理。但是,“四人幫”對人們悼念周總理的活動恨之入骨。不僅如此,他們還採取種種手段,影射、攻擊周總理。這引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反抗。1976年3月初,上海的《文匯報》在發表領袖對雷鋒的題詞時,卻不發表周恩來對雷鋒的題詞,並且,《文匯報》還在一篇文章中影射周恩來說,“那個最大的走資派把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了台。”“四人幫”搞的這些把戲,蒙不住群眾的眼睛,人們認清了“四人幫”的嘴臉后,產生了極大憤怒情緒。1976年3月,南京發生了大規模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這場群眾運動很快就波及全國,全國許多城市都發生了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並且發展到了北京。

  當全國各地發生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時,躺在病床上的毛澤東,對事情的起因、性質、具體情況,並不十分了解,他全靠聽毛遠新的匯報來了解情況,依據毛遠新的匯報來判斷是非曲直,這給了毛遠新以可趁之機。

  1976年4月1日,當南京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影響到北京,1976年4月4日,天安門廣場爆發了以悼念周恩來、擁護鄧小平、反對“四人幫”的偉大群眾運動。當天,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緊急開會,討論天安門出現的問題。老干部葉劍英、李先念等仍然沒有出席這次會議。鄧小平已經被排除在政治局會議之外,自然也沒有參加。其他參加會議的多數人,也不表態。隻有“四人幫”在那裡叫嚷著。江青又哭又鬧,手裡拿著一根棍子,在那裡比劃著,王洪文上竄下跳,坐立不安,張春橋在那裡陰沉著臉,姚文元不時走到窗前向外張望。他們提出這是反革命事件,要鎮壓。但多數政治局成員隻是議論具體情況和事情過程,並不講定性的話。“四人幫”見此種情況,就一個接一個地發言。他們有的說,“這是壞人又跳了出來”,有的說“這是直接攻擊主席”,有的說,天安門上的群眾是在“造謠”,“是反動的”,還說,“看來這次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張春橋和江青共同的意見是:“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做了大量的輿論准備,”“這件事是鄧小平搞了很長時間准備形成的。”“是黨內走資派把矛頭直接指向主席的。”“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四人幫”在政治局緊急會議上的這些議論,並不能代表政治局全體成員的共同意見,更不是政治局做出的決定。然而,毛遠新卻妙筆生花,把“四人幫”的言論當作政治局全體一致的意見,把他們的個別話語,當作政治局已經定性的結論意見。

  毛澤東聽工作人員讀了毛遠新的報告后,表示:“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1976年4月7日毛澤東聽取毛遠新關於天安門事件情況匯報時的談話,引自毛遠新筆記)毛澤東還根據毛遠新報告中做出的判斷,建議政治局做出決定: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

  鄧小平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是他領導的整頓在當時被完全打斷的標志。

  鄧小平領導的整頓,雖然由於鄧小平的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而被迫中斷,但是整頓所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在這些影響中,最根本的,是它引起人們思考,啟發人們醒悟,認識到了“文化大革命”的錯誤,認清了“四人幫”的本質,由此奠定了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的群眾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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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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