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新聞
1975年鄧小平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后的整頓風雲 (4)
姜毅然 霞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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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開始擔心身后事

  1975年,毛澤東的身體已經越來越差了。當他1975年4月從杭州回北京之前,自己已經明白,他從此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巡視南方了。登車前,他隻向為他送行、見到他步履艱難而流淚的工作人員點了點頭,什麼也沒有說,就上了北行的列車。此時,毛澤東的心情並不好。

  毛澤東心情不好,並不是為他身體每況愈下而發愁。堅信唯物主義並且一向樂觀的毛澤東,對這一點看得很開,他心情不好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央內部明顯形成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和肯定“文化大革命”兩派,前者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些老干部.他們否定“文化大革命”正是通過整頓表現出來的。后者是以“四人幫”為代表的“文革”新貴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雖然不敢公開講,但在開展整頓的實際工作中,已經明確表示了他們的態度,並且為此在一些具體問題上已經與“四人幫”有了幾次較量。“四人幫”也在想方設法抓他們的辮子。這自然引起了政治局內部的矛盾。毛澤東內心非常明白政治局內部不團結的根本原因。由於在中央政治局內部存在這種矛盾和斗爭,毛澤東開始為后事擔憂起來。

  毛澤東所擔憂的后事,不是自己百年之后如何處理他個人的后事問題。對這個問題,他知道中央是能夠處理好的,而且,以他在黨和人民中的威望,是不會出現任何不妥之處的。他是個唯物主義者,也不在乎對自己百年之后的后事處理如何。作為大政治家的毛澤東所擔憂的后事,是他所堅持的政治路線能不能貫徹下去。而這條政治路線能不能貫徹下去的根本點,就是對“文化大革命”肯定還是否定的問題。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了“文化大革命”。他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為了反修防修。他經過一段時間的摸索,認為發動群眾自下而上地搞“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是在中國反修防修的最好形式,也是他一生當中所做的兩件事之一。毛澤東不允許否定“文化大革命”,他希望在他百年之后,“文化大革命”這條路線能夠堅持下去,在堅持“文化大革命”路線的前提下又能維持國家穩定,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當時,在中央政治局內部,江青等人是堅持“文化大革命”路線的,但是,江青等人的所作所為,在黨內,在人民中間,是很不得人心的,加上他們搞“四人幫”,又沒有搞生產的熱情、經驗和能力,在毛澤東身后由他們來領導國家,來堅持“文化大革命”路線,毛澤東不放心,因為他們不得人心,沒有人擁護他們,他們是搞不下去的。因此,毛澤東決定不把權力交給他們,同時,對他們搞“四人幫”的行為還要進行批評。對於在實際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鄧小平,毛澤東既愛其才,要依靠他來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同時也對他在領導整頓中,在實際工作中否定“文化大革命”十分不滿。這種不滿長期積累起來,使他對鄧小平很不放心,擔心在他百年之后,由鄧小平執掌權力,會否定“文化大革命”路線。他在此時已經打算要批一批鄧小平,要促使鄧小平把認識統一到他的認識上來。毛澤東當時還有一個良好的願望,就是希望鄧小平等老同志能夠與“四人幫”搞好團結,團結的前提,就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礎上把國家穩定下來,把生產搞上去。從這一良好願望出發,毛澤東先是批了“四人幫”,不讓他們搞宗派,要和政治局的同志、和全體中央委員搞好團結。(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同時,毛澤東一再講:“要安定,要團結。無論什麼問題,無論經驗主義也好,教條主義也好,都是修正馬列主義,都要用教育的方法。”“不要分裂,要團結。”

  但是,毛澤東的這些想法畢竟隻是良好的願望,他自己心裡也明白,要讓江青與鄧小平“團結”起來,是很難做到的。由此,他開始為自己的后事擔憂。他不但擔憂自己百年之后中央內部會發生斗爭甚至分裂,而且擔心出現大的政治動蕩,如同他自己所說的在“血雨腥風”中交班。由於有這種擔憂,毛澤東在1975年5月3日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當著在場的中央政治局委員的面,講了三國故事,當他談到吳王孫權時,讓葉劍英當場背誦南宋詞人辛棄疾的一首詞《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
  滿眼風光北固樓。
  千古興亡多少事,
  悠悠,
  不盡長江滾滾流。
  年少萬兜鍪,
  坐斷天下東南戰未休。
  天下英雄誰敵手?
  曹劉。
  生子當如孫仲謀。

  毛澤東主觀願望上,是希望有一個“孫仲謀”那樣的人物,即有一個可以放心的接班人。這個接班人,是既有能力,又不否定“文化大革命”這個“基業”的接班人。

  到1975年,“文化大革命”已經搞了9年了,結果如何?當時的人們已經看到:社會秩序紊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緊張、經濟下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面對這個現實,廣大人民群眾、廣大干部都在思索。經過思索,人們的頭腦已經冷靜下來,開始認識到:“文化大革命”並不是像毛澤東所估計和人們所想像的那樣: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而是動亂不休,紛爭不已。人們開始普遍對“文化大革命”產生懷疑。在此情況下,鄧小平領導的1975年整頓及成果,給人們帶來了希望,人們盼望通過整頓,全國能夠安定下來,能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因此當時人們普遍有一種懷疑“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情緒。

  毛澤東當時已經感到鄧小平在領導整頓時,在實際工作中正在逐步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對此,他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也希望通過整頓,穩定社會,發展經濟。毛澤東的這種矛盾心情,使他對鄧小平既要使用,又有懷疑。但是,鄧小平也是一個大政治家,他懂得把原則性和靈活性結合起來。當時,鄧小平專注於實際工作,他從來不談“文化大革命”,也從來沒有在公開場合講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話,他隻是在實際工作中逐步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那一套,這使毛澤東對鄧小平也說不出什麼來,隻是在心中對鄧小平有懷疑,不放心。如果毛澤東隻是把這種懷疑繼續下去,沒有后來毛遠新的參與,毛澤東還會在懷疑中繼續使用鄧小平,不會出現1976年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結果。

  毛澤東讀《水滸》時發了一些議論

  毛澤東酷愛古典文學。他一生中閱讀了大量古典文學著作。在這些古典文學著作中,他最偏愛的是《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官場現形記》。對這四部書,他說不清讀了多少遍。其中的《水滸》,是他在青少年時代就讀過的。在他此后的人生歷程中,打仗時,他讀過《水滸》,也運用過《水滸》中的計謀﹔建國后他讀過《水滸》,在許多講話中,他經常引用《水滸》中的典故來說明事理﹔直到晚年,他仍然經常讀《水滸》。

  1975年7月下旬,毛澤東做了一次眼睛白內障手術。術后,他隻有一隻眼睛可以看東西,而這隻眼睛也不太好。但毛澤東是渴望知識、手不釋卷、酷愛讀書又大量讀書的人,手術后,他還要讀書,不讀書,他就難受。他要讀書,但眼睛又不好,這是一對矛盾,鑒於此,中央辦公廳決定:為了保護毛澤東的視力,除了重要的文件讓毛澤東親自看外,其他的讀書讀報看文件的時間裡,由工作人員念給毛澤東聽,即“代讀”。讀報紙、讀文件、讀一般的書,工作人員可以給毛澤東念,但對於古典文學書籍,不太懂得古典文學的工作人員就讀不了了,因為書中有許多古漢語。工作人員提出,可否從大學中找一個懂得古典文學的人來為毛澤東“代讀”,這樣,就可以在毛澤東閱讀文件之后,幫助他讀一些古典文學著作,調節一下。經請示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副主任張耀祠同意,中央從北京大學選了一位教古典文學的教師——蘆荻來幫毛澤東讀古典文學書籍。於是,蘆荻走近了毛澤東。毛澤東一見到蘆荻就對她說明白了,他說:“我最近眼睛不太好,請你念念古文,沒有別的事,我眼睛好了,你就回學校,怕耽誤你的教學。”這樣,從1975年7月下旬開始,蘆荻開始為毛澤東讀書。

  蘆荻不光是幫助毛澤東讀一本書,而是幫助毛澤東讀包括《水滸》在內的不少書。

  當時,蘆荻對古典文學中一些問題的看法不甚清楚,蘆荻曾請教毛澤東:學術界對《水滸》的基本評價向來是很高的,甚至有的說,這是一部千古不朽的農民運動的史詩。但到1974年,《北京日報》到北大約寫一篇批判《水滸》的文章時,卻透露說《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蘆荻自己也聽到了這個說法,但她不相信,因為不是正式消息,對精神實質的理解不一,學術界在討論時分歧很大,這篇文章后來也沒有發表,后來聽傳說,主席有個講話,其中提到《水滸》。蘆荻問:主席,是真的嗎?毛澤東回答說:是真的,那兩句話是我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蘆荻問毛澤東:那麼,我們對《水滸》到底該怎樣讀呢?毛澤東說:“《水滸》隻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斗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這時,在場的張玉鳳問毛澤東:主席,64年在武漢我看《水滸》時,主席就對我說過: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義。招安就是投降,替皇帝辦事。可他們現在又都說這部書好,到底好在哪?毛澤東回答說:“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員,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張玉鳳:《回憶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況》)接著,毛澤東說:“魯迅評《水滸》評得好,他說:‘一部《水滸》,說得分明:因為不反對天子,所以大軍一到,便受招安,替國家打別的強盜——不替天行道的強盜去了。終於是奴才。’(《三閑集·流氓的變遷》)”“金聖嘆把《水滸》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實。魯迅非常不滿意金聖嘆,專寫了一篇評論金聖嘆的文章《談金聖嘆》(見《南腔北調集》)。”“《水滸》百回本、百二十回本和七十一回本,三種都要出。把魯迅的那段評語印在前面。”(《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13冊,457頁)。

  毛澤東讀書,談論書,向來不是純文學的,他總是聯系實際的,總是有所指的。他在這一番談話中,透露出了他內心的隱憂,即擔心中國出現“反復”,即否定“文化大革命”,他認為,那就是“投降”了。他所說的“招安”、“投降”,都是針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他提出印《水滸》的三種版本,就是為了宣傳他的這一想法——防止出現“反復”。

  蘆荻從古典文學角度,認為毛澤東的談話對重視研究古典文學著作有價值。談話之后,蘆荻把毛澤東的談話一句句整理出來,交給張玉鳳送毛澤東看。毛澤東看后,表示同意。由於毛澤東的談話內容中有這樣一個內容:要出版三種版本的《水滸》,因此,毛澤東把這份記錄稿交給汪東興,要汪東興交給分管出版工作的姚文元看。8月14日,汪東興把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稿交給了姚文元。

  姚文元借題發揮

  自從1975年5月3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批了“四人幫”后,“四人幫”沉寂了很長一段時間。

  8月14日,汪東興傳來毛澤東評論《水滸》的談話記錄稿后,姚文元仔細看了一遍,他的眼前一亮,覺得這是個可趁之機。於是他急不可待地又看了一遍。聰明的姚文元從毛澤東的這篇談話記錄中,看到了毛澤東內心所包含的隱憂,認為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的反對“投降派”、“宋江架空晁蓋”、“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等語,正是他們可以用來影射攻擊鄧小平的炮彈,反擊鄧小平的時候到了。於是,他立即拿起筆來,給毛澤東寫了一份請示報告。

  姚文元寫道:毛主席關於評《水滸》的談話,“很重要”,它“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中國無產階級、貧下中農和一切革命群眾在現在和將來,在本世紀和下世紀堅持馬克思主義,反對修正主義,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堅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義。應該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姚文元還寫道:“為了執行毛主席提出的任務,擬辦下幾件事:一、將主席批示印發政治局在京同志,增發出版局、《人民日報》、《紅旗》、《光明日報》及北京批判組謝敬宜同志,上海市委寫作組。附此信。二、找出版局、人民文學出版社同志傳達落實主席指示,做好三種版本印刷和評論的工作。我還看到一種專供兒童青年讀的《水滸》,是根據七十一回本改的六十五回本,也要改寫前言,增印魯迅的話,否則流毒青少年。三、在《紅旗》上發表魯迅論《水滸》的段落,並組織或轉載評論文章,《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訂個計劃。以上可否,請批示。”

  姚文元寫好這個請示報告后,馬不停蹄,立即請中辦轉毛澤東處。8月14日下午,姚文元的報告就轉到了毛澤東的手上。從毛澤東的談話記錄稿轉出,到姚文元把請示報告送到毛澤東手上,前后不到三個小時。對毛澤東回應之快,除了戰爭時期之外,這種情況是很少有的。

  毛澤東於8月14日下午閱過姚文元的報告之后,在姚文元的報告上批示:“同意。”姚文元立即把毛澤東的批示傳給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在姚文元的提議下,中央政治局開會決定,把毛澤東談話記錄稿印發全體中央委員。后來,在“四人幫”的要求下,中央政治局又請示毛澤東同意,向全黨轉發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

  毛澤東為什麼要同意向全黨轉發他的評《水滸》的談話?隻要仔細分析毛澤東談話的內容就會看到,在這篇談話中,確實包含著毛澤東對在他身后會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隱憂。對於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人,毛澤東比作“投降派”,而“投降派”是要接受“招安”的,是要“搞修正主義”的。毛澤東最基本的考慮,就是通過轉發這篇談話,向黨內敲一敲警鐘。此時,毛澤東覺得是有人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但他又沒有什麼根據,他要通過轉發他評《水滸》談話的方式,向全黨打一個招呼。但毛澤東沒有想到的是,他的這個舉措,被“四人幫”利用了。“四人幫”覺得,毛澤東的談話,正好可以用來攻擊鄧小平,影射周恩來,因此,自從毛澤東評《水滸》談話轉發下去之后,“四人幫”又重新活躍了起來。他們要借毛澤東的評《水滸》談話,大做文章了。

  最先也是最積極做文章的是姚文元。8月17日,姚文元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組織討論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還訂出了一個宣傳規劃,於8月18日送毛澤東處請毛澤東閱。毛澤東閱后批示:“同意。”接著,姚文元放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專門做一件事,就是組織宣傳毛澤東評《水滸》的談話。他組織很多人寫文章,借評《水滸》來大加發揮,大反所謂當代的“投降派”、“修正主義分子”,批今天“架空晁蓋的宋江”。在姚文元緊鑼密鼓的布置之下,《紅旗》雜志1975年第9期發表文章《重視對〈水滸〉的評論》,緊接著,姚文元又組織人寫了一篇《人民日報》社論稿,於9月2日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閱后批示:“同意。”9月4日,這篇題為《開展對〈水滸〉的評論》的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姚文元組織發表的這些文章的關鍵之處在於:明確提出,評論《水滸》“是我國政治思想戰線上的又一次重大斗爭,是貫徹執行毛主席關於學習理論、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組成部分”,評論《水滸》是學習“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主題,就是要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這實際上是說,評《水滸》,是一場大的政治運動,是一場階級斗爭,是當前最大的政治任務,而重大政治任務的核心就是批判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姚文元搞的這些定調子的文章發表后,“四人幫”的親信爪牙立即在全國組織人寫文章,一時間,全國各地大小報刊上連篇累牘地發表評《水滸》的文章,他們還在各地組織宣講團,報告團,懂得一點《水滸》或者根本不懂《水滸》的人,都上台“宣講”評《水滸》,假借評《水滸》,廣泛宣傳要抓當代的“投降派”,“當代的宋江”。他們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領導人,大有再搞一次大“地震”之勢。

  應該說,姚文元確實窺測到了毛澤東內心深處隱憂和擔心之所在。他當時這樣搞,也確實迎合了毛澤東當時的想法。因此,毛澤東開初,是允許搞評《水滸》的,對評《水滸》的宣傳,也是支持的。因此毛澤東在1975年8月18日批准了姚文元的請示報告之后,9月2日又批准了姚文元組織人寫好並送給他審閱的《人民日報》社論稿。不僅如此,毛澤東在9月2日批准發表《人民日報》社論稿的同時,還批道:“送小平、春橋閱。這樣,可不發內部指示了。”“退文元同志。”毛澤東所說的可不發內部指示,意思是說,可以用這篇社論代替中央關於評論《水滸》的意見了。毛澤東的打算,就是要讓中央的地方的領導干部都知道:不能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投降派”,而黨內是不允許有“投降派”的。正因為毛澤東有這樣一些想法,才為“四人幫”所利用來大做文章。

  已經好久不露面的江青見評《水滸》是個機會,又跳了出來。江青先是向她手下的親信骨干“吹風”。她把幾個親信骨干叫來說:評《水滸》有“重大現實意義”。毛主席為什麼要評《水滸》?要想想。“《水滸》的要害是宋江架空晁蓋。現在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江青1975年8月同於會泳、劉慶棠等人的談話)江青所說的“黨內有人架空毛主席”,就是暗指鄧小平架空毛主席。接著,江青開始在各種公開場合宣講評《水滸》。在宣講中,她東拉西扯,影射、攻擊周恩來和鄧小平。張春橋也在各種公開場合宣傳說:為什麼評《水滸》?就是因為有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當代投降派”,就是因為眼前就有修正主義。連根本不讀書,不懂得《水滸》裡面到底寫了些什麼的王洪文,也急忙找來一本《水滸》,粗看了一篇,就到處去評論《水滸》,他假裝內行,散布說,毛主席就是要反對“現在的宋江”,就是反對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投降派”。“四人幫”覺得光是他們到處宣傳還遠遠不夠,他們設想要搞一場波及全國的更大的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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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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