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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黨史研究應注意兩種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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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仲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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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在黨史研究中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兩種傾向:
一種傾向是將歷史曲折歸結為領袖人品
“文革”時期的那種將領袖人物神聖化的情況，目前已經沒有什麼市場了。但是，隨著一些所謂“歷史內幕”的曝光，一些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人物被“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從而一部中國共產黨史或領袖傳記就被寫成玩權術、整對手、勾心斗角、爭權奪位史，變得不堪入目，什麼理想追求、黨的事業、人民利益等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歷史已經前進到21世紀，用不著(也無濟於事)再去神化什麼，但是，難道將黨和黨的領袖丑化一通，就是真實的歷史？不可否認，我們的黨還有不少弊端，制度還不健全，陰暗面的東西還存在，歷史上領袖的品格和心態也是復雜的，對造成這樣那樣的錯誤會產生影響。但是，造成歷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麼？如果我們這個黨的領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繪的靈魂丑陋、品性卑劣，沒有什麼胸懷國家、心憂百姓這樣的理念，那怎麼能說明革命的勝利、困難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國家的興盛呢？我相信，中國共產黨黨內立黨為公、心系人民、精忠報國、無私無畏的頂天立地的人物大有人在，普通黨員裡有，黨的領袖中也有﹔老共產黨員中有，年輕一代中也有。這是中華民族的精英，中國共產黨的脊梁，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根本力量。
另一種傾向是將曲折歷史直線化
在一些尤其是海外的黨史著述中，夸大黨的歷史道路的曲折，極盡歪曲丑化之能事。這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如果不如實地把黨的歷史道路反映出來，讓人民感到可信，這也不可取。比如，與遵義會議具有同等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這是黨的歷史的又一次偉大轉折。何謂“轉折”？即它不是直線發展，而是折了，比如說90度的另一個方面的發展，有轉有折，故謂“轉折”。如果是直線式而不是直角式，哪還談得上“轉折”！隻有按照小平同志說的將1957年以后20年的“左”，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極“左”寫清楚，才能說明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轉折”意義，才能說明它的兩個挽救作用，才能說明它是新時期的偉大開端。否則，這個“轉折”是凸顯不出來的。這段歷史不實事求是地講清楚，以后還會折騰的。當然，講這一次轉折，也要作歷史過程論的分析。將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轉折”的偉大標志來論述，可能更符合歷史實際。歷史既跟我們開了一個玩笑，也值得我們深刻反思。進入不惑之年的毛澤東是推動黨的歷史實現第一次偉大轉折的主角，隨后成為領導黨取得革命勝利的主要領袖。誠如小平同志說的，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可能還要在黑暗中摸索。這一偉大功績已載入史冊，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但是，誰曾想到，毛澤東晚年卻在探索的道路上陷入誤區，也犯了他曾經批判過的“脫離現實生活的主觀主義”的錯誤，一方面“沿用過去熟悉而這時已不能照搬”的“舊方法和舊經驗”﹔另一方面又將馬列“本本”中的“某些設想和論點加以誤解或教條化”，搞“文化大革命”，變成一場災難。第二次偉大轉折進行撥亂反正，就是既撥林彪、“四人幫”破壞之亂，又要批評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回到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軌道上來。為什麼會發生毛澤東這樣的歷史現象呢？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如十六大所指出的，任何時候都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既要反對經驗主義，也要反對教條主義，自覺地把思想認識從那些不合時宜的觀念、做法和體制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從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解放出來，從主觀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要做到這一點，堅持政治體制改革，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堅持海納百川的政治文明，不搞領導職務的終身制，不搞重要領導職務的高齡化非常重要。歷史經驗証明:要保証國家的長治久安，最主要的是靠有一個好的制度，而不僅僅是靠好的領袖個人。
(作者系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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