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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讀史論政拾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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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禹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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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代卓越的政治領袖中，毛澤東屬讀書大家。別的不說，一部武英殿本《二十四史》，三千二百多卷，洋洋四千萬言，他不僅通讀了一遍，而且對重點史冊、篇章反復讀了三、四遍。在他看來，《二十四史》是一部帝王將相史。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他反感這種修史原則，但作為學者、政治家、軍事家，他對這部史書的情感卻是極其濃厚的。他強調，研究中國歷史，“必須扎扎實實地把《二十四史》學好”。毛澤東讀書，一是興趣使然，二是為現實計。他強調活讀《二十四史》，從歷史的后院走到現實的前院，借史喻今，借史明理。他在閱、批這部史書的同時，還不斷地把從中獲得的大量史料連同自己的讀書心得繪聲繪色地、寓以哲理地運用到他在不同場合的談話、演講、報告以及不同時期的著述中去，這些自然比他對這部史書的批注的內容還要豐富。所有這一切，對於我們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干部和擔負起草報告、撰寫文稿的秘書人員以及擔負修史編志的史志人員來說，都是極其寶貴的精神財富和學習楷模。
“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毛澤東讀《南史·韋睿傳》時，曾被韋睿的事跡所深深吸引，因而他在該卷濃圈密抹，文字批注達25處之多。
《南史·韋睿傳》載：韋睿，南朝人，初為齊末太守，后從蕭衍起兵，成為梁的名將。他“多建策，皆見用”，是梁武帝征伐四方、平定天下的得力助手。如梁武帝天監四年，韋睿率兵攻打北魏小峴城﹔在久攻未拔的情況下，韋睿便“巡行圍棚”，環城悉心查看了解地形和敵情，親自制定作戰方案。攻克小峴城后，繼而進討合肥，又是久攻不下。韋睿親臨前線，“案行山川”，再次環城悉心進行偵察研究，終於發現破城辦法。毛澤東在這兩處分別加了旁圈，地角天頭分別批注：“躬自調查研究”。
傳記對韋睿合肥之戰中的事跡記載較詳，毛澤東批注亦詳。這一段傳記中這樣敘述：”睿素贏，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眾軍。魏兵鑿堤，睿親與爭。魏軍卻，因筑壘於堤以字固。……城潰，俘獲萬余，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嚙其齒，齒皆流血。睿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虎勿復私斗’。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睿每晝接客旅，夜看兵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土爭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毛澤東對此很感興趣，在文句旁密加旁圈。說到韋睿每戰“以板輿自載，督勵眾軍”和“魏軍鑿提，睿親與爭”，毛澤東分別在天頭地腳兩處批注：“將在前線”。說到攻克合肥“所獲軍實，無所私焉”，毛澤東批注。“不貪財”。說到韋睿團結部下，親自調解胡、趙矛盾時，毛澤東批注：“干部需和”。說到韋睿治軍，通宵達旦，操勞各總事務，設立法度一段，毛澤東批注：“勞謙君子”。
《南史》對韋睿一生評價頗高：“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毛澤東對此極為推崇，揮筆寫道：“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
一部《二十四史》，人物紛紜，論地位，韋睿說不上顯赫。但毛澤東如此情有獨鐘，不惜筆墨地批注，原因何在？首先，在韋睿的身上，體現著作為領導干部的種種美德與素養，諸如謙遜朴實、率先垂范、節儉廉潔、團結同事、勤奮工作，還有毛澤東素來推崇的深入基層“調查研究”等等。這些，在今天乃是涉及到黨風、政風的大問題，所以為毛澤東十分看重。
“項王非政治家。漢王則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這是毛澤東讀《史記·高祖本紀》寫下的批語。據《史記》載：項羽與劉邦均為秦末農民戰爭中崛起的農民軍將領。項羽率軍亡秦，自立為西楚霸王，並大封諸侯，封劉邦為漢王。隨即二人為爭奪皇位逐鹿中原，展開了長達五年的楚漢戰爭。戰爭結果劉邦以弱勝強，建立了統一的西漢王朝。關於項羽的敗因，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總結了幾條：一是放棄關中，心懷楚地﹔二是放棄義帝，自為霸王﹔三是自恃有攻伐本領，不知師法古人﹔四是欲以武力平天下。對於劉邦的取勝，司馬遷認為他能夠對有功的將士和謀臣給予應得的獎賞，而項羽則輕視有功的人，特別是對一些有建樹的謀臣時常猜忌並予打擊，致使將士和謀臣離心離德……劉邦當皇帝后，自己總結成功之道是善用了張良、蕭何、韓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得天下也。然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
毛澤東在談到劉、項的成敗時，傾向於劉邦的自我總結，他說：“漢高祖劉邦比西楚霸王項羽強，他得天下一因決策對頭，二因用人得當。”后來，他在此基礎上又作了更深層次的探討，認為劉邦隻所以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這些總結中包含著他對劉邦這一歷史人物的肯定評價。
毛澤東最為稱贊劉邦的是善用、善納，他在讀史書時對劉邦和項羽的批注：一個政治家，一個非政治家，大抵區別主要在這裡。他讀《史記》后，在 1962年 1月 30日的中央工作擴大會議上大談劉邦從諫如流的故事：“從前有個項羽，叫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另外一個叫劉邦，就是漢高祖，他比較能夠採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有個知識分子叫酈食其，去見劉邦。初一報，說是讀書人，孔夫子一派的。回答說，現在軍事打仗時期，不見儒生。酈食其就發了火，他向管門房的人說，你給我滾進去報告。老子是高陽酒徒，不是儒生。管門房的人進去照樣報告了一遍。好，請。酈食其進去后，劉邦正在洗腳，連忙起來歡迎。酈食其因為劉邦不見儒生的事，心中還有火，批評了劉邦一頓。他說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為什麼輕視長者！……劉邦一聽。趕忙向他道歉，並立即採納了酈食其奪取陳留縣的計謀。此事見《史記》酈生陸賈列傳。劉邦是在封建時代被歷史學家稱為‘豁達大度，從諫如流’的英雄人物。劉邦同項羽打了好幾年仗，結果劉邦勝利了，項羽敗了，這不是偶然的。我們現在有些黨委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是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笑聲）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沒有被戳痛。”毛澤東並非以史書論史書，其用意是借古喻今，以史論政。
毛澤東讀書，最注重這些成敗經驗教訓的總結，以期為我所用。他讀《史記》后曾總結項羽有三誤，其中之一就是楚漢訂立了鴻溝協定，項羽認真了，解除了應有的軍事戒備，而劉邦卻不以為然，不久違反協定東進攻楚。由此聯想到1949年4月，解放戰爭如火如荼的時候，南京國民黨政府提出劃江而治的方案，毛澤東對此發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千古絕唱。所以說毛澤東讀史論政、古為今用已達到信手拈來的境界。
“《三國志·郭嘉傳》可以看”
郭嘉，東漢末年三國時期人物，初投袁紹，后經苟或推薦，成為曹操的謀士。以多謀善斷著稱。
1959年，毛澤東在一些重要場合多次談論郭嘉這一歷史人物，他講得最多的是3月2日中央在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把郭嘉為曹操出謀劃策的故事一股腦的講了出來。他說，三國時候，曹操一個有名的謀士，叫郭嘉，……許多好主意就是他出的。比如，打不打呂布，當時議論紛紛。……郭嘉建議先打呂布。有人說，打呂布，袁紹插進來怎麼辦？郭嘉說，袁紹這個人多端寡要，見事遲，得計遲，不要怕，袁紹一定不會打許昌。於是曹操就去打呂布，把呂布搞倒了。如果不先打呂布，呂布跟袁紹聯合起來夾攻，曹操就危險了。郭嘉這個計策很成功。然后又去打袁紹，袁紹渡過黃河，在鄭州與洛陽之間擺下戰場，結果曹操打勝了。接著引出是不是去打袁紹的兩個兒子袁譚、袁尚的問題。郭嘉說不要打，我們回師，裝著打劉表，把軍隊擺到許昌、信陽之間，他們一定要亂的。果然，曹操的軍隊一搬動，幾個月，兩兄弟就打了起來。袁尚把哥哥袁潭包圍在山東平原，哥哥眼看要亡黨、亡國、亡頭，就派了一個代表叫辛毗的，跑到曹操這裡來求救。曹操去救，乘勢奪取了安陽，消滅了袁尚的部隊，然后再去消滅袁譚。這個計策也是郭嘉出的。……這個人很有名。《三國志·郭嘉傳》可以看。
毛澤東反復談論這一歷史人物，一方面，與總結和解決 1958年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問題有關。1959年 7月廬山會議召開期間，毛澤東兩次找他原來的秘書李銳、周小舟、胡喬木等人談話，當說到 1958年經濟計劃搞亂了以及談到將由陳雲出來主管計委工作的話題時，毛澤東引用了《三國志·郭嘉傳》上的話：“國亂思良將，家貧思賢妻”。他說，曹操在赤壁之戰，吃了大敗仗，於是想念郭嘉。他還說：世上沒有先知先覺，沒有什麼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劉伯溫。無非是多謀善斷，留有余地。《三國志》裡郭嘉傳很值得一讀。郭嘉這個人是足智多謀，初在袁紹麾下不能得到施展，就跑到曹操那裡。曹操說他“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轍成之。平定天下，某工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躍進出了點亂子，不要理怨。毛澤東與秘書人員的這番談話，字裡行間流露出一種心願，就是希望身邊多出幾個郭嘉式的人物，為他出謀獻策。
毛澤東談論郭嘉，另一方面，就是讓廣大干部向他學習，多謀善斷，掌握運用好的工作方法，以便做好各項工作。他在1959年3月2日中央在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過：“現在，我是借郭嘉的事來講人民公社的黨委書記以及縣委書記、地委書記，要告訴他們，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要多，但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點。”毛澤東認為，做領導工作的，最忌諱者就是見事遲、得計遲，成敗關鍵在於抓住要害，當機立斷。1959年4月，他在上海黨的八屆七中全會上講了9條意見，5月又制定了工作方法十六條，其中第一條均為“多謀善斷”。所謂多謀善斷，重點在“謀”字上，要多謀，少謀是不行的。要與各方面去商量，要反對少謀武斷。謀是基礎，隻有多謀，才能善斷。謀的目的就是為了斷。要當機立斷，不要優柔寡斷。
在毛澤東看來，張良、蕭何、郭嘉、韋睿等歷史人物都稱得上是多謀善斷的高級秘書參謀。毛澤東之所以在各種場合大談這些人物和事跡，一方面反映了他能夠把自己從讀書中得到的東西恰當地運用到指導現實工作實踐中來，另一方面則反映了他對多謀善斷的高級參謀秘書人員的渴求和期望。這些，對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干部以及辛勤工作在各條戰線上的文秘人員、黨史工作者更好地堅持科學發展觀，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小康社會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鞭策和鼓勵。
來源：《黨史博採》2006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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