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18日上午,在《人民日報》"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的號召下,北京大學的造反者設置了"斗鬼台",將包括北大黨委書記陸平在內的40多名校系干部和教授,學者揪上去批斗,將其挂牌子,抹黑臉,戴高帽,搞"噴氣式"。中央派駐北大的工作組聞訊趕到現場,予以制止。當天下午和晚上,工作組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工作組組長張承先認為學生避開工作組亂打亂斗的做法是有害於革命運動的行為,將"六·一八"事件定性為一場復雜的階級斗爭。北京市委展開工作會議,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6月23日說,"對右派趕工作組一定要清理。在這緊要關頭,共產黨員一定要站起來保衛黨,不站起來,納吉就要上台了。"
隨后,各高校都進行"反干擾"。在近一個月的"反干擾"運動中,僅北京高校就有近萬名學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和"反革命分子"。7月18日,毛澤東從外地回到北京,批評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形勢發生逆轉。7月28日后,各高校工作組撤消,備受打擊和壓制的造反者翻身成為"英雄",由此真正揭開了以斗爭各級當權的"走資派"為焦點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序幕。這是在中共獲取全國政權后兩個引人注目的歷史片斷。"漢陽事件"發生之季,適值毛澤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正式發表。為什麼恰恰在中共提出要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情況下,顯然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漢陽事件卻被迅速定性為敵我矛盾,並公然更改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就定下的機關,學校內部肅反"一個不殺"的政策。為什麼與"漢陽事件"有某些相似之處的"六·一八"事件最后在性質的認定和人物的命運上又迥異於"漢陽事件" ，政黨倫理在這兩個事件的前后發生了什麼樣的裂變，這種裂變與德治體制的關系是怎樣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