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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80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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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７日－２５日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黨中央通過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草案）和《關於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復查平反報告》等文件﹔確定了本年紀律檢查工作的任務。建議將各省、市、自治區和以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領導關系改為受同級黨委和上級紀委雙重領導，同級黨委領導為主。有關報告和建議隨后獲中共中央批准。
１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譚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
１月１１日－２月２日 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是否允許包產到戶又一次引起與會代表的熱烈討論。安徽省代表以《聯系產量責任制的強大生命力》為題介紹了安徽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和好處。１月３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會議情況匯報。鄧小平說：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每人收入一千美元。我們要按照這個目標，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
１月１６日 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作《目前的形勢和任務》的講話，指出80年代我們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國際事務中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第二，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第三，加緊經濟建設，就是加緊四個現代化建設。三件事的核心是現代化建設。這是我們解決國際問題、國內問題的最主要的條件。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解決的四個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條堅定不移的、貫徹始終的政治路線﹔第二，要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的干部隊伍。
１月２９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成立中央黨史委員會及其工作機構的通知》，中央黨史委員會由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陳雲、聶榮臻、鄧穎超、胡耀邦組成。負責審定黨史編輯計劃，決定對黨史中的某些重大問題的看法和最后審定全書書稿。在中央黨史委員會領導下，成立黨史編審委員會，負責黨史編輯工作中的各項重要問題，初步審定全書書稿。在黨史編審委員會領導下成立黨史研究室，直接負責黨史資料的收集、研究、編寫工作。胡喬木任黨史研究室主任。
２月５日－１２日 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的有關規定，通過了《關於縣級直接選舉工作問題的決定》。當年上半年，全國除北京外，２８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４６０個單位進行了縣級直接選舉試點。６月２１日，《人民日報》報道，全國縣級選舉試點工作基本結束。下半年各地將普遍進行縣級直接選舉。這次會議還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同年１２月，國務院設立學位委員會，負責領導全國的學位授予工作。
２月２３日－２９日 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全會討論和通過了《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討論了《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改草案﹔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全會增選胡耀邦、趙紫陽為中央政治局常委﹔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作了題為《堅持黨的路線，改進工作方法》的講話，著重強調了關於堅持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全會批准了汪東興、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的辭職請求，免除或提請免除他們所擔負的黨和國家的領導職務。全會決定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建議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取消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全會還通過了《關於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無產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
２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習仲勛反黨集團”平反的通知》。
３月１２日 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作題為《精簡軍隊，提高戰斗力》的講話，指出：現在軍隊要“消腫”，主要是要解決軍隊機構重疊、臃腫，以及由此帶來的各級指揮不靈等問題。我們的軍隊體制有很多問題，不改革不行，體制和制度問題中，很重要的是建立軍官服役、退役制度。
３月１４日、１５日 中央書記處召開西藏工作座談會，討論西藏建設的方針、任務和若干政策問題。４月７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轉發〈西藏工作座談會紀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西藏自治區的中心任務和奮斗目標是，加強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有計劃有步驟地使西藏興旺發達、繁榮富裕起來。中央還提出了指導西藏工作的八條方針。
３月１９日 鄧小平看過根據中央決定成立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提交的提綱后，對決議稿的起草問題提出了三條指導思想：第一，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３０年來歷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公正的評價。第三，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隨后，４月１日、６月２７日、１０月２５日，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日、3月２６日、４月７日、５月１９日、６月２２日他又陸續談了對起草歷史決議的意見。
３月２０日 李立三、賈拓夫追悼會在北京舉行。
３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趙紫陽負責經濟方面的工作，擔任財經領導小組組長﹔胡耀邦負責中央書記處全盤工作。
４月１４日 由總書記貝林格率領的意大利共產黨中央代表團訪問我國。胡耀邦總書記同貝林格舉行會談，中意兩黨恢復關系。
４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喪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當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員會候選人的決定》。這是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干部職務終身制和逐步更新領導班子的一個重要步驟。
５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批准《關於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決定在廣東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頭市和福建省的廈門市，各劃出一定范圍的區域試辦經濟特區。
５月１７日 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隆重舉行，鄧小平致悼詞。
５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為羅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５月３１日 鄧小平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農村政策問題指出，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除表現在集體化的組織形式這方面外，還有因地制宜發展生產的問題，就是說那裡適宜發展什麼就發展什麼，不適宜發展就不要去硬搞。
鄧小平還向中央負責同志談了處理同兄弟黨關系的原則，他說：各國的情況千差萬別。各國黨的國內方針、路線是對還是錯，應該由本國黨和本國人民去判斷。各國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國的黨、各國人民，由他們自己去尋找道路、去探索，去解決問題，不能由別的黨充當老子黨，去發號施令。這應該成為一條重要原則。
５月下旬 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廣漢縣委在向陽公社進行人民公社體制改革試點，撤銷向陽人民公社，恢復建立向陽鄉黨委、向陽鄉人民政府。
６月１１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的右派復查問題的請示報告》。《報告》說，１９５７年反右斗爭，全國共劃了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余人。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４年，先后五批摘掉了三十余萬人的右派分子帽子。１９７８年根據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中央在批轉這一報告的通知中指出：按照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對被劃為右派的人進行復查，把錯劃的改正過來，這是嚴肅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一項重大政治措施。反右斗爭的主要教訓在於把大量的人民內部矛盾當作了敵我矛盾，以致造成擴大化的錯誤。
７月２８日 中共中央批轉總政治部《關於黃克誠同志的復查結論》。為黃克誠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７月３０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中央決定從現在起，除非中央有專門決定，一律不得新建個人的紀念堂等建筑﹔公共場所毛主席像、語錄要逐步減少﹔一般高級干部喪事應力求簡化和節約。
８月２日－７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會議指出，在解決勞動就業問題上，實行在國家統籌規劃和指導下，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願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鼓勵和扶持個體經濟適當發展。８月１７日，中央轉發了這一文件。
８月１８日－２３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１８日，鄧小平在會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講話分五部分：一、國務院領導成員的變動，將是五屆人大三次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關於國務院負責人人選的調整，中央做這樣的考慮，一是權力不宜過分集中﹔二是兼職、副職不宜過多﹔三是著手解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問題﹔四是從長遠著想，解決好交接班的問題。讓比較年輕的同志走上第一線，老同志當好他們的參謀，支持他們的工作，這是保持黨和政府正確領導的連續性、穩定性的重大戰略措施。二、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及其他制度，是為了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加速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三、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四、這些弊端多少都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現在應該明確提出繼續肅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義殘余影響的任務，並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實的改革。同時，決不能絲毫放鬆和忽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對極端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批判。五、中央經多次醞釀，現在正考慮逐步進行如下重大改革：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設立中央顧問委員會﹔真正建立從國務院到地方各級政府從上到下的強有力的工作系統﹔有准備有步驟地改變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各企業事業單位普遍成立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代表會議﹔各級黨委要真正實行集體領導和個人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８月３１日，政治局討論通過了鄧小平的講話，這個講話實際上成為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綱領。
８月２１日、２３日 鄧小平兩次會見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在談到對毛澤東的評價時，鄧小平說：毛主席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主要是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個人的創造，包括老一輩革命家都參與了毛澤東思想的建立和發展。毛主席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講他后期的錯誤。當談到如何避免類似“文化大革命”那樣的錯誤時，鄧小平說：這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我們現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復這種現象，准備從改革制度著手。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法制。隻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８月２６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轉《總政治部關於為李德生平反的報告》。
８月３０日－９月１０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三次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討論了制定發展國民經濟長遠規劃和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等問題﹔檢查了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兩年經濟工作中的新冒進帶來的不良后果。會議通過了《婚姻法》、《個人所得稅法》等﹔通過了關於修改憲法第四十五條即取消“四大”的決議，關於修改憲法和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的決議。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決定華國鋒不再兼任國務院總理，由趙紫陽接任﹔同意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國務院副總理﹔增補楊靜仁、張愛萍、黃華為副總理﹔接受聶榮臻、劉伯承、張鼎丞、蔡暢、周建人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職務的請求﹔補選彭沖、習仲勛、粟裕、楊尚昆、班禪額爾德尼·卻吉堅贊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大會還接受了陳永貴要求解除他副總理職務的請求。這次大會在推進國家領導體制改革、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９月１４日－2２日 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９月２７日，中央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的會議紀要。《紀要》肯定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各地建立的各種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同時指出：集體經濟是我國農業向現代化前進的不可動搖的基礎﹔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隊，要根據實際情況，採取各種不同形式，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搞一刀切﹔在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后地區，實行包產到戶，是聯系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
９月２２日 中共中央批轉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復查糾正“文化大革命”期間錯判死刑案件的幾點意見的請示報告》，並指出：對“文化大革命”期間判處的死刑案件應全部復查，對其中冤殺、錯殺的案件，要按照全錯全平、部分錯部分平的原則，實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糾正。
９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號召一對夫婦隻生育一個孩子。
９月２９日 中共中央發出批轉公安部、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黨組《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件的復查報告》，決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一案平反，為被定為“胡風反革命分子”的人恢復名譽。１１月３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改正了１９６５年對胡風的判決，宣告胡風無罪。１９８５年公安部經中央書記處同意，向有關部門發出為其進一步平反的通報。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８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取消了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和宗派活動等問題的嚴厲指責。至此，所謂“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得到徹底平反。
１０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並隨通知發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１９８０年１０月供黨內高級干部討論稿）》，要求１５日以前發到各省、市、自治區。中央辦公廳組織的這次討論開始時預定參加的人數是四千人，實際參加的人數比原定的要多。這次大討論從１０月中旬先后開始，持續了一個多月，到１１月下旬結束。
１０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批轉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和《關於謝富治問題的審查報告》。中央決定，把他們的罪行向全黨公布，同時撤銷對這兩個人的《悼詞》，開除他們的黨籍。
１０月１９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復查報告》，為瞿秋白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
１０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經中央書記處批准的《關於為原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等同志平反問題的請示報告的通知》。
１１月１０日－１２月５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了九次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批准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中央政治局最后通過三項決議：（一）向將要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建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二）向六中全會建議，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委主席。（三）在六中全會前，暫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鄧小平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義。會議還決定，對《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討論稿）》，參照討論中提出的意見進行改寫，最后提請六中全會討論通過。
１１月１４日－２９日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召開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座談會。胡耀邦在會上傳達了陳雲關於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問題的重要意見，並就搞好黨風問題作了講話。
１１月２０日－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 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開庭公審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判處江青、張春橋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王洪文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處其他七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二十年、陳伯達十八年、黃永勝十八年、吳法憲十七年、李作鵬十八年、邱會作十六年、江騰蛟十八年，均剝奪政治權利五年。這次審判表達了人民的意志，伸張了正義，體現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１１月２３日 中共中央轉發中共山西省委《關於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經驗教訓的檢查報告》。中央在批語中指出，山西省委總結了大寨大隊從農業戰線的先進典型變成執行“左”傾路線的典型的經驗教訓。“文化大革命”以來，大寨和昔陽縣推行“左”傾路線，主要應由陳永貴負責，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大寨經驗的錯誤，主要責任在當時的黨中央。歷史已經証明，把先進典型的經驗模式化、絕對化、永恆化的做法，是錯誤的，有害的。
１１月２４日 鄧小平會見西班牙共產黨總書記卡裡略時指出：黨與黨的關系應該是平等的和同志式的關系，不應該是“父子”關系。任何人都不應當把自己的觀點和革命經驗作為“模式”強加於人。雙方對兩黨關系的恢復表示高興。
１２月１６日－２５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主要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陳雲在會上作了題為《經濟形勢與經驗教訓》的講話。陳雲在講話中強調：我們要改革，但步子要穩﹔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對實現四個現代化，決不要再作不切實際的預言﹔開國以來經濟建設方面的主要錯誤是“左”的錯誤﹔目前的調整意味著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夠，不要害怕這個清醒的健康的調整。陳雲還強調，干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仍然是我們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針。２５日，鄧小平作《貫徹調整方針，保証安定團結》的講話，強調經濟調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調整，四化建設就不可能順利進行﹔為保証調整的順利進行，必須堅定不移地執行三中全會以來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措施，繼續把經濟搞活，執行對外開放政策﹔改善黨的領導，最主要的，就是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驟地和穩妥地實行干部離休、退休制度，廢除實際上存在的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繼續鞏固還是遭到破壞，是這次調整成敗的關鍵。
１２月２７日 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的《周恩來選集》上卷（收入民主革命時期的重要著作）在全國發行。下卷（收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重要著作）於１９８４年１１月出版。
全年國內生產總值4517.8億元，比上年增長7.8％，其中，第一產業下降1.5%，第二產業增長13.6％，第三產業增長5.9%。國有單位固定資產投資總額745.90億元，完成基本建設投資558.89億元。全國財政收入1159.93億元，比上年增加1.2％﹔財政支出1228.83億元，比上年下降4.1％。全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2140.0億元，商品零售價格指數比上年增長6.0％。全國進出口貿易總額570.0億元，其中出口271.2億元，進口298.8億元，入超27.6億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77.60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191.33元。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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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紀念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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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紀念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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