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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59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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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７日－３月５日 中共中央在鄭州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人民公社問題。毛澤東指出，“我們在生產關系的改進方面，即是說，在公社所有制問題方面，前進得過遠了一點”，造成同農民關系的緊張狀態，必須糾正“平均主義傾向和過分集中傾向”，並強調不允許“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成果”。毛澤東又指出，價值法則是客觀存在的經濟法則，我們對於社會產品，隻能實行等價交換，不能實行無償佔有。會議要求公社在統一分配上，承認隊與隊、社員與社員收入之間的合理差別﹔在體制上，實行權力下放，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以隊（大體相當原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的地方是生產隊，有的地方是生產大隊或管理區）為基礎﹔並規定在清理“共產風”問題時，舊賬一般不算。會議下發了《鄭州會議記錄》。３月３０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指出，舊賬還是要算，“算賬才能實行那個客觀存在的價值法則，這個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隻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３月１０日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陰謀同帝國主義者和外國干涉者勾結，實現所謂“西藏獨立”，在拉薩發動武裝叛亂。人民解放軍駐西藏部隊在當地愛國僧俗人民的積極協助下，迅速平定叛亂，維護了祖國的統一和各民族的團結。
３月２５日－４月５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先后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３月２５日至４月１日）和八屆七中全會（４月２日至５日）。兩個會議的內容主要是討論人民公社整頓和１９５９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全會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通過《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即中共中央政治局１９５９年4月上海會議紀要）。紀要規定“生產小隊也應有當部分的所有制和一定的管理權限”﹔決定“舊賬”都要算，要退賠。全會還通過《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和《關於國家機構和人事配備的方案》。會上毛澤東作關於工作方法問題的講話，強調權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由他挂帥﹔還提倡學習“海瑞精神”。
４月１８日－２８日 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大會選舉劉少奇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宋慶齡、董必武為副主席，朱德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並決定周恩來繼續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大會審議批准國務院根據中共中央建議提出的１９５９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計劃規定鋼產量為1800萬噸，糧食產量為10500億斤。會議還通過《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關於撤銷司法部、監察部的決議》。同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也在北京舉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周恩來為主席。
４月２９日 針對當時農業生產方面存在的不實事求是的作風，毛澤東就包產、密植、節約糧食、播種面積要多、機械化、講真話等六個問題給省、地、縣、公社、隊、小隊六級干部寫了一篇《黨內通信》。關於講真話問題，毛澤東說：“包產能包多少，就講能包多少”，“收獲多少，就講多少”，“各項增產措施，實行八字憲法，每項都不可講假話”，“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他還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
６月１３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調整1959年主要物資分配和基本建設計劃的緊急指示》。指示降低了鋼及其他產品的計劃指標，鋼產量為1300萬噸。早在三四月間中央政治局上海會議之后，毛澤東認為鋼的指標仍然偏高，委托陳雲進一步落實﹔４月底，中央書記處又責成中央財經小組研究鋼鐵生產的可靠指標。經過系統周密的調查研究，陳雲於５月提出鋼的生產指標應降到1300萬噸，中央採納了他的建議。
６月２９日、７月２日 毛澤東在廬山同各協作區主任談話指出：“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好綜合平衡，這是經濟工作中的根本問題。隻有搞好農業本身農、林、牧、副、漁之間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之間的平衡，工業和農業之間的平衡，才可能正確處理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他還首次提出以農、輕、重為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毛澤東認為陳雲關於“先市場、后基建”的意見是對的，他說，把衣、食、住、用、行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關於管理體制問題，毛澤東說：“四權”（人權、財權、商權、工權）過去下放多了、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歸中央、省市兩級。
７月２日－８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在廬山先后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７月２日至８月１日）和八屆八中全會（８月２日至１６日）。會議前期的內容是總結經驗，繼續糾正錯誤。彭德懷７月１４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對１９５８年以來產生的“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提出一些中肯的意見。但是，７月２３日毛澤東講話卻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右傾性質”的問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開始對彭德懷等人進行錯誤的批判。八屆八中全會進一步開展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斗爭，批判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地反對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８月７日，發出《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右傾思想的指示》，提出現在右傾已成為工作中主要的危險。全會通過《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斗爭》的決議和《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８月１６日，毛澤東在一個批示中錯誤地斷言：“廬山出現的這一場斗爭，是一場階級斗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斗爭的繼續。”全會還檢查了１９５９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執行情況，通過了《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一面降低了鋼、煤、糧、棉四大指標，一面又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產大高潮”，超額完成計劃。廬山會議之后，接著在全黨開展了一場“反右傾”斗爭，結果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使“左”傾錯誤更加發展，並延續更長時間。
８月１８日－９月１２日 中共中央軍委在北京召開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內容是批判彭德懷、黃克誠。會議按照中共八屆八中全會的基調，從歷史上揭批彭德懷，認定彭德懷早有野心，幾次錯誤路線都跟著走，並認定彭德懷、黃克誠是高崗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們這次在廬山會議上就是要篡黨篡軍﹔追逼彭德懷交代所謂反黨“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名單和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會議還抓住彭德懷過去主持修訂頒布的軍隊內務條令某些內容，指責他是“單純軍事觀點、資產階級建軍路線的倡導者和主要責任者”，是“教條主義的總根子”。會議通過《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要求全軍“徹底肅清彭黃在軍隊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惡劣影響”。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為毛澤東，副主席為林彪、賀龍、聶榮臻﹔軍委常委為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
９月１６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做出《關於確實表現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的決定》，要求：“凡是已經改惡從善，並在言論和行動上表現出確實是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對於這些人，今后不再當作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待，即摘掉他們的右派帽子。”９月１７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決定在慶祝建國十周年時，摘掉一批右派分子的帽子，並准備繼續分期分批做這一工作。
９月１７日 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發布命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九次會議的決定，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長，免去彭德懷兼任的國防部長的職務和黃克誠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從這時起，林彪開始主持中共中央軍委的工作。
同日 全國人大常委會舉行第九次會議，討論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的建議，決定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時，對經過一定期間勞動改造、確實已經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和偽滿洲國的戰爭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實行特赦。同日，劉少奇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特赦令》。
９月底 發現大慶油田，打破了地質學界長期存在的“中國貧油論”。這是我國石油地質工作方面的一個重大勝利。１９６０年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國家調集大量人力、物力對大慶油田進行開發，從而邁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發展石油工業的步伐。
１０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批轉農業部黨組《關於廬山會議以來農村形勢的報告》。報告說，今年五、六、七月間，農村中曾經出現了一股右傾的邪氣、歪風，搞什麼“生產小隊基本所有制”、“包產到戶”，利用“小私有”、“小自由”，大搞私人副業，破壞集體經濟，以及吹掉部分供給制，吹散公共食堂等等。中央批轉報告時指出，這實際上是“猖狂的反對社會主義道路的逆流”，各地應徹底加以“揭發批判”﹔並要求立即掀起一個群眾性的超產運動的熱潮，使農業在特大旱澇虫害的襲擊下，仍能實現大躍進。
１２月８日 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開全國文化工作會議。會議認為修正主義、資產階級思想影響仍是文學藝術上的主要危險，其主要表現是以人性論反對階級論，以人道主義反對革命斗爭﹔並強調所謂19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學藝術在當前的消極作用。會議還錯誤地提出必須開展一個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文學藝術的運動，批判修正主義，批判19世紀歐洲文學。
本年度國民經濟狀況：工農業總產值1980億元，比上年增長19.5%。其中，重工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6%提高到44.6%﹔農業的比重由上年的33.5%下降到24.2%。工農業產品產量：糧食，17000萬噸，比上年下降15%﹔棉花，170.9萬噸，比上年下降13.2%﹔油料，410.4萬噸，比上年下降14%﹔鋼，1387萬噸，比上年增長73.3%﹔原煤，36900萬噸，比上年增長36.7%﹔原油，373萬噸，比上年增長65%。社會商品零售總額638億元，比上年增長16.4%。進出口貿易總額149.3億元，比上年增長15.7%。基本建設投資總額349.72億元，比上年增加30%。財政總收入487.1億元，總支出552.9億元，赤字65.8億元。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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