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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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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9日 中共臨時中央作出《關於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把中間派別斷定為中國革命的“最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要求紅軍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湘鄂贛各省的首先勝利”﹔決定在國民黨統治區黨的第一等的任務“是用最大的力量去開展城市工人的罷工斗爭”,以響應配合紅軍的行動。號召群眾武裝起來,“推翻勾結帝國主義的國民黨政府”。上年12月6日,中央即曾指示紅一方面軍“首取贛州”。1月10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進攻贛州的訓令。從2月4日至3月7日,歷時33天,贛州久攻不克,紅軍反遭重大傷亡,喪失了擴大根據地和紅軍的有利時機。

  1月28日 日本軍隊在上海發動進攻。國民黨駐軍第十九路軍在全國人民要求抗日的影響下,違抗國民黨政府的命令,奮起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市日本紗廠工人舉行罷工,動員各界群眾大力支援十九路軍抗戰。2月中旬,張治中率領第五軍到上海與第十九路軍共同作戰。上海和全國許多地方興起支援淞滬抗戰的群眾運動。蔣介石、汪精衛聯合掌權的國民黨政府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極力破壞淞滬抗戰,鎮壓抗日運動。5月5日,國民黨政府代表與日本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承認上海為非武裝區,中國在上海至蘇州、昆山地區無駐兵權。但日軍可在上述地區暫駐“若干”軍隊。5月6日,上海各民眾團體聯合會通電全國,反對國民黨出賣上海,反對對日屈辱協定。9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出通電反對《淞滬停戰協定》。23日,國民黨政府軍委會下令調第十九路軍到福建“剿共”。

  2月3日 茅盾、魯迅、葉聖陶、郁達夫、丁玲、胡愈之、陳望道、馮雪峰、周揚、田漢、夏衍、陽翰笙等43人聯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書》,憤怒斥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呼吁全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文化團體支援中國抗日斗爭。

  2月26日 中共臨時中央發表為取得上海戰爭的勝利告全國民眾宣言,不僅拒絕同抗日反蔣的各派進行聯合,而且提出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並由這個委員會召集工農兵和其他勞苦民眾的代表會議,建立民眾政權的“左”傾錯誤綱領。

  3月 湘鄂西的紅三軍(由紅二軍團改編)在襄北作戰,粉碎了敵軍的“清剿”計劃,殲敵二個旅一個團六個營。隨著斗爭的勝利,紅三軍發展到一萬五千余人。

  3月9日  日本扶清廢帝溥儀在長春成立偽“滿洲國”。1934年3月1日改稱“滿洲帝國”,溥儀由“執政”改稱“皇帝”。

  3月中旬 贛州戰役后,中共蘇區中央局在贛州東北的江口召開會議,總結圍攻贛州的經驗教訓,討論中央紅軍行動方針問題。毛澤東提出紅軍應集中力量向敵人統治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比較好、地形條件比較有利的贛東北方向發展,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五嶺山脈以北廣大地區發展革命戰爭的正確戰略方針。然而中央局多數人堅持臨時中央的主張,力主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為此,決定將中央紅軍分成中路軍(后稱東路軍,即第一、五軍團)和西路軍(第三軍團),分別作戰。

  是年春 劉少奇因堅持正確的工人運動的策略方針,被中共臨時中央指責為“一貫的機會主義路線”,被撤銷中央職工部部長職務。在這以前,劉少奇曾同“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者在工人運動的策略問題上發生激烈的爭論。他不贊成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組織赤色工會,反對不顧客觀條件而硬要進行工人群眾的斗爭,主張利用一切合法的機會開展工人運動。

  4月20日 由紅一軍團和紅五軍團組成的東路軍攻佔漳州,俘敵一千六百余人,繳槍二千余支、飛機兩架及其他大量軍用物資,並籌得大批經費。

  5月20日 中共臨時中央發出致蘇區中央局電,批評自蘇區黨代會(即贛南會議)后的中央蘇區工作,說蘇區黨代表大會“對於政治情勢估計不足,因此,對於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及進攻的路線,缺乏明確的肯定的指出”。指示電再次強調“目前應該採取積極的進攻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6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長汀召開會議,討論貫徹中央5月20日指示電,作出《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蘇區黨大會前后工作的檢閱及中央蘇區黨的目前中心任務》,承認中央的批評是正確的。

  6月 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召開北方各省委代表聯席會議,通過《革命危機的增長與北方黨的任務》、《開展游擊運動與創造北方蘇區的決議》、《關於北方各省職工運動中幾個主要任務的決議》。在這些文件中,臨時中央不顧主客觀條件是否可能,竭力批判所謂“北方落后論”,要求在山西、河南、河北,甚至東北三省通過發動兵變和工農運動,立即創造“北方蘇維埃區域”。

  夏 東北地區抗日義勇軍發展到三十余萬人。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從1931年10月起,東北各階層人民和愛國官兵,紛紛組織抗日義勇軍等各種形式的抗日隊伍,進行武裝抵抗。中國共產黨在抗日義勇軍中積極開展工作,對其發生了一定影響。東北抗日義勇軍的英勇作戰,揭開了東北抗日游擊戰爭的序幕,給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擊。抗日義勇軍最后雖遭到失敗,但為后來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東北抗日聯軍打下了一定基礎。

  7月 蔣介石頑固堅持其“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方針,6月9日,在廬山召開湘、鄂、豫、皖、贛五省“剿匪”會議,准備在全國范圍內對蘇區發動新的“圍剿”,先“圍剿”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然后移兵“圍剿”中央根據地。7月,蔣介石調集五十萬兵力,分左右兩路向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軍事“圍剿”。由於紅四方面軍在前幾次反“圍剿”中連續取得重大勝利,加上紅三軍在襄北作戰的勝利,直接威脅武漢,所以敵人用三十多萬兵力進攻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用十多萬兵力進攻湘鄂西革命根據地。鄂豫皖的紅四方面軍進行了抗擊,8月在七裡坪給敵以重創。由於張國燾在戰略指導上的錯誤和在蘇區推行“左”的政策,以及敵我力量對比懸殊,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雖英勇奮戰兩個月,殲敵近萬人,但未能打破敵人的“圍剿”。10月10日,中央分局在黃安縣黃柴畈召開緊急會議,決定紅四方面軍主力兩萬余人撤離根據地,向西轉移。留下的武裝重建二十五軍堅持斗爭。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紅三軍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指導下,雖英勇反擊,但終未打破敵人“圍剿”,於10月退出洪湖地區,向湘鄂川黔實行戰略轉移。

  8月27日-9月15日 共產國際執委召開第十二次全會。會議認為“在中國,已經有革命形勢”,中國共產黨在反帝斗爭中應“採用下層統一戰線策略”,組織群眾,進行民族革命解放戰爭。

  10月上旬 中共蘇區中央局在寧都召開會議。這次會議是為了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並討論如何應敵的問題。毛澤東在2、3月間曾反對紅軍攻打贛州等中心城市。在贛州戰役失利后,他不贊成向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方向發展,而主張向敵人統治較弱、黨和群眾的力量較強的贛東北方向發展。會議集中批評了毛澤東的這一正確主張,他被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純粹防御路線”,並且把在歷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也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議要求紅軍在敵軍合圍未成之前主動出擊,粉碎敵軍的大舉進攻,以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議無視周恩來提議讓毛澤東留在前線指揮作戰的意見,不顧朱德、王稼祥的反對,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后,“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接著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而要周恩來兼任這個職務。

  12月 中共陝西省委根據中共臨時中央4月20日《關於陝甘邊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陝甘邊新蘇區的決議》,將謝子長、劉志丹領導的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當時隻有第二團,團長為王世泰),在省委領導下,即著手創建以照金(耀縣西北部)為中心的陝甘邊根據地。翌年11月,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黨委舉行會議,將所屬部隊改編為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開辟位於陝甘兩省邊界以南梁為中心的新的根據地。

  12月 宋慶齡、蔡元培、楊杏佛等發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並發表宣言,爭取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國民黨政府釋放政治犯,廢除非法拘禁和酷刑等。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責編: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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