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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共產黨大事記·1926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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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１日－１９日 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共產黨員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由於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代表佔很大優勢，這次大會決定進一步貫徹執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給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以黨紀制裁。在會后建立的國民黨中央黨部中，共產黨員擔任中央秘書處、組織部、宣傳部、農民部的主要領導職務，幾乎全部掌握了這些關鍵部門的領導權。但共產黨人在這次大會上也有失誤，在選舉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時，共產黨作了很大的讓步。在36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隻佔7名，連本來應開除黨籍的戴季陶等右派分子，在受了黨紀處分以后也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在12名中央監察委員中，共產黨員隻佔1名，右派佔絕對優勢。這就為不久以后蔣介石奪取國民黨中央的領導權打開了方便之門。
２月２１日－２４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確定我黨應從各方面准備北伐戰爭。這時，國民軍正在河北、河南同奉軍、直軍交戰。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英、日帝國主義和奉直軍閥反國民軍的聯合戰線如果得勝，必然要進攻並推翻廣州國民政府。會議指出，根本解決時局問題的途徑，“始終在於廣州國民政府北伐的勝利”。因此，“黨在現時政治上主要的職任，是從各方面准備廣東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綱必須是以解決農民問題作主干”﹔必須在北伐必經之湖南、湖北、河南等地加緊開展群眾工作。會議同時強調，面對重重危機，北方國民軍的存亡將對即將到來的北伐戰爭產生深遠的影響：如果國民軍現時能支持得住北方現有的局面，廣州政府在幾個月的相當准備后，必然對於北伐更有勝利的把握，會師武漢與北方革命勢力相聯合造成國民革命勝利的局面，所以黨必須加強北方的軍事工作，以接應廣州政府的北伐。會議還決定建立中央軍委，以便加強黨的軍事工作。隨后，中共中央建立了軍事部。陳獨秀因病未出席這次會議。
３月１２日 日本軍艦駛入大沽口，掩護奉軍進攻天津，炮轟國民軍，被國民軍擊退。１６日，日本聯合美、英等八個帝國主義國家向北京政府發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國防工事等無理要求。各帝國主義國家的軍艦二十余艘群集大沽口，公然對中國施行武力恫嚇。
３月１８日 北京各界群眾在以李大釗為首的中共北方區委和國民黨北京執行部領導下，在天安門前舉行一萬余人的反帝示威大會。會后，當數千人的請願團到達段祺瑞執政府門前時，衛隊向群眾開槍，死47人，傷199人，釀成三一八慘案。３月２０日，中國共產黨為三一八慘案發表告全國民眾書，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段祺瑞，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天津、上海等地人民群起響應，紛紛舉行集會、示威。
３月２０日 蔣介石制造中山艦事件。他在廣州實行緊急戒嚴，逮捕海軍局代局長、共產黨員李之龍，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人，解除省港罷工委員會的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監視蘇聯顧問。當時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有五個軍的軍長同蔣介石存在著矛盾。在蔣介石直接指揮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產黨員。毛澤東等分析了當時的形勢，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為主，發動工農群眾，聯合國民黨左派和一切可能聯合的力量，給蔣介石以堅決回擊。但共產國際代表主張退讓。在妥協政策指導下，中共中央接受蔣介石的無理要求，共產黨員被迫退出第一軍。毛澤東、周恩來建議把這批共產黨員派到其他軍中去，建立葉挺獨立團式的革命軍隊，中共中央沒有接受這一主張。蔣介石通過中山艦事件，不僅打擊了中國共產黨，而且打擊了汪精衛和國民黨左派，大大加強了他在政治上、軍事上的地位。他從這一次的試探中進一步摸清了共產黨人存在的弱點，從而加緊他的反共活動。這一事件成為國共關系發展中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５月１日 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同時在廣州舉行。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舉行了12天，通過了職工運動的總策略、組織問題及其運用方法、經濟斗爭的最近目標及其步驟等議案。廣東省第二次農民代表大會舉行了15天，通過了農民運動在中國國民革命中之地位等21項議案。兩個會議的代表舉行了四次聯席會議，通過了工農大聯合等決議，還到廣州國民政府請願，要求出師北伐。
５月３日 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９月１１日結業。這屆農講所由毛澤東任所長，高語罕任政治訓練主任，蕭楚女任教務主任，招收來自全國二十個省區的三百余名學員，為北伐戰爭中全國農民運動的蓬勃發展准備了干部。
５月１５日－２２日 國民黨在廣州召開二屆二中全會。譚延闿、蔣介石等9人聯名向全會提出旨在限制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這個限制共產黨活動的提案蔣介石事先取得了鮑羅廷的同意。《整理黨務案》的主要內容是：限制共產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各該黨部全體執行委員的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名單須全部交出，等等。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鮑羅廷一樣，採取了妥協的態度，出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內部對是否接受《整理黨務案》意見並不一致，在鮑羅廷的壓制下，指導中共黨團的張國燾要大家接受，使得《整理黨務案》得以順利通過。於是，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換上了國民黨右派，蔣介石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隨后，蔣介石又當上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壟斷了黨政軍財大權。
５月２０日 國民革命軍第七軍一部和第四軍所屬的葉挺獨立團等部，作為北伐先遣部隊奉命進入湖南，援助被直系軍閥擊敗而擁護國民政府的湖南省防軍第四師師長、湖南省代理省長唐生智，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
６月１９日 中國國民黨中央致信中國共產黨，提出根據《整理黨務案》的規定，成立兩黨聯席會議，並指派張靜江、譚延闿、蔣中正、吳稚暉、顧孟余為國民黨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隨后，中共中央指派瞿秋白、譚平山、張國燾為中共出席聯席會議的代表。
７月４日 國民黨發表為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宣言。９日，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
７月７日 陳獨秀發表《論國民政府之北伐》一文，錯誤地認為北伐時機尚不成熟。他的這種認識，受到黨內的批評，也受到國民黨的攻擊。
７月１２日－１８日 中國共產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會議討論了北伐戰爭中黨的組織路線、國共合作的策略和民眾運動的政策等問題，通過了《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關系問題議決案》等文件。會議回顧了從上年１０月以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廣州３月２０日事變，國民黨中央５月１５日會議等，都是一貫對共產黨的進攻，是同帝國主義軍閥反赤運動相呼應的。會議把過去視為國民黨中派甚至左派的蔣介石，和戴季陶一起劃為新右派的代表，進而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任務。這是一個進步。但是，在如何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問題上，會議未能作出正確的回答。關於資產階級的問題，會議雖然指出資產階級的妥協性，但對資產階級在現階段中國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計偏高，強調“國民革命若沒有資產階級的有力參加，必陷於異常困難或至於危險”。在對待資產階級的問題上，雖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兩種錯誤傾向，但仍片面強調對資產階級聯合的一面，害怕斗爭會嚇跑資產階級，會“使革命運動流產”。關於北伐戰爭的問題，會議沒有看到革命陣線內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已經集中到爭奪對北伐戰爭的領導權方面，仍然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對於群眾運動的領導上，而忽略了軍事問題。這次會議通過的《軍事運動議決案》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只是“參加”一些工作，只是“進行相當的政治宣傳”，助長“進步的軍事勢力”，而沒有認識到黨應當直接掌握軍隊，實現建立政權的任務。關於農民運動的問題，會議片面地指責剛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各地均發生‘左’傾的毛病，或提出口號過高，或行動過左”，因而對農民運動作了許多不適當的限制。
７月中下旬 大舉北伐的國民革命軍，接連攻佔株洲、長沙等地。
８月 北伐軍在農民群眾的支援下，攻下通往武漢的要沖汀泗橋、賀勝橋，直系軍閥吳佩孚的主力被殲滅。北伐軍乘勝追擊，９月攻克漢口、漢陽。葉挺獨立團在這些戰斗中英勇善戰，屢破強敵，為第四軍贏得了“鐵軍”的稱號。
９月１７日 獲得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援助的馮玉祥所部國民軍在綏遠五原誓師，宣布參加國民革命，接著向甘肅、陝西進軍，同北伐軍南北呼應。
９月 毛澤東發表《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一文，指出：“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都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應該起來猛擊買辦階級，並直接對付帝國主義，進步的工人階級尤其是一切革命階級的領導，然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階級之特權，則軍閥與帝國主義勢力總不會根本倒塌。”
１０月１０日 北伐軍攻克武昌，全殲守敵，基本上消滅了吳佩孚的反動軍隊。
１０月２４日 在北洋軍閥統治下的上海，中國共產黨領導工人舉行第一次武裝起義。這次起義由於是在准備工作很不充分、時機極不成熟，大部分工人並沒有真正發動起來的情況下倉促發動的，所以很快遭到失敗。
１０月 湖南、湖北農村大革命爆發。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向不法地主和土豪劣紳展開了猛烈的攻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被打得落花流水，農民協會成了鄉村唯一的權力機關，即“一切權力歸農會”。北伐軍佔領地區的工人運動也蓬勃興起。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軍官中的地主分子和資產階級分子對此極端仇視，他們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紳一起，大肆攻擊工農運動，特別是攻擊農村大革命。
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１６日 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全會在莫斯科舉行。中國共產黨代表譚平山出席會議，邵力子代表國民黨列席會議。這次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革命問題，通過了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斯大林在會上作了《論中國革命的前途》的演說。會議對中國革命的任務、動力和前途，從理論上作了一些正確的闡述，但其根本失誤是對國民黨的革命性估計過高。
１１月 北伐軍殲滅孫傳芳的主力，佔領九江、南昌。盤踞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吳佩孚、孫傳芳、張作霖三大軍閥勢力，至此有兩個（吳、孫）基本上被消滅，北伐戰爭取得了重大勝利。根據這個有利形勢，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遷都武漢。１２月，到達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國民政府委員組成有共產黨員參加的臨時中央黨政聯席會議，代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最高職權。蔣介石反對遷都武漢，企圖在南昌另立中央，並開始同帝國主義、封建買辦勢力的代表密商，准備在北伐軍佔領上海、南京一帶時發動突然襲擊，公開反共。
１２月中旬 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特別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分析正在發展變化中的政治形勢，據以制定黨的主要斗爭策略。會上，陳獨秀作了政治報告，指出從江西戰場勝利以后，我們和國民黨的關系發生許多新變化，出現許多危險傾向，聯合戰線隨時隨地都有破裂的危險，危及整個民族革命的前途。報告雖然也承認國民黨的右傾，承認蔣介石言論雖左，實際行動仍然很右，但報告所著重批評的卻是黨內的“左”傾，而且把黨內的“左”傾看成是造成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分析，一方面把黨內實際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傾錯誤過分夸大﹔另一方面又掩蓋了新右派准備出賣革命這個造成分裂危機的根本原因。會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錯誤地認為當前主要的危險是民眾運動勃起並日益向“左”，蔣介石因恐懼民眾運動而日益向右，“左”、右傾距離日遠，會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國民革命運動。會議的決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助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實質上這就是信任蔣介石、汪精衛超過信任工農群眾，不惜犧牲工農群眾的根本利益去遷就蔣介石的要求。漢口特別會議沒有能解決黨在迫在眉睫的危局中如何生存並堅持斗爭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反而指引了錯誤的方向。這次會議的決定得到中央政治局和共產國際代表的聯席會議同意。這是導致大革命失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授權人民網發布，請勿轉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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