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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瑞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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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1955）。軍事家。1906年5月31日生於四川省南充市舞鳳鄉清泉壩。讀過私塾和高級小學。1921年入南充中學后，接受進步思想，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與家庭發生嚴重沖突。1926年前往成都，入實業專修學校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以優異成績考取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1927年5月參加反擊叛軍夏斗寅部進攻武漢的戰斗。7月准備赴南昌參加起義，但行至九江，得知南昌起義已經撤離，遂返回武漢。1928年到上海，與中共黨組織取得聯系，轉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共中央軍委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1929年2月奉命前往閩西，參與組建並訓練地方武裝。5月任閩西紅軍第59團參謀長，率部配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4軍入閩作戰，參加開辟閩西蘇區和龍岩、白砂等戰斗。6月，所部編入紅4軍，先后在第2、第4縱隊任支隊黨代表等職。1930年初任第2縱隊政治部主任，轉戰閩西和贛南地區。10月任紅4軍第11師政治委員，致力於加強部隊政治工作建設。12月參加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1931年5月在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作戰中左腮被子彈擊穿，傷及動脈，血流如注，當即昏死過去，經全力搶救方轉危為安。1932年3月任紅4軍政治委員，與軍長王良指揮部隊在漳州戰役中擔任主攻，並率部參加樂安宜黃、建黎泰、金資等戰役。1933年1月調任紅1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參加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由於工作出色，被授予二等紅星獎章。1934年10月參加長征，途中曾任中央紅軍先遣隊參謀長，參與指揮強渡大渡河戰斗。到陝北后，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局長。
1936年6月起任中國工農紅軍大學（1937年1月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12月參加中共代表團，協助周恩來處理西安事變。在主持抗大日常工作期間，堅決貫徹毛澤東制定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朴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的教育方針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校風，為辦好抗大傾注了大量心血，為各抗日根據地輸送了大批軍政干部，使其成為全國聞名的革命大學校。1938年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完成《抗日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一書，系統地總結了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經驗，擴大了我黨、我軍的影響。1939年7月奉命率抗大總校和陝北公學等數千名教員、學員東渡黃河，越過敵封鎖線，進入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辦學。1940年5月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轉戰太行山區，參與指揮百團大戰和領導華北敵后抗日游擊戰爭。他經常深入部隊調查研究，幫助基層連隊整頓支部，開展“模范支部”活動，有力地推動了部隊的基層建設。所著《目前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一些問題》，總結了抗日游擊戰爭政治工作的經驗，提出一系列加強政治工作的措施，對指導部隊政治工作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1944年初回延安，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5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任晉察冀軍區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1946年初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參謀長，協助葉劍英同國民黨方面談判。6月任晉察冀野戰軍政治委員，參與指揮大同集寧、張家口、易滿、保南、正太、青滄、保北、大清河北等戰役。在1947年10月、11月的清風店戰役和石家庄戰役中，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激勵廣大指戰員發揚不怕困難、不怕疲勞和連續作戰的優良作風，保証了戰役的順利實施。1948年5月晉察冀軍區和晉冀魯豫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后，任政治部主任兼第2兵團第一政治委員，與兵團司令員楊得志率部出擊冀熱察，牽制華北國民黨軍，有力地配合了東北野戰軍的作戰。隨后參加平津戰役，指揮部隊星夜兼程，將國民黨軍第35軍大部殲滅於新保安，取得戰役打響后第一個勝利。1949年1月，所部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19兵團。3月開赴山西，參加太原戰役。
新中國建立后，受命組建公安部並任部長，同時擔任全國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公安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領導和組織了建國初期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和肅反運動，加強法制建設和治安管理，對開創新中國的公安政法工作、保衛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卓越貢獻。1956年9月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我國肅反運動的主要情況和若干經驗》的發言，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稱贊。1959年4月任國務院副總理。9月起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和秘書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部副部長。1961年11月兼任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主任。1962年9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65年1月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從1959年到1965年，這6年是他軍事生涯最輝煌的時期。期間，他為維護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全軍戰備訓練，發展國防尖端武器和航天事業，促進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嘔心瀝血，鞠躬盡瘁。1964年組織實施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大力推廣郭興福教學法，使部隊戰術技術水平有了顯著提高，涌現出許多“夜老虎”、“鐵腳板”、“翻江龍”、“爬山虎”。據統計，1964年全軍在步兵武器訓練中獲得優秀成績的師比前一年增長4倍，投彈平均達40米以上的師比前一年增長6倍。與此同時，他堅持政治與軍事、政治與業務的辨証統一，提倡以理論聯系實際的學風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林彪鼓吹的“政治可以沖擊一切”、“最高最活”等言論和破壞軍隊建設的行徑進行了堅決抵制，並因此遭到林彪等人的誣陷。在1965年12月舉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林彪一伙惡人先告狀，說他“反對突出政治”、“篡軍反黨”。他因此而被先后解除黨政軍領導職務，並在隨后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造成下肢殘疾。1975年8月恢復工作，任中共中央軍委顧問。1977年8月復任中央軍委常委和秘書長，協助鄧小平領導軍隊整頓和撥亂反正工作，積極支持和參與關於真理標准的大討論，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思想。以頑強的毅力克服病殘折磨，深入部隊指導工作，清除林彪、江青一伙對軍隊建設造成的危害和影響，恢復和發揚我軍優良傳統和作風。是中共第八、第十一屆中央委員。1955年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1978年8月3日因病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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