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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 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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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1955）。軍事家。原名譚世名，號舉安。1906年6月14日生於湖南湘鄉楠竹山村。5歲開始讀私塾和初級小學，后入東山縣高等小學，曾被推舉為學生會主席，積極參加愛國學生運動。畢業后當小學教員。1927年3月前往武漢，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四方面軍，在陳賡任營長的特務營和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當文書和書記官。9月隨警衛團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2月任中共前敵委員會秘書，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929年起歷任團黨委秘書、紅4軍軍委秘書長、紅4軍政治部訓練部部長、紅12軍、紅22軍、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主任等職。先后參加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和開辟贛南、閩西蘇區的斗爭，以及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善於做群眾工作和宣傳鼓動，重視總結戰時政治工作經驗和發揮政治工作優勢。每戰必進行戰前政治動員，並注重對敵開展政治攻勢。曾協助毛澤東起草《古田會議決議》，並撰寫《高興圩以北戰斗政治工作報告》、《新田夜間戰斗政治工作》等文章，並且每月都要寫一篇政治工作報告，對紅軍早期政治工作的開展和部隊思想建設產生積極影響。1934年10月長征開始后，任紅1師政治委員、紅1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在所屬部隊開展學習文化活動。到達陝北后，根據新形勢、新任務撰寫了《關於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見》，對政治工作如何充實新內容、如何適應黨的政策的轉變，提出了許多有價值和指導意義的意見。1936年6月入中國工農紅軍大學學習，畢業后任紅軍后方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兼八路軍后方政治部主任，參與組織領導八路軍、新四軍在堅持敵后武裝斗爭和開辟抗日根據地中的政治工作，撰寫《論革命軍隊的政治工作》、《論敵軍工作的目的與方針》、《八路軍、新四軍的干部政策》、《論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傳統與作風》等多篇理論文章，有力地指導了部隊在對敵斗爭中的政治工作，對加強黨的領導、提高部隊戰斗力、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保証其他各項工作的開展發揮了重要作用。1943年調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后兼任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1944年受中共中央委托，起草《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經毛澤東、周恩來修改和中央書記處批准，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宣講。該報告全面總結了紅軍和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的經驗，並結合抗日戰爭時期形勢和任務的變化，論述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地位、基本方針和基本原則，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組織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見，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軍隊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專門下發《關於學習和散發譚政〈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通知》，要求全黨干部以及“八路軍、新四軍連級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應一律將此件作為整風文件和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討論，並須聯系實際，改造自己的思想與工作。”同年10月，總政治部又發出《對研究譚政同志政工報告的意見》，指出：“譚政同志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報告，給了各地總結與改進自己的工作以很大幫助。”要求各部隊根據報告精神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教訓。1983年3月，中央軍委和總政治部決定，將該文件再次印發全軍學習。
抗日戰爭勝利后被抽調到東北，先后任東北民主聯軍和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參與創建和發展東北根據地的斗爭。1948年組織開展以“訴苦”、“三查”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政治覺悟和部隊戰斗力，為同國民黨軍的戰略決戰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遼沈戰役中，深入前線各部隊，大力開展戰時政治工作，普遍進行孤膽作戰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使部隊士氣空前高漲，保証了戰役的順利進行。爾后，為迅速完成入關作戰准備，主持召開緊急政治動員會議，要求部隊不顧疲勞，立即行動起來，並提出“打到關裡去，解放全華北，解放全中國”、“到北平、天津過年”等口號。平津戰役開始后，提倡大力發揚軍事民主，號召廣大指戰員“打響進關第一炮”，爭創打仗好、團結好、政策紀律好的“三好”戰斗連隊，並深入進行了城市政策和紀律教育，宣布“約法八章”，提出爭取“軍政雙勝”，“秋毫無犯、原封不動”的口號。1949年1月任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參加改編國民黨軍傅作義部隊的工作。3月任第四野戰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參與指揮四野渡江戰役，向中南地區進軍。
新中國建立后，任第四野戰軍兼中南軍區第三政治委員、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副書記、華南軍區政治委員、華南分局第三書記等職，參與指揮解放海南島等沿海島嶼和剿匪作戰任務，領導援越抗法和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組織土地改革和鎮壓反革命運動。同時，針對部隊在和平環境下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整頓和加強基層黨組織。1954年10月調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協助羅榮桓領導全軍政治工作。1956年9月參加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12月任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軍委常務委員，主持全軍政治工作。強調在政治工作中要克服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在軍事訓練中要貫徹群眾路線，提出“一專多能，一兵多用”的口號。曾參與修訂《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領導制訂干部理論學習大綱、文化教育十年規劃，組織全軍開展學習馬列著作和文化教育活動。反對林彪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庸俗化及把毛澤東給“抗大”的題詞起名為“三八作風”的做法，因此而在1960年9月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錯誤批判，被林彪扣上“方向偏”的帽子，誣陷其反對毛澤東思想並結成“反黨宗派集團”。1961年1月起被陸續撤銷在中央和總政的領導職務，調任福建省副省長。“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殘酷迫害，被非法關押長達9年。1975年出獄后任中央軍委顧問，但因病魔纏身而失去工作能力。1979年3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予以正式平反。是第一、第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955年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和一級解放勛章。1988年11月6日在北京逝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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