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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劍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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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葉宜偉，字滄白。1897年4月28日生於廣東梅縣雁洋堡一個貧窮的小商人家庭。少年時在丙村三堡學堂和梅縣東山中學讀書，受到辛亥革命影響，立志報效國家。1916年赴南洋謀生。翌年回國，入雲南講武學校學習，1919年底畢業后追隨孫中山從事民主革命，加入“援閩”粵軍。1920年8月參加了粵軍回粵驅逐桂系軍閥之役。翌年10月被薦任大總統隨員，隨孫中山出巡廣西。1922年春任海軍陸戰隊營長。6月軍閥陳炯明叛變后，率部護衛孫中山脫險，同叛軍英勇作戰。同年秋前往福建任東路討賊軍第8旅參謀長，隨軍入粵討伐陳炯明。1924年初應廖仲愷邀請，參與創建黃埔陸軍軍官學校，任教授部副主任。5月任建國粵軍第2師參謀長，10月參加平定廣州商團叛亂。1925年在討伐陳炯明的兩次東征中，英勇善戰，指揮果斷，才華出眾。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先后任國民革命軍第1軍總預備隊指揮部參謀長、新編第2師代師長。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后，毅然通電反蔣，並策劃第2師左派官兵在吉安舉行武裝暴動，失敗后奔赴武漢，任國民革命軍第4軍參謀長。同7月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南昌起義前，得知汪精衛企圖陰謀加害葉挺、賀龍，立即冒著危險找他們商量對策，挫敗了汪精衛的陰謀，使南昌起義得以實現。起義軍撤出南昌后，力勸張發奎放棄對起義軍的追擊。8月兼任第4軍軍官教導團團長，並率該團南下廣州。同時促成警衛團擴編，使之成為中共掌握的武裝力量。12月11日，與張太雷、葉挺等領導了廣州起義，任工農紅軍副總指揮。起義失敗后轉赴香港。1928年冬赴蘇聯莫斯科，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特別班學習。1930年秋回國。
1931年初到中央蘇區，歷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兼總參謀部部長（即總參謀長），紅一方面軍參謀長，閩贛軍區、福建軍區司令員等職，參與指揮第二至第四次反“圍剿”。期間，還擔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校長兼政治委員，培養了大批軍政干部。1934年10月長征開始后，任軍委第1縱隊司令員、中央縱隊副司令員兼軍委第1局局長、紅3軍團參謀長。1935年7月任紅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開會，決定部隊分左、右兩路軍北上甘南。9月9日，在獲得率領左路軍的張國燾拒絕北上，並命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的密電后，立即報告毛澤東，使中共中央得以及時採取有效措施，保証紅一方面軍主力勝利北上。毛澤東后來屢次稱贊這是葉劍英在關鍵時刻為黨為革命建立的一個大功。9月中旬任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參謀長兼第3縱隊司令員。到陝北后，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長兼紅一方面軍參謀長。1936年春參加東征戰役，指揮中路軍鉗制敵主力，有力地支援了左、右兩路軍的作戰行動。7月起被中共中央派到安塞、西安，聯絡東北軍、西北軍中的愛國力量，與愛國將領張學良秘密談判，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2月任中革軍委副總參謀長。西安事變發生后，協助中共全權代表周恩來推動事變的和平解決。隨后主持西安紅軍聯絡處，大力維護和促進西北地區團結抗戰的局面。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7年8月與周恩來、朱德作為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代表到南京參加國防會議，隨即任八路軍參謀長。后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和南方局常委，在南京、武漢、長沙、重慶等地廣泛聯絡國民黨上層人士，多次參與同國民黨談判，進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1939年2月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南岳衡山舉辦的西南游擊干部訓練班副教育長，講授游擊戰戰略戰術，宣傳持久戰思想。1940年3月出席蔣介石在重慶召開的全國參謀長會議，作《關於作戰與磨擦問題》的講話，宣傳八路軍的抗日業績，駁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言論，被譽為“舌戰群儒”。1941年2月返回延安，任中央軍委參謀長，協助毛澤東、朱德指揮對日作戰。他重視軍隊參謀工作建設，領導制定了一系列加強參謀工作的制度和措施。11月兼任中央教育委員會委員、軍事學院副院長。1943年夏，當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時，向中共中央提出以智取勝的政治作戰方案，大力開展宣傳戰，對打退國民黨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在延安多次會見中外記者參觀團和美軍觀察組，介紹敵后各抗日根據地的作戰情況和戰績，擴大中國敵后抗戰的國際影響。1945年6月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任中央軍委委員、軍委副總參謀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於1945年12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到重慶出席政治協商會議，並參與同國民黨政府進行停止軍事沖突的談判。1946年1月赴北平任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美國代表一起調處國共軍事沖突、監督雙方執行停戰協議。通過艱巨復雜的斗爭，揭露了國民黨方面破壞和平、挑起內戰的陰謀，擴大了反蔣統一戰線。1947年2月返回延安后轉移到晉西北，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員會書記。1948年5月任華北軍政大學校長兼政治委員，領導建校並主持制定辦校方針。12月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兼市長，參與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並領導了對舊軍隊的改編和城市接管工作。1949年4月參加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政府代表團舉行的和平談判。8月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0月初與陳賡指揮廣東戰役，14日解放廣州。
新中國建立初期，先后任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廣州市市長、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華南軍區司令員、中南軍區代司令員、中共中央中南局代書記等職，領導了華南地區的剿匪斗爭、經濟建設、民主改革以及廣州市政建設等重大工作。1950年2月主持制定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方針和戰役計劃，並參與戰役的組織領導工作。1954年起歷任中央人民政府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人民解放軍武裝力量監察部部長、訓練總監部代部長等職，參與領導人民解放軍正規化、現代化建設。1955年9月被授予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958年3月起擔任由他建議並創辦的軍事科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主持制定軍事科學研究的基本方針、原則和方法，組建科研干部隊伍，為發展中國軍事科學研究事業奠定了基礎。同年兼任高等軍事學院院長。
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1961年7月任軍委軍事訓練和軍事學術研究委員會主任。他堅決貫徹積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參與領導研究國家防御作戰問題，制定人民解放軍條令條例，並致力於軍事科學技術的發展工作。在主持全軍教育訓練工作中，對教育訓練的戰略地位和指導方針，以及教育訓練的對象、內容、制度和方法等提出一系列主張。強調軍事訓練是和平時期軍隊建設的中心工作﹔要從難從嚴從實戰需要出發進行訓練﹔訓練的總要求是“四個結合”，即紅、專、健結合，技術訓練與戰術訓練結合，訓練與科研結合，院校訓練與部隊訓練結合。為探討現代條件下的戰爭特點和規律，總結部隊訓練的經驗，組織遼東半島方面軍抗登陸戰役等軍事演習。倡導郭興福教學法，開展群眾性練兵活動。1965年任第四屆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66年1月任中央軍委副主席。5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8月在中共第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文化大革命”中，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斗爭。為堅持黨的領導，穩定軍隊，保護老干部，他在職權范圍內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努力排除干擾和阻力，多次主持軍委常委會議，對國防科學技術和武器裝備的研制、試驗、生產進行研究與決策，使我軍的導彈核武器和常規武器有了新的發展。1968年3月以后實際上被解除了在黨和軍隊中的領導工作。1969年4月當選為中共第九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6∼10月與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全面深入地分析了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為打開對外工作的新局面提出了戰略性意見和建議。同年10月被林彪以戰備為名疏散到湖南，受盡磨難。1971年7月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主持接待秘密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9月林彪叛逃事件后，重新以中央軍委副主席身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1972年協助周恩來接待先后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尼克鬆和日本國總理大臣田中角榮，為中美、中日外交關系正常化作出了重要貢獻。1973年8月在中共第十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共中央副主席。1974年1月同鄧小平一起指揮西沙自衛反擊戰。1975年1月任國防部長。六七月間，主持召開具有歷史意義的軍委擴大會議，就國際形勢、壓縮軍隊定額、調整編制體制、安排超編干部等問題作了重要講話。會議前后，同許多高級干部談話，揭露江青等人背著中央插手軍隊的陰謀活動。在他主持下，全軍大單位的領導班子進行了重新調整與配備，為后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穩定軍隊與全國形勢創造了條件。1976年在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再次被停止領導工作。這一年，周恩來、朱德、毛澤東相繼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團加緊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10月上旬，在黨和國家面臨危險的緊急時刻，參與制定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重大決策，並親自坐鎮中南海懷仁堂指揮，一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
1977年3月再次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領導全軍清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流毒和影響。8月在中共第十一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副主席。12月與中央軍委其他領導人一起主持召開軍委全體會議並作總結報告，提出新時期軍隊建設的主要任務是：貫徹毛澤東戰略思想，做好戰爭准備﹔整頓領導班子，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加強黨的建設，充分發揮政治工作的威力﹔把教育訓練提到戰略地位，加強軍事科學研究，提高我軍軍政素質﹔大力抓好國防科學技術研究和軍工生產，加速裝備現代化﹔繼續搞好精簡整編，改革兵役制度﹔堅持勤儉建軍方針，加強后勤戰備建設﹔堅持三結合武裝力量體制，加強民兵建設﹔恢復和發揚我軍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等。此后，他與鄧小平一起領導全軍高級干部開展戰略方針、戰爭初期和防衛作戰等問題的研究討論，發展了積極防御的戰略思想，推動了軍隊的現代化建設。1978年3月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2月在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同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一起實現了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重新確立了黨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1979年9月30日代表中共中央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論述建國30年的成就和失誤，總結“文化大革命”的教訓，批判“兩個凡是”的錯誤，明確提出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要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號召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著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奮勇前進。1980年9月擔任憲法修改委員會主任委員，主持修訂五屆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制定《刑法》、《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試行）》等22個法律，為健全和完善法制建設做了大量工作。1981年9月30日發表著名的《關於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方針政策》的談話，進一步提出實現祖國統一的九項具體政策，建議舉行國共兩黨對等談判，實現第三次國共合作。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1983年辭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職務。同年6月在第六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86年10月22日在北京逝世。其主要軍事著作收入《葉劍英軍事文選》、出版有《葉劍英詩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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