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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榮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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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字福駢，曾用名聶雲臻。1899年12月29日生於四川江津吳灘鎮。聶家祖上比較富有，傳至其父聶仕先時家境敗落，被迫出賣田產，租種地主的土地，后又靠開一爿小染坊謀生。聶榮臻8歲私塾，14歲上小學。1917年考入江津縣立中學，學習成績優秀，尤其擅長作文。“五四運動”中，積極參加當地學生的愛國斗爭和抵制日貨運動。1919年底赴法國勤工儉學，積極參加留法學生愛國運動。1922年6月考入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化學工程系，8月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后改稱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旅歐支部）。1923年春經趙世炎和劉伯堅介紹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委員、訓練部副主任，在周恩來領導下以團機關刊物《少年》（后改名《赤光》）為思想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1924年10月到蘇聯，在莫斯科先后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任中國班中共支部書記。
1925年9月回國，被派到黃埔軍校任政治部秘書兼政治教官。1926年7月參加北伐戰爭，任中共廣東區委軍事委員會特派員，在北伐軍中從事聯絡工作。10月攻佔武昌后，任中共湖北省委軍委書記。1927年5月任職於中共中央軍事部，負責干部分配工作。7月大革命失敗后，被周恩來指定為中共前敵軍委書記，至九江籌劃南昌起義。8月1日，他成功地組織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第25師兩個多團起義，從馬回嶺開赴南昌，任起義軍第11軍黨代表。10月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后，同周恩來、葉挺等轉赴香港。12月參與領導廣州起義，在起義主要領導人張太雷中彈犧牲、起義軍面臨失敗的危急關頭，與葉挺果斷決定撤退，使革命力量免遭更大損失。1928年1月任中共廣東省委軍委書記。1930年1月調天津任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長，5月又調上海中共中央特科和中央軍委工作。1931年1月任新組建的中央軍委參謀長，同年底前往中央蘇區。1932年1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部副主任，3月任紅1軍團政治委員，支持毛澤東關於紅軍主力向國民黨統治薄弱的贛東北地區發展的意見，與軍團長林彪率部參加了龍岩、漳州、樂安宜黃、建黎泰等戰役戰斗和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堅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督率所部嚴守紅軍紀律，並在戰斗緊要關頭身先士卒，親臨前線指揮。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同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與林彪率部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在搶渡湘江時，頑強抗擊優勢敵人的輪番進攻，掩護中央軍委縱隊成功過江。1935年1月指揮紅1師強渡烏江，佔領遵義。在遵義會議上，他發言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傾冒險主義軍事路線，擁護毛澤東的主張。5月兼任中央紅軍先遣隊政治委員，同司令員劉伯承率部通過大涼山彝族聚居區，強渡大渡河，並協同紅1軍團第2師第4團奪佔瀘定橋。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反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9月與林彪等指揮紅4團經過激烈戰斗，攻佔天險臘子口。同月，紅一方面軍改稱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任第1縱隊政治委員。陝甘支隊到達陝北后恢復紅一方面軍番號，重任紅1軍團政治委員，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東征和西征戰役。1936年11月，同代軍團長左權指揮紅1軍團參加山城堡戰役，戰役中果斷決策，對統一參戰部隊思想、最終取得戰役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12月被任命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115師副師長、政治委員，與師長林彪率部開赴山西抗日前線。1937年9月參與指揮平型關戰役，一舉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板垣師團）第21旅1000余人，擊毀和繳獲大批武器、輜重和車輛，取得全國抗戰開始后中國軍隊主動出擊作戰的首次大捷，粉碎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大大增強了全國人民抗戰的決心和信心。同年10月奉命率115師主力一部及地方工作團黨政干部3000余人留守五台山地區，開辟晉察冀敵后抗日根據地，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他在晉察冀邊區一面放手發動群眾，搞好根據地建設，一面擴大抗日武裝力量，開展游擊戰爭。11月下旬起，指揮部隊粉碎日軍2萬余人發動的八路圍攻，爾后主動出擊，對平漢、平綏、正漢鐵路進行三次破襲戰，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同時，派出部隊逐步開辟了冀中、冀東、平西、平北等根據地，使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連為一個鞏固的整體。1938年10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在致聶榮臻等的慰問電中，贊揚晉察冀邊區為“敵后模范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范區”。11月向中共中央提交反映晉察冀邊區的斗爭情況的詳盡報告，后經補充修改，由毛澤東親自作序並題寫《抗日模范根據地晉察冀邊區》書名，於1939年5月在延安、重慶兩地出版發行。該書總結了創建根據地和開展游擊戰爭的基本經驗，宣傳了八路軍堅持敵后抗戰的業績，對國內外了解中國敵后戰場的情況產生了重大影響。
1939年10月下旬領導晉察冀軍民進行冬季反“掃蕩”作戰。11月先后指揮雁宿崖和黃土嶺戰斗，殲日軍1500余人，擊斃被譽為“名將之花”的日軍獨立混成第2旅旅長阿部規秀中將。這是抗戰以來中國軍隊首次擊斃日軍中將級軍官，令侵華日軍和日本國內深為震驚，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多田駿發出“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的哀嘆。1940年8月奉八路軍總部命令率部參加百團大戰，先后組織和指揮39個團參戰，取得斃傷、俘虜日偽軍1萬余人的佳績，並破壞和癱瘓了華北的主要鐵路、公路及煤礦，沉重打擊了日軍推行的“囚籠政策”。1941年秋季反“掃蕩”開始后，指揮主力部隊相繼轉至外線作戰，同時率領邊區領導機關近萬人，在隻有一個團兵力的掩護下，巧妙跳出敵人的合圍圈。1942年，根據敵強我弱、根據地遭到極大破壞的不利態勢，提出“向敵后之敵后挺進”的斗爭方針，領導晉察冀軍民度過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期，打破和挫敗了日軍的封鎖、“掃蕩”、“蠶食”及“治安強化運動”，並伺機恢復和擴大了根據地。1943年10月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其間，曾在重慶《群眾》雜志上發表《論敵后抗戰》一文，介紹敵后堅持抗戰6年的經驗。1945年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8月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書記，部署晉察冀軍區部隊對日軍進行反攻作戰。
抗日戰爭勝利后回到晉察冀，遵照中共中央關於向北發展、向南防御的戰略方針，抽調晉察冀所屬部隊和地方干部1萬余人開赴東北。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指揮所部實施大同集寧戰役和張家口保衛戰。1947年4月發起正太戰役，集中優勢兵力擊敵薄弱環節，殲國民黨軍3.5萬余人，攻克正太路沿線7座城市和井阱等重要礦區，使晉察冀和晉冀魯豫解放區連成一片。10∼11月接連取得清風店、石家庄戰役的重大勝利，徹底扭轉了華北戰局，並開創了人民解放軍奪取大城市的先例。1948年5月，晉察冀軍區和晉冀魯豫軍區合並為華北軍區，出任司令員和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為配合東北戰場的決戰，命華北軍區所屬主力兵團及地方部隊出擊歸綏（今呼和浩特）、宣化、張家口等地，將國民黨軍傅作義部牢牢拖住，使其無法抽兵救援東北。10月同政治委員薄一波經過縝密部署，粉碎了傅作義部對石家庄的偷襲行動，保障了黨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的安全。同年底指揮所部與東北野戰軍聯合發起平津戰役，並於1949年1月與林彪、羅榮桓組成平津前線總前委，參與領導了同傅作義的和平談判，對北平（今北京）的和平解放作出重要貢獻。2月兼任平津衛戍司令員，領導整頓平津地區的社會秩序、華北地區的剿匪作戰和國民黨軍起義部隊的改編等工作。6月任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協助周恩來主持總參謀部的日常工作。后任北平市市長兼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並擔任開國大典的閱兵總指揮。
1950年初任代理總參謀長，主持總參謀部工作，參與組織實施了建國初期解放西南地區和東南沿海島嶼、肅清國民黨殘余武裝和土匪、軍隊精簡整編及各項軍政建設、志願軍入朝參戰等重要工作。1951年辭去北京市市長職務。1954年6月被增補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管武器裝備工作。1955年9月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同年與陳雲、薄一波被中共中央指定為領導原子能事業的三人小組成員。1956年4月任國務院航空工業委員會主任。11月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科學規劃委員會主任，主管科學技術工作。1958年兼任中央科學小組組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主任，並被中央軍委指定為導彈、核試驗靶場建設的總負責人。1959年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主管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曾參與領導制定《1956—1967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草案）》，並組織擬定《對12年科學規劃中國防研究項目的意見》。在領導國防科技項目研究工作中，堅持以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和利用資本主義國家已有的科學成果為輔的方針，充分調動廣大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調整科研領導機制，加速培養科技力量，相繼組建起導彈、原子彈、飛機、艦船、軍用電子設備等研究院，並相應建成各種尖端和常規武器實驗基地。60年代初，在國內遇到嚴重困難，蘇聯撤走全部專家、停止一切技術援助的情況下，兩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打報告，力主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堅持科研攻關，繼續研制導彈和原子彈。他以兩彈攻關為重點進行任務排隊，進一步調整知識分子政策，組織全國大協作，在很短的時間內相繼攻克新型材料、電子元器件、儀器儀表、精密機械、大型設備等技術難關。在他親自主持下，1964年10月，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1966年和1967年，又先后試驗成功核導彈、中程地地導彈和氫彈。並為遠程火箭、人造地球衛星、核潛艇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基礎。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2月，在中央軍委和中央政治局碰頭會議上，與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對“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做法提出批評，同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進行堅決的斗爭。后被江青等誣陷為“二月逆流”成員，遭到迫害和打擊。1969年2月到北京市第三化工廠蹲點學習。期間，受毛澤東、周恩來委托，與陳毅、徐向前、葉劍英每周舉行一次國際形勢座談會，向中央提出打開對外工作新局面的戰略性建議，對后來中美實現關系正常化、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產生了重要影響。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參加中共中央召開的老同志座談會，揭發了林彪歷史上所犯的錯誤。1977年8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參與領導新時期軍隊和國防現代化建設。1983年6月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1987年11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后，辭去黨內外一切職務。1992年5月14日因心力衰竭病逝於北京。他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八、第十一、第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四、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一至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其主要著述收入《聶榮臻回憶錄》，出版有《聶榮臻軍事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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