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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榮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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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55）。軍事家。原名羅慎鎮，字雅懷，號宗人。1902年11月26日生於湖南衡山寒水鄉魚形鎮南灣村（今屬衡東縣）。8歲讀私塾，12歲上小學。1919年入長沙協均中學，曾參加驅逐軍閥張敬堯和抵制日貨的運動。1924年7月考入山東青島大學預科。1925年作為學生會負責人之一，組織學生參加“五卅”反帝愛國運動。1926年夏畢業后，回鄉從事農民運動。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學理學院就讀。5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入中國共產黨。8月參與組織通城秋收暴動，任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黨代表。爾后率起義武裝百余人到江西修水，編入由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改編的江西省防軍暫編第1師（不久改稱工農革命軍第1師），參加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任師部參謀。后改任連黨代表，隨毛澤東參加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1928年4月朱毛會師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第31團3營黨代表。1929年初隨紅4軍進軍贛南、閩西，3月任紅4軍第3縱隊9支隊黨代表。參加了攻打龍岩、出擊閩中和廣東東江地區的各次戰斗。12月出席中共紅4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古田會議），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建軍思想，當選為紅4軍前敵委員會委員。他在擔任連、營、支隊黨代表期間，積極實踐毛澤東提出的各項建軍原則，參加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創建，在基層實行民主制度，反對軍閥作風，以自己的模范行動贏得了部隊指戰員的愛戴。
1930年1月調任第2縱隊政治委員，為貫徹古田會議決議、改造部隊的思想作風，進行了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第2縱隊的面貌發生顯著變化。6月代理紅4軍政治委員，8月任政治委員，與軍長林彪率部參加了攻打長沙和攻佔吉安等戰斗。同年冬在所謂肅清AB團的斗爭中，他反對濫捕錯殺，解救了一批同志。在中央蘇區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圍剿”中，參與作戰指揮，領導政治工作，同時組織部隊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糧款，擴大紅軍隊伍。1932年3月任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兼入閩作戰的東路軍政治部主任，4月參與指揮漳州戰役。攻佔漳州后，嚴格執行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政策，宣傳黨的抗日救亡主張，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1933年3月參加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4月起先后任江西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委總政治部巡視員和武裝動員部部長。7月兼任總政治部擴大紅軍突擊隊總隊長。採取從少先隊、赤衛隊到紅軍逐步升級的辦法，通過宣傳鼓動、說服教育，出色完成擴大紅軍的任務，受到中共中央表彰。1934年1月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並獲紅星獎章。9月任紅8軍團政治部主任，參加長征。遵義會議后任紅3軍團政治部代理主任，不久調回總政治部任巡視員。1935年9月任紅1軍團（陝甘支隊第1縱隊）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2月隨先頭部隊從陝北東渡黃河，參加東征戰役。6月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並兼任培訓高級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員。1937年1月任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紅1軍團政治部主任。
抗日戰爭爆發后，任八路軍第115師政治部主任，率115師一部從陝西三原出發，東渡黃河，開赴山西抗日前線，在晉察冀邊界地區的阜平、曲陽一帶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起敵后最早的縣級抗日民主政權。1938年初南下呂梁山地區，參與領導創建抗日根據地，與代師長陳光先后指揮午城井溝和薛公嶺、油坊坪、王家池等戰斗，保衛了黃河河防。同年秋參加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會后任115師政治委員。1939年3月初，根據中共中央決策，與陳光率115師師部和686團等部東進魯西平原，執行鞏固和擴大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首戰樊壩，全殲偽軍1個團，打開了魯西地區的抗日局面。8月參與指揮梁山戰斗，殲日偽軍300余人。11月與郭洪濤等趕赴湖（微山湖）西地區，迅速制止和妥善處理了濫捕錯殺的“肅托”事件，解救了大批受害干部和群眾，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據地。他率115師進入山東后，指揮所屬各部隊，和山東人民抗日起義武裝組成的八路軍山東縱隊並肩與日偽軍作戰，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團結抗日的友軍和愛國進步人士，孤立和打擊制造摩擦的國民黨頑固派，分別在魯西、魯南、冀魯邊、魯中、濱海地區發動群眾，建立抗日民主政權，發展人民武裝，鞏固擴大了山東抗日根據地，使之成為連接華北和華中敵后戰場的樞紐。
1941年8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委員、山東軍政委員會書記。同年冬，日偽軍5萬余人“掃蕩”魯中抗日根據地，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和115師師部等領導機關被日偽軍合圍於沂水縣留田一帶。他准確地判斷敵情，掌握時機，果斷決策，出敵不意地率部向日軍佔領區臨沂方向轉移，跳出敵人重圍。后又返回根據地中心地區，領導軍民堅持斗爭，挫敗日軍在山東進行的規模最大的一次“掃蕩”。在頻繁的反“掃蕩”斗爭中，領導部隊實行精兵簡政，改變兩個指揮系統並存的局面，加強黨的建設和政治工作建設，提高了部隊戰斗力。1942年3月主持召開115師連隊政治工作會議，全面論述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原則和方法，強調保証戰斗與工作任務的完成，是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務﹔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是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民主的方法，群眾路線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是政治工作的基本方法。與此同時，他總結反“掃蕩”的經驗，針對日軍對根據地實行的“鐵壁合圍”戰法，提出採用“敵打到我這裡來，我打到敵那裡去”的“翻邊戰術”，即把主力部隊部署在根據地邊緣地區，當敵人“掃蕩”時，不在根據地內與敵周旋，而是採取“敵進我進”的辦法，在摸清敵人尤其是當面之敵的動向后，趁其包圍圈尚未緊縮時，選擇空隙打到敵人后方去，打亂其部署，粉碎其“掃蕩”。1942年11月初，日偽軍調集1萬余人合圍在魯中的山東軍區等軍政機關時，他運用“翻邊戰術”，指揮115師主力部隊，出敵不意地向隴海路挺進，6天內連克靠近隴海路的海陵地區16處日偽據點，殲敵千余人，取得反“掃蕩”勝利。山東各根據地普遍採用“翻邊戰術”后，迅速扭轉了被動局面。
1943年3月任山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115師政治委員、代師長，9月任中共中央山東分局書記，統一領導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黨政軍工作。在日偽軍進行頻繁、殘酷的“掃蕩”和“蠶食”的情況下，他領導實行主力地方化，開展分散性、地方性、群眾性的游擊戰爭，加強對敵政治攻勢，同時主張堅持邊緣游擊區，使之成為外圍的擴張線和活動的跳板。1944年，隨著軍事斗爭形勢的好轉，領導部隊從以反“掃蕩”為重點的防御作戰逐步轉向攻勢作戰，發起一系列戰役攻勢，相繼攻克日偽軍堅固設防的沂水、利津等縣城，並連續爭取多批偽軍起義，打通了山東各根據地之間的聯系。7月1日發表《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為遵循的方向”，同時強調要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9月在山東軍區工作會議上，提出不能隻在熟人的小圈子中，以合乎個人口味來衡量使用干部，而要團結和發揮各方面干部的作用。1945年指揮部隊進行大反攻，控制山東境內的津浦、膠濟、隴海鐵路，包圍山東所有的戰略要點，收復了山東的大部分縣城和廣大鄉村，山東的八路軍發展到27萬余人。同年6月當選為中共第七屆中央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領導山東解放區軍民積極執行中共中央爭取東北的戰略決策，使山東成為進軍東北的主要前進基地和兵員基地，並率山東主力部隊6萬余人進軍東北。1945年10月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第二政治委員，12月任東北民主聯軍副政治委員。在國共兩黨進行停戰談判期間，提出不要把和平估計過急，應全面發展自己，准備長期作戰，並積極貫徹中共中央“讓開大路、佔領兩廂”的戰略方針，發動群眾、創建東北根據地。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副書記。8月去蘇聯治病，切除一側腎臟。1947年5月回到東北戰場，隨后參與指揮了秋季、冬季等攻勢作戰，組織領導了大兵團作戰中的政治工作。他在部隊中推廣第3縱隊訴苦教育經驗，增強指戰員的戰斗意志，提高部隊戰斗力。這一經驗后經中共中央軍委批示在全軍推廣。他建議並主持建設東北二線兵團，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組建了164個獨立團，為主力部隊輸送了大批兵員，對東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具有戰略意義。他還極力糾正一些部隊破壞城市的違紀行為，促成東北軍區頒布了8條《入城紀律守則》，后來中央軍委將這一守則轉發全軍。1948年8月任東北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兼東北野戰軍政治委員，參與指揮遼沈戰役。他堅定地執行中共中央軍委關於先打錦州、把國民黨軍封閉在東北予以各個殲滅的戰略決策，對奪取戰役勝利起了重要作用。東北解放后，與林彪率東北野戰軍入關作戰。平津戰役中，作為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委員和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政治委員，參與戰役指揮及和平解放北平的談判工作。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戰軍政治委員。3月主持中共與傅作義、董其武方面關於和平解放綏遠問題的談判。6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華中局（后為中南局）第二書記、華中軍區（后為中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9月30日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和總干部管理部部長，參與領導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具體指導了部隊整編復員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各軍兵種、各院校領導干部的選調配備工作。同時，他領導了建國初期全軍部隊“向文化進軍”，提出了“系統的、聯系實際的、穩步前進的”部隊政治理論教育方針。在領導全軍政治工作中，他強調發揚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優良傳統，學習蘇聯軍隊經驗要切合中國軍隊的實際，在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中加強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堅持黨委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由他主持制訂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在總結建軍以來政治工作經驗的基礎上，簡明而系統地規定了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的原則、任務和基本方法，成為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法規。他領導制定和完善了干部工作的根本制度，加強了干部隊伍的建設。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9月任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11月兼任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1955年組織實施了全軍授銜、授勛工作。9月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11月任中共解放軍監察委員會書記。1956年9月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因健康原因，獲准辭去總政治部主任及總干部管理部部長職務，但仍經常到部隊視察，進行調查研究。1959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分管民兵建設工作，制定了民兵工作的指導方針，提出民兵與預備役相結合的思想，糾正民兵工作中的浮夸風和強迫命令風。1961年1月復任總政治部主任后，提倡結合中國共產黨歷史學習毛澤東著作，著重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領會其精神實質，反對林彪提出的“帶著問題學”、死記硬背、“立竿見影”等把學習毛澤東思想庸俗化的主張，反對用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毛澤東思想。他還提倡發揚黨的民主作風，堅持實事求是原則，主張政治與業務密切結合，政治工作要保証業務工作的完成。他長期帶病堅持工作，為了解部隊的實際情況，不顧日益加劇的腎病，堅持深入部隊、院校和海防前線進行調查研究。1963年9月因腎功能衰竭引發尿毒症而再次住院。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他去世后，毛澤東在《七律·吊羅榮桓同志》中曾發出“君今不幸離人世，國有疑難可問誰？”的感慨。主要著作收入《羅榮桓軍事文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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